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闽西短短的一年中，主要是做军事工作，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从1930年7月起，由于贯彻立三路线，为实现闽粤桂三省暴动的目标，闽西主力红军出击东江连遭失败，部队遭到损失，根据地被迫缩小，我到闽西时正面临着这一严重形势。1930年12月的坑口会议，目的是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张鼎丞同志所说“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并未清算，对于闽西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政策，也未具体地研究和转变”。坑口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后来也并没有具体实行，因为它脱离实际，根本行不通。第一，广东东江苏区根据地当时已经失败了，剩下几百人的游击队，退往了南山，在这种情况下，仍提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针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蒋介石已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敌我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敌人在我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由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朱、毛红军，闽西也当然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在战略方针上不能离开配合朱、毛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整个形势，而孤立地向东江冒进。第三，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上看，以我们千余兵力去进攻张贞的一个师和其他广东军阀、团匪，显然是力不从心，陷于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前两次打东江已是明证。由此可见，虽然经过坑口会议，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这一错误的指导方针虽未执行，但给部队作战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带来很大影响，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一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一直持续到1931年3月的虎岗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一时期，我对苏区的军事工作尚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熟悉情况的阶段，率领部队打了一些小规模的防御战。对于再次打东江，我是表示反对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从最简单的军事常识来说，拿一支仅千人的部队去与敌一个师作战，无疑是愚蠢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1931年三四月间，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一月份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虎岗会议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名义上继续反立三路线，实际上接受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地方上，提出了以深入土地革命为中心，实行查田查阶级的过左政策。与此同时，在党政军中开展“肃反”，又提出以肃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实际上都是推行王明路线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肃反、查田查阶级工作，在军事上提出了一个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的战略方针——“保卫龙岗、虎岗”。
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我们将闽西红军主力新十二军从北线南调到龙岩、永定一带，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求向金峰一带打开一个出口，牵制敌人，达到保卫龙岗、虎岗的目的。十二军南调以后，即攻打坎市，结果攻坚未果，部队反受挫。后来又指挥部队去打大、小池，同样是硬拼仗、消耗仗，城池未打下来，部队又遭损失。确定这一作战方向，主要是认为龙岩、永定是闽西苏区的基地，要巩固苏区就必须巩固龙岗、虎岗。而虎岗是省委机关所在地又在苏区南部边缘区，距敌占领的坎市只有三十里。这一作战方针的确定，实际上拴住了部队的手脚，使部队不敢远离苏区去放手打仗，发展苏区，形成了保守主义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攻打坎市失败以后，又将十二军调回虎岗集中肃反。当时“以肃反为中心”，一方面需要部队作后盾，另一方面又搞得风声鹤唳，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对部队本身也不信任，更不敢让部队远离苏区。结果，连以保卫龙岗、虎岗为目的的深入敌后打游击，牵制敌人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使部队始终处于被动应付、单纯防御的地位。后来，为了防止钟绍奎、傅柏翠部队腰断苏区的企图，又调十二军去消灭傅柏翠。这一行动不仅扑了空，反因给养困难造成部队与群众的对立情绪。随后，部队又展开于上杭、武平方向，准备打击钟绍奎的进犯。这一军事指导方针持续了三四个月，直到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才停止。
