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黎泰战役之后，中央根据地扩大到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当时，苏区中央局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指导下，推行“进攻战略”。继续将矛头指向敌人重兵设防的金溪、资溪、抚州，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了巩固新开辟的建黎泰地区，使之成为中央红军继续进攻的后方，1932年12月30日，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决定，任命我为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兼政治委员。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后，金溪、资溪、黄狮渡等战役我都没有参加。
建黎泰警备区驻建宁，当时，方面军总部也在建宁。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免去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委。建黎泰警备区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苏区，做后方工作。那时各县都有一些地方游击队、民兵，还有一些是随中央红军北上的老区支前部队。我们的任务是整顿、训练这些地方部队，指挥他们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为前方的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同时，指导后勤工作，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支前，做物资保障和伤员转送、收治等工作。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50多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约12个师16万人，由陈诚任总指挥，担负围剿的主攻任务。中路军分为三个纵队，以罗卓英为纵队长的一纵，向乐安、宜黄集中；吴奇伟的二纵，向抚州，龙骨渡集中；赵观涛的三纵，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企图将我军分割在黎川、泰宁、建宁、广昌以北一线，与我主力红军决战并一举歼灭，而后占领我新开辟的建黎泰地区，伺机向南与闽、粤的左、右路军形成合围，摧毁我中央根据地。
这样，地处中央苏区北线的建黎泰地区，形势严重起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先发制人。1933年1月，军委命令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军区的红军南渡信江，到达建黎泰地区，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归红一方面军指挥。2月，军委任命我为红十一军政治委员。接着，便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我军曾把战场选在抚河以东地区。由于敌人重兵坚城，主力红军决定西渡抚河，进逼南丰。陈诚发现我军企图后，即命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妄图以优势兵力同主力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朱德同志决定撤围南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此时，敌正以赵观涛指挥的三纵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分割在建宁、黎川地区；以吴奇伟指挥的二纵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主力，并截击我军的归路；以罗卓英指挥的一纵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广昌，在堵我归路的同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2月22日，朱、周命令我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从新丰东渡抚河，吸引钳制敌人三纵主力东进黎川。同时，迷惑敌二纵继续向康都方向执行其吸引红军主力的原部署，将我进攻矛头对准威胁最大的敌一纵。我军主力秘密南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又分两路北上，在宜黄的黄陂山埋伏下优势兵力，打了一个漂亮的黄陂山大兵团伏击战。那次战斗中，我们指挥十一军，按照方面军总部的要求，大摇大摆地向黎川开进，按时到达指定的位置，成功地吸引了敌人，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主力已经东移黎川，于是命令中路军向广昌、黎川推进。在此期间，我地方游击队在主力红军行动的左右积极活动，使敌人捕捉不到我真正的主力所在，直到伏击战打响，敌人还以为是游击队。这一仗，全歼了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除一个团逃脱以外，其余均就歼，打了一个大胜仗。待敌二、三纵回援宜黄时，我军已胜利撤出战斗。
黄陂战役以后，3月中旬，敌人调整部署，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术，以二纵为前纵队，一纵和三纵的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另两个师为预备队，向广昌方向进攻。这时，军委命令我十一军再次担任钳制和吸引敌人先头部队东进的任务，诱敌深入，给主力创造歼敌的机会。这样，我十一军在前面牵着敌人前纵的鼻子走，主力部队则北移至东陂地区埋伏待机。当敌人的前纵通过四个师之后，我军立即截断敌人后纵的第十一、第九两个师，又打了个漂亮的山地运动战，一举歼灭敌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敌人被迫撤退南丰。
黄陂、东陂这两次战役，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然而，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毅然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分割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新开辟的根据地得以巩固并扩大，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1933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0次常务会议，认为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占很重要的地位，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以及信江、抚河之间的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即省政府），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邵式平为省政府主席。同时成立闽赣省军区，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