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五军团还在进行整编的时候，赣州战役已经打响了。打赣州，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毛主席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但教条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调三军团等主力打赣州，企图通过攻打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一省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
赣州战役是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进行的，三军团的指战员们打得很英勇。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是坚固的城墙，强攻不易，我三军团便进行坑道作业，从地下接近敌人的城墙进行爆破。敌人火力太猛，连续几次爆破都未成功，自己伤亡很大。由于前方战事紧张，军委指示我们红五军团迅速完成整编，准备开赴前线参战。2月中旬五军团完成了整编，即电告军委。新整编的部队情绪稳定，我们一面集结待命，一面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部队参战热情很高。2月中旬，按照军委指示，五军团十三、十四、十五军向赣州疾进，驻茅店、江口一带，准备增援三军团。此时赣州战役已打了20多天，敌人据险固守，始终未能打下。27日，我们接到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来函，得知敌罗卓英师及陈诚、公秉藩部自吉安方向来援。于是我们立即请示军委，建议在谭口、储谭、大湖一线沿河阻击敌人，以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此部署得到军委的批准。我十五军进至储谭、大湖口一线，其余部队进至里镇、梅林（今赣县）一带，在赣州外围阻击增援敌人。我攻城部队经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伤亡大而且困乏。城内敌人自恃有援兵，进行出击，一下把我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了起来，情况十分危急。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记得前几年，一位当年曾在这个师任师职干部的同志来看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说，那次若不是红五军团，我们师就全完了。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参加的第一个战斗。
赣州久攻不克，前后历时一月余，最后不得不于3月7日撤围。这一仗没有打胜，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政治上提出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像赣州那样敌人重点防御的城市，硬要去打，结果打成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赣州撤围后，部队集结于江口。3月12日，军委发布命令，重编一、三、五军团。原五军团十五军调给一军团；十四军调给三军团；十三军和原属一军团的三军组成五军团。季振同仍任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十三军仍由董振堂兼军长，政委何长工；三军军长徐彦刚，政委葛耀山。记得在江口集结混编完成后，一、三、五军团开了联欢会。会上，不知是哪位同志“起哄”，说我会跳舞，在一片拉拉声中，我被硬拉上舞台。于是，我穿上一双高筒皮靴，不无幽默地对大家说，我来一个高加索舞。其实，我也并不会什么“高加索舞”，就是学着苏联人的样子，在舞台上乱蹦乱跳了一气，不料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舞”毕掌声欢声雷动。从此得了个“会跳舞”的名声。
赣州战役以后，红军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央召开了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向北发展的主张，即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赣东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逐渐与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在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毛主席的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仍决定主力分兵两路，由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委任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总政委；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总政委，沿赣江而下，占领沿江大城市，赤化两岸地区，执行完成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分兵后，五军团为第二梯队，监视广东粤军，掩护三军团过江，处理一军团行动后的善后工作。这样，五军团的三军，十三军即活动于赣州以西，信丰与安远之间，把守苏区南大门，同时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打土豪，筹款子。那时红军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巩固的后方，单靠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的供给是不够的。所以，红军除了打仗取得一些装备上的补充以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筹款筹粮，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时，毛主席提出建议。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经军委批准，一军团先行东下，打下龙岩后，又准备攻打漳州。漳州是福建的一个大城市，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为了打胜这一仗，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开往龙岩。四月中旬，五军团到达龙岩。三军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配属一军团参加攻打漳州，军团总直属队驻龙岩城，十三军分别驻适中、夏老、大小池，主要任务是维护龙岩至龙山、汀州至上杭的交通线，保证漳州战役顺利进行。此时龙岩刚刚打下不久，尚属新区，情况较复杂。土豪劣绅多逃进土围子，群众受欺骗宣传，不少人躲进山里，城里粮米很贵。周围山里土匪也很多。部队一方面执行总部交给的任务，一方面打土围子，消灭土匪，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恢复苏区。同时整顿部队。这里我还记起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初到新区，我们对部队要求很严，规定不准无故放枪，违者坐禁闭。有一天，董振堂同志在擦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这时下边有些士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讲开枪要坐禁闭吗？这下总指挥开枪了坐不坐禁闭呀。”这些议论传到董振堂耳朵里，于是他打起背包要去坐禁闭。我听到此事连忙去劝阻他。我说你这是无意中走的火，与我们禁止放枪是两回事，不要去坐禁闭了。但董振堂执意要执行纪律，我再三劝阻还是不行。最后我急了，说，如果你一定去坐禁闭，那我也陪你一起去坐。这样他才罢休。这件事传开了，部队很受教育，总指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纪律，下级官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红五军团之所以能迅速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红军部队，与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自觉革命，自觉改造的表率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漳州战役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张贞的主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到一大笔款子和物资，补充了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大胆的外线出击，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震撼了敌人的营垒。