在这期间，我指挥部队打了不少仗，虽然有些仗也打胜了，但苏区不但没有巩固，反而日益缩小，红军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削弱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保守主义的“保卫龙岗、虎岗”方针指导下，开始，我们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单纯防御的方针，在敌人的“围剿”面前，把主力部队拉来拉去，处处招架，大门不出，后门也不去，自己把自己束缚在家里，反而让敌人到我们苏区内部打游击，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战术上也是只注意攻打据点，打正规战。如两次打大、小池，打坎市，都是硬拼，结果伤亡、消耗都很大。这些军事工作上的失误，我作为指挥员都是有责任的。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但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太多的军事指挥艺术。挫折和失败教育了我，使我逐渐体会到在红军弱小和根据地不稳定的情况下打仗，更多地需要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与敌人盲目硬拼的阵地战，攻坚战。残酷的斗争迫使我去学习，去思索，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向北发展”的军事战略方针。从当时闽西所处的具体情况看，南线敌人的实力最强；向西则有汀江等河流阻隔，不便发展；向北敌人仅为地方团匪，力量薄弱，而且地域广大，粮食充足，群众条件好，可以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因此决定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以求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苏区，扩大红军。南线留一部分部队打游击，牵制广东的军阀部队，掩护主力向北发展。具体计划是：（1）先打下上杭、永定之间的芦丰、丰稔两据点，巩固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络线，然后主力向汀州、连城方向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2）在南线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罗明同志为书记，除地方武装外留下主力红军的三分之一；（3）省委北移，第一步移向白沙。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具体计划的实行也比较顺利。
为了实施“向北发展”的方针，我们决定先调十二军一部南下与虎岗警卫营、彭杨学校的学员一起攻打芦丰。芦丰当时为地方团匪钟绍奎部盘踞，在这一军事行动开始前不久，伍修权同志从苏联回国来到闽西，分配在闽粤赣军区工作。那时他年轻有为，军事知识丰富，我们一起研究制订了攻打芦丰的计划。在等待十二军到来的时候，发现敌人有增兵芦丰的企图。我们当即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先以虎岗警卫营和彭杨军校的学员共四百余人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芦丰。下午敌人援兵赶到，与我争夺激烈，我军即撤往蓝家渡集结。在战斗中，伍修权同志不幸负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次日，十二军赶到。钟绍奎及邱伯琴等匪部集中千余人袭击蓝家渡，激战一天，将敌击溃。钟绍奎被赶回河西上杭，邱伯琴也逃出了苏区。接着，我集中兵力进攻丰稔，敌人闻风而逃。部队在丰稔休整数日，将虎岗警卫营编入十二军。这时，虎岗已被敌人占领，省委领导同志张鼎丞、罗明、芦德光等集聚于丰稔，决定主力北上，芦德光随军行动，罗明率十二军的一个团及地方武装留下，负责南线工作，省委机关移驻白沙。我到白沙时，敌情紧张，省委机关继续北移徐坊。敌张贞、区寿年及钟绍奎等六个团的兵力从龙岩、上杭、永定方向向苏区进攻，白沙被占领。我指挥十二军其他部队及彭杨学校的学员（总共约八百余人）向汀州、连城方向发展，到达汀州附近。钟屋村一仗，击溃了敌人的主力卢兴邦、易启文等部，随即乘势夺取汀州城，接着又攻占了连城。这几仗打得十分干净利索，部队士气越来越高，仗越打越好。此时，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攻克了瑞金。中央红军第十二军在罗炳辉、谭震林同志率领下，到达汀州。至此，中央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这大约是1931年的9月。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威慑下，南线敌张贞被迫退守龙岩、永定一线，被敌人占领的上杭、永定大部分苏区又夺回我们手中。新老十二军在汀州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由罗炳辉同志任军长，谭震林同志任政委，谭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
这一阶段的军事工作的战略方针，是符合闽西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指导思想的。我正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懂得了这个道理，逐步走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然而，在当时以至在后来批判罗明路线的时候，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指责我们“向北发展”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路线”，这显然是错误的。闽西苏区是上海党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从1931年起，由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党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这期间，党中央不断从上海派人路经这里，宣传、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闽西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按照“左”倾的理论，闽西的发展方向应是继续不断地向南，以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形势，那就不叫逃跑主义。闽西从1930年7月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那是一条失败主义的路线。如果说，“向北发展”的方针能及早定下，对尽快结束立三路线的错误，巩固和发展闽西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收效将更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中没有缺点错误。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在主力向北发展时，有目的的地在南线组织两个支队，一支向龙岩，一支向闽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就可以既巩固老区，又发展新区，收获会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