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非常关心。我每次去向他汇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他都非常认真地听取，并适时地给予了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我们，要虚心学习前方的作战经验，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他要求我们团以上干部要注重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对部队的训练，毛主席要求我们少讲多做，采取启发式，多搞实兵演习。那时搞训练不像现在，既缺教材又缺器材，也没有现成的军事教官，主要靠抓干部教育，靠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开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每一次会议又是实际的干部集训。一方面汇报交流过去的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订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会议期间，团的干部全扎上皮带当列兵，旅的干部当班、排长，然后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委、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又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那时候，教材也很缺，正规教材只有国民党发的《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作战指导纲要》、《步兵教范》等书，从数量到内容上都不能适应部队训练的需要。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教材。像“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参谋工作提纲”等等，都是自己编的教材，那时找一点军事参考书十分困难，我虽然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但回国时为了对付层层检查，基本上什么书都没带回来，以后在中央苏区收集了一点，长征轻装时，只留下两本，一本是《战役问题》，一本是《战斗条令》一直带在身边，在留守兵团的初建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们还注意学习前方的经验，将《晋察冀抗日经验》、《冀中平原游击战经验》等等，印发给部队做学习教材。后来条件好了些，我党从共产国际带回一些俄文书籍，延安翻译局的曾涌泉等同志翻译了一批苏联的军事教材，在各种教导队训练班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留守兵团办的第一个训练班是参谋业务训练班，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办了机枪训练班、特等射手训练班，学习组长训练班，防化训练班，侦察训练班等等。我们开始办参谋训练班时是最“穷”的时候，留守兵团刚建立，一无所有，除了原有的参谋外，又从部队选了些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作战经验的同志参加，目的是提高机关工作水平，有效地指导部队。邵震同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到参谋训练班时什么都没有，经常和我在一起，我凭记忆口授参谋工作的业务课，他们记录整理，再印出来当教材。学习制图、标图时也是自己画的草图，一切都是土法上马，培养出留守兵团第一批参谋人员。陈慕华同志也在参谋训练班学习过，是留守兵团的第一个女参谋。
说到参谋训练班，使我想起了我的侄儿萧伟（又名萧伯鳌）。1938年初，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一批一批地来到延安。萧伟时值高中毕业，也积极加入了这个潮流，只身来到延安找到了我，要求参加革命。那时他年轻英俊，充满革命热情。他在参谋训练班学习，成绩很好，以后在延安炮兵司令部做参谋工作，一直积极肯干。1944年8月，党中央决定派三五九旅挺进湖南、粤北，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以阻止国民党的反革命逆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萧伟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我，坚决要求随三五九旅一起开赴前线。精诚所至，我批准了他的要求。11月，萧伟随王震、王首道同志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鄂豫皖。后留在长沙。1948年，他在周里同志领导的湖南省工委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长沙市国民党警察局局长蒋某捕去，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活埋，壮烈牺牲。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便找到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岳麓山爱晚亭东南方百多公尺的地方。在他的墓前我沉默良久，回忆他的音容笑貌，感到十分痛惜，萧伟是我的好侄儿，也是革命的优秀战士，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教育。他为革命而死，死得壮烈、死得其所，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1940年，为了进一步提高留守兵团的干部素质，我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开办了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轮训营以上干部。第一期的班主任是张文舟，罗钰如任教务处长。研究班开设军事课和政治课，聘请我党的一些理论家讲课，如艾思奇讲哲学课，马洪讲政治经济学，郭化若讲军事课，毛泽东同志也来讲过课，我和曹里怀也兼讲军事课，如兵团战术等。每期半年，大约办了三四期，对留守兵团干部的军事理论、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中，我们还普遍倡导了文化学习。开始，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看书、读报者极为普遍，营连干部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五十，指导员不能讲政治课的也为数不少。兵团政治部提出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2000以上，能读报、看文件，写简单的书面报告；战士识字在500字以上，能写简单的信，能写墙报稿。经过几年的学习，实际上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当时干部、战士学文化的热情特别高。窑洞内外的墙上都挂着识字牌，还学习“新文字母”。纸笔缺乏，就用树枝、木条代替笔在地上写，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纸。耿飙告诉我，他的文化水平本来不高，在驻守陇东期间，留了个到延安来的大学生在身边工作，每天教他学习文化。几年下来，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读了不少书，很有提高。
