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我和李卓然同志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临行前，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用密写药水在一条手帕上为我们写了介绍信，由卓然同志带在身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猖狂，党在白区的组织不少遭到破坏，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十分谨慎。离开上海时，我化装成商人，李卓然同志化装成教师，经过数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来到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租界地，虽然也危险，但由于它的自由港的地位，过往的各国人众多，客观上比较好隐蔽。我俩与交通员接上头，住在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上安排去汕头。
一天，我俩在街上走，看到一个小书摊上摆着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就买了下来。因为我们从苏联回国的时候，为了躲避层层哨卡，基本上什么书都没有带回来。看到合适的书，就想买一点，准备日后工作之用。不料在过卡子时，不知为什么，英国巡捕把我们扣下了。当时这本书还在我手中拿着，扮作教师的李卓然同志马上很机警地把它拿了过去。因为我是扮作商人的，这本书我拿着显然不合适。过了一会，巡捕来搜查我们。先搜了我的身，什么也没有搜到，接着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大米生意的。在搜查我的时候，我看到李卓然同志从容不迫地拿出那条写有介绍信的白手帕，使劲擤了一下鼻涕。卓然同志有鼻窦炎，这件事办得既自然又贴切。当英国巡捕搜他的身时，看到这个沾着鼻涕的脏手帕，厌恶地把它扔在地上，结果自然也是什么也没搜出来，就挥手让我们走。这时，卓然同志很坦然自若地把手帕拣起来放进口袋里走了。李卓然同志表现得是那样的机警、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遇险以后，我们的行动更加谨慎了。过了几天，党的交通员送我们从香港到了汕头，沿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经大埔进入闽西苏区。我留在了闽西，李卓然同志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奔赴赣南中央苏区。
闽西根据地是1928年张鼎丞、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领导闽西人民进行武装暴动后创立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党长期领导闽西革命斗争，群众基础较好。1929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进入闽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1930年6月，以这两个根据地为基础的中央根据地基本形成，但两块根据地还没连成一片。也就在这时，立三路线统治了全党。由于立三路线的总方针是“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定以武汉为中心举行武装暴动，调动全国主力红军包括闽西的红十二军离开苏区去攻打长沙。与此同时。闽西贯彻了立三路线，集中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一军向广东出击，企图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结果红二十一军两次出击东江都遭到了失败。
我来到闽西苏区是1930年底，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时候。当时闽西的形势并不好。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失败以后，又在龙岩等地受挫，部队遭到损失，兵力只有两个团，共千余人，士气不高。闽西苏区的群众由于我军事上的失利，情绪也受到影响，地方武装力量也很薄弱。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闽西苏区南线的军阀部队张贞的一个师，向苏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撤出了苏区的首府龙岩城和永定，接着敌人又进占了龙门、白土、坎市等地。在苏区北线，有土匪芦新铭、芦兴邦部盘踞在汀州、连城一线，西线上杭一带有敌钟绍奎部千余人，东面上杭以北四、五区为当时视为敌人的傅柏翠割据，形成了对闽西苏区四面包围的态势。敌小股匪徒经常潜入苏区内地进行破坏活动，群众中有风声鹤唳之势，部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形势很紧张。
1930年底，中央派邓发同志来闽西，在坑口省委所在地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的决议。我到坑口的时候，会议正在进行，我没有参加此会议。会后即成立了闽粤赣省委和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同志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任参谋长。接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红二十一军改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省委和军事委员会机关遂移至永定的虎岗。
闽西苏区是我1930年回国后第一次在红军中工作接受战斗洗礼的地方，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我开始了自己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初次实践。从个人主观上来说，是一心一意努力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想把自己在苏联学习的军事知识用于红军建设的实际。记得当时自己看到部队的素质较差，军事技术水平很低，便开办教导队，亲任教官，训练干部。不久，组织上又确定我兼任闽西彭扬军事学校的校长。我们将部队中表现较好，作战勇敢，有发展前途的同志选拔到军校进行速成学习，学习基本的战术技术，学习带兵的方法，进行实战军事演习，为部队培养一批连、排干部。那时候办学虽然很简单，学习周期也很短，两三个月，顶多五个月，但要求很严。我那时从苏联刚回来，决心按正规的方法训练部队。要求军容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学员、教职员一律穿细布列宁装。我学习苏联的被装样子，为部队设计了红领章，用两块小红布缀在衣领上，先在学校中实行，后来推广到部队中去。在中央苏区二、三次反围剿期间，闽西也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战事，所以，学校也经常配合战斗，不能在一个地方进行单纯的学习、训练。因此，我们的训练方法是结合实战进行学习训练，每一仗打下来就总结经验，进行再学习，这样使学员在短时期内有较大的提高。
1931年春夏之际，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同志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从上海来中央苏区，路经闽西去瑞金。他们来到闽西，恰逢我正在指挥部队进行保卫虎岗的军事演习。王稼祥同志不顾疲劳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看部队演习。这是我初次结识王稼祥同志。我们两人一起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他一面看演习，一面不时地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军队的来源，成分问题，作战能力问题，部队党的建设和作用问题，军民关系问题等等。也许是因为他长期在国外，又刚从白区到苏区来，样样都感到新鲜的缘故，问得很详细，听得也很认真，一副虚心好学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外学到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同志，这种善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特别重要。稼祥同志在苏联一直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没有学习过军事。以后他在中央苏区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干得很出色。这固然与他较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实践中实事求是，逐渐抛弃教条主义，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服从真理，坚持真理的结果。我们这些从国外回到国内进行革命实践的同志，都面临一个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摒弃教条主义的问题。在闽西工作的这一年，自己对这点有了初步体会，回想起来，经验教训不少。刚从苏联回来，初出茅庐，不懂国情，也不懂红军作战的特点。北伐时，打的是正规战，在苏联学的也主要是正规战，对于在中国这一特定条件下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不懂得，也没有虚心向坚持苏区斗争的老同志请教，单凭主观指导作战，因而有的仗打胜了，有的则打败了，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