漳州战役后，部队准备向北发展。这时，广东陈济棠所属粤军频频向苏区进犯，在我中央苏区南大门上构成了很大威胁。为了巩固中央苏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向北发展，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回师赣南，狠狠打击粤敌的嚣张气焰。
1932年6月，五军团作为东路军的先头部队从龙岩出发。这时南方的天气已是烈日炎炎，行军很是艰苦，但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昂。走到半路，由于一军团四军军长王良同志不幸牺牲，军委决定调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去任四军军长。
6月底，五军团到达芥子圩，这时我东路军番号取消，重新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一军团行动。当时的敌情是这样的，粤军共12个团，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庚、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地，在广东南雄附近有6个团。另外，在赣州以北还有蒋介石的5个师，湘南有何健的2个师。我们一、五军团的任务是，由信丰进军南雄，在敌人的屁股后面造成威胁，迫使敌人回援。这样，我们在南雄一带敌人的前面截着打，三军团追着敌人后面打，一、三、五军团及十二军、独三师、独六师等部队协同配合，给这股粤敌以致命的打击。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自部署指挥下，我五军团在水口地区打了一个恶仗，就是著名的水口战役。
7月7日，粤军张枚新第四师到达乌迳。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出击，消灭张部于乌迳、新田一线。我们立即部署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三军迂回左翼包抄。八日晨得知敌于昨夜十二时许向水口逃窜。我们当即命令三军、十三军迅速改变任务，由三军追击敌人，十三军取捷径奔向水口，插到敌人前面截击退路。下午1时，先头部队三十八师已抵水口以东的蒻过村，隔河与敌人打响。3时，三军也赶到该村东北端森林内。我们命令三军立即从十三军左翼突击，展开于蒻过村东南地区，从敌右侧背后发起攻击。下午4时左右，敌人2个团溃逃，我乘胜追击，过了浈水，直追至离水口约5里的高地，已是晚上7时左右了。当夜我军撤回，主力靠拢宿营。
7月9日晨，接到军委消灭水口之敌的命令。我军立即发动攻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展开激烈的拼杀。十三军仍担任正面攻击，三军从左翼包抄，迂回到敌后与敌2个团相遇，激战数小时。中午，敌人援兵赶到，以9个团的优势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预备队已使用尽，部队伤亡很大。三军八师的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部队几乎失去指挥。九师伤亡亦大。军长、政委、参谋长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董振堂把外衣脱掉，身穿一件白衬衣，在阵地上身先士卒与敌人白刃格斗。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地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直到下午4时，敌人的进攻才渐渐弱下来。这时我独三师、独六师的援兵赶到，看到我们阵地的壮烈场面，未等命令即进入阵地与我军一起参加战斗。直到晚上7时，才打退敌人的进攻。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我们转移阵地露营。听水口方向的枪声一夜未断。
10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了。毛主席来到我们指挥所，聂荣臻和林彪也来了。毛主席听了我和董振堂的汇报，又亲自观察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当即向林、聂和我们部署了战斗任务。决定一军团使用于三军方面，十二军使用于十三军方面，命令我们马上出击，坚决消灭敌人。林、聂接受任务后便赶去部署部队。待增援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击。此时虽然陈济棠也调来了8个团增援，但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溃退了。我军乘胜追击。我跟着部队冲上去，发现毛主席也跟着冲上来了。我连忙停下劝阻。我说现在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你不要追了，我们随部队追击就行了。毛主席不答应，一定要追。这样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他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对我们和广大指挥员是极大的鼓舞。
水口战役，我军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这次血战，共击溃敌人20个团。粤敌经过此次惨败，全部退出了赣南，较长时间未敢再犯，使我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到巩固，取得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从整个战役的指挥上来说，毛主席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做了总结，说水口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从当时部队调动的情况看，本意是想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没有能集中起来。五军团在水口和敌人对峙了两三天以后，一军团、十二军才赶到。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了。由于敌我兵力相当，虽然击溃了陈济棠20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但从作战的情况看，五军团的指战员们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水口战役三四天的时间内，天上滴雨未下，烈日当头。有时送不上水和饭，战士们渴了喝稻田的水，饿了嚼口生米，夜晚就露宿在阵地上。由于实在太困乏，倒地就睡，醒来时才知道是与敌人的尸体躺在一起。战争如此残酷，五军团没有临阵逃脱的，表现十分英勇。据战后统计，在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900多人。事实雄辩地证明五军团起义过来后，经过教育改编，经过赣州、漳州特别是水口战役的考验，这支部队的思想是稳定的，作战是英勇顽强的，已经成长为一支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红色劲旅。
水口战役以后，部队开始向北发展。8月，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五军团的三军又编回了一军团，十四、十五军又编回了五军团。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乐安战役是一军团担任的主攻，三军团在乐安城东北警戒，我五军团在城南做预备队。8月17日将城攻下，消灭敌孙连仲二十七师八十旅共3000余人。接着，又发起宜黄战役。连打两个胜仗，部队得以顺利地向北发展。不久，又发起了建黎泰战役，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与闽北苏区连成了一片。宁都起义一周年时，军委在黎川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朱德、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颁发了勋章。中央临时政府向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慰电，表彰五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这次会后，我就离开了五军团，就任新组建的建黎泰警备区的司令员兼政委。
以后，红五军团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批的干部成长起来，至今还在党和军队中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同志有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张永励、谷广善、李雪山、刘向山、蒋耀德等。在革命斗争中，赵博生、董振堂等一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地战斗、前进。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毛主席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红五军团以她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