在对部队的教育方式方法上，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贪多，少而精。不论课堂、野外、操场，各种科目都抓住重点进行教学。二是多做少讲。一切战术动作，都尽量避免在课堂内纸上谈兵，多在野外实际地形下，出具体情况，且做且讲。三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反对抽象空洞的讲解，多打恰当的比喻，用图表、沙盘做形象教学，反对教者故弄玄虚，故作深奥，把原则讲成僵死的教条。四是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在课外，利用俱乐部活动，组织演讲会，问答晚会，猜谜、揭晓、读报等活动，将教育训练的内容生动活泼地贯穿进去。那时的教育训练也注意与学习、生产结合起来。有的部队在行军中，不但能利用大小休息进行教育，而且在行军中，干部插入队里，提出简单明了的问题，战士边走边想，边做答案，干部且走且听，且做扼要总结。有的部队在河防土工作业中，一边做工事，一边读报学习。有的部队在生产打柴中，干部随手指一目标互相测量距离，识别地形。有时假设一简单情况，演习运动跃进。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训练方法，使指战员们的实际的战术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随着军事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的深入发展，干部中形成了研究学习军事理论、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热潮。由此也提出军事训练如何更加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问题。于是，从1940年开始，留守兵团决定开展以近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近战教育算是我的一个主张吧，也是我对毛主席军事理论学习的一个运用。为什么要进行近战教育，我的主导思想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的。由于我们的部队主要是装备较劣的步兵，而作战的对象则是装备精良的强敌。积当时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以我们装备技术落后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近战的特性，就是步兵以神速隐蔽的动作，乘敌不备或立足未稳，突然接近敌人，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进行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进行短距离的包围迂回的机动和反复地击退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纵深，以追击或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从正规战的操典来说，战斗的一般进程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从冲锋开始到纵深战斗这一阶段。这是战斗中最紧张、最复杂和最顽强的战斗阶段。对于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说，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依据上述观点，我写了一篇《近战战术》的教材性的文章，发到部队指导整个部队开展近战教育。这篇文章毛主席亲自阅过，并指示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了小册子。
近战教育很快在部队展开。在前一段教育的基础上，训练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在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步兵近战的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在战术方面，着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突破前沿，连续的纵深战斗——击退敌人的反冲锋、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如何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运用四大技术，坚决、果敢、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在实践中，战术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技术是战术实施的基础，而战术则是使技术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的保证。鉴于近战是与敌人短兵相接、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我们在训练中特别注重培养指战员机动灵活、坚忍不拔、勇猛果敢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培养指战员人人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的精兵强将。
在近战教育中，留守兵团经常进行实兵演习。毛主席得知留守兵团要搞演习，经常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场地。他走到我们司令部工作人员中间，详细询问战术演习想定，走到战士们身边，仔细观看他们的战斗动作，对我们的演习给以指导。毛主席十分高兴，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记得我曾经让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搜集了一百多个战例，包括反摩擦斗争中的典型战例，结合近战教育，在干部中进行战例讨论，研究不同情况下的作战经验，进一步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这一教育训练的开展，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这前后，胡宗南等顽固派纠集国民党50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不断挑起摩擦战斗，政治土匪也不断进行骚扰活动，都遭到了我军迎头痛击。
1942年底，留守兵团与贺龙同志的晋绥军区的部队合并成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徐向前和我任副司令员，我主要分管训练工作。留守兵团的各个部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943年冬，边区面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紧张形势，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了战备动员，要求边区部队很好地进行冬季训练，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战，方法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1944年冬季，全国面临大反攻的前夜，部队又规定了“巩固提高技术，着重战术，加强业务教育，进行全面训练”的方针，用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了战术教育。两年的冬季训练，部队在战术上提高了勇猛、机动，顽强、速决的近战、夜战的特性。四大军事技术也更为熟练。八年抗战，留守兵团成长为一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红色劲旅，为前线输送了2000多名经过比较系统的军事训练的干部战士，也打下了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并且为解放战争准备了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