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干部战士的生活一直非常艰苦。根据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时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只拨给很少的一点薪饷，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有时连饭也吃不饱。大家的穿着都很破烂。到了夏天，有的还穿着棉衣；天气已经很冷了，有的还穿着单裤，甚至短裤。战士每个月的津贴费，只有一元钱，连一双布鞋都买不到。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而担负的剿匪、河防等任务却又非常频繁。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从1938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就把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在留守兵团各部队都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为了适应他们制造摩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需要，采取种种方式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度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手，是在给八路军的薪饷问题上用克扣、拖欠来做文章，在军粮供应等问题上也制造困难。例如，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地区以后，粮食非常困难，国民党西安行营却指定该旅按月到洛川一所粮库去领军粮。绥德到洛川，相距千里，我军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输经费，这显然是有意出难题。到了1940年11月，国民党便完全撕毁两党达成的协议，全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他们以为，凭这一着就可以把八路军、新四军逼上绝路。他们的第二手，是采用掠夺土地、牲口和其他财物的办法，破坏春耕秋收，破坏边区经济建设。这类事件，各地都有，而且经常发生。1940年六七月间，仅关中一地，顽军窜进边区就抢走耕牛18头，烧毁小麦17堆，抢走和糟蹋粮食150石，勒索银洋数百元。鄜县牛武区的两个村仅53户居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附近的顽军抢走粮食9000多斤，蔬菜1万多斤，以及一大批农具、食盐、黄麻和其他日用品。他们的第三手，也是他们感到最得意的一手，便是利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历时八个多月构筑起来的碉堡封锁线，对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周围的顽军在各村镇到处设立了检查处和侦察网，并且彻底破坏了通往边区的大小道路。他们对棉花、布匹、药品、火柴以及边区需要的所有日用品，一律严禁输入；对边区输出的食盐和其他土产也实行严格检查。边区军队和党政机关是他们严密封锁的对象，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他们也不放过，发现有所谓“走私”的，常被他们就地枪杀。
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大的方面不说，仅举我自己的一件小事为例：我刮胡须使用的几片刀片，是我1930年以前在苏联学习时买的。回国后已用了八九年了，每次刮脸前，我都要在石头上磨一磨。刀片又薄又小，磨起来挺费劲。后来我到陇东时，钳工出身的耿飙，用铁皮给我做了一个夹子，把刀片固定住，磨起来就好多了。但由于用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怎么磨也还是不锋利，刮起胡须来，还是疼痛难忍。其实，小小刀片，在西安等大城市都能买到，但由于顽军封锁，许多急需物资都进不来，这类小商品就更谈不上了。
用什么办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这重重困难呢？向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伸手吗？陕北地瘠民穷。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树叶，仍然缴纳了不少公粮，尽了最大的努力。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生活同样非常艰苦，日子过得很困难。尤其是1940年，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到严重损失，60万灾民嗷嗷待哺。记得这年初春，边区各县就普遍遭受旱灾；延安等县，又发生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瘟疫，仅盘龙一区就死了500多人。六七月间，各地又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水势之大，为近百年来所未有，沿河庄稼、农田全被冲毁。在这前后，保安等地还遭受雹灾，落在地上的冰雹一尺多厚。盐池、靖边等地飓风蔽日，数月未停，毁坏了许多庄稼以及房屋、牲畜。林伯渠同志和我当时曾联名致电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这个赈委会竟然不加理睬。事后想想也不奇怪。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是把边区几百万军民困死，哪里还会帮助你救灾呢！
正当我们在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也可以想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在谈到军队的任务时，他又笑着对我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紧接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南西北，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山峁到山沟，从河滩到原野，到处是开荒种地的人群，到处响起赞美劳动的歌声。那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那战天斗地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催人振奋。
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农业为主体，或叫“农业第一”。这是因为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至关重要。各部队都紧紧抓住了这个重点，在完成战斗任务的同时，普遍开荒，种粮食、种菜。干部战士生产热情非常高涨。许多同志在黑夜里烧着野火开荒，至于天不亮就上山，顶着星星才收工，就更是很平常的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场暴风骤雨，黄土塌陷，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农田、栽种起来的庄稼，往往毁于一旦。重新整修和栽培，需要付出成倍的劳动。但由于心中有个大目标，困难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各个部队的生产竞赛都搞得非常红火。他们经常利用一些纪念日，开展竞赛活动，来完成突击任务，如举行“纪念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等。部队的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经久不衰。
1940年冬天，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以后，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指战员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有的部队没有房屋住，没有粮食吃，他们就露宿荒山，吃野菜、草根充饥，连续苦干了几个月，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大生产运动一开始，三五九旅就提出“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几年以后，他们的粮食生产，竟达到了“耕二余一”，即积余一年的粮食，还达到了平均两人一头猪，一人两只羊，鸡鸭成群，牛羊满山。在鄜县一带，警四团奉命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开到了一个叫槐树庄的地方开荒生产。部队在露宿石崖边、饭菜见风凉的艰苦条件下，打窑洞建营房，经过两个多月奋战，解决了住房问题后，立即动手，开荒生产，并大搞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养殖业、畜牧业、作坊、手工业等。两年就开荒2.3万余亩，收获粮食六七十万斤。副业生产也搞得很有成效。
驻防陇东，由王维舟、甘渭汉、耿飙同志领导的三八五旅，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搞得热火朝天。庆阳、合水一带有水，他们就开荒种水稻，生产出陕北稀有的稻米。大凤川、小风川一带，草深林密，他们把部队开进去，烧荒造地。树林里常有虎豹豺狼，他们就组织战士三人一组，把打猎同练习打靶结合起来，锻炼了射击本领，还猎获了不少野味。战士们打豹子的办法很有意思：把一颗手榴弹同一只野兔子拴在一起，挂在树枝上，豹子一口咬去，手榴弹爆炸，一只豹子便被猎获了。有一回，他们挑选了一只大豹子，运到延安，送给了朱德总司令。
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也抓紧了工业生产。为解决部队的被服供应，首先抓了纺织工业，先后开办了纺织厂11处。其中以团结部直接筹办的大光纺织厂发展最迅速。开始只有一个战士会织布。在领导的支持下，他买了一架木机、一捆棉纱，作为试验，一天就织了十几丈布，计算起来，成本较市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们便抽调了二十几个战士，买了十多架织机，办起了纺织厂，不到半年工夫就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需要。到1943年，这个厂就已发展到拥有织机100多架、职工200多人、蛮像个样子的工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