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司马光，很多人都知道三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纂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一个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勤政尚俭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典范。苏轼对司马光的品行有非常高的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司马光家世代书香贵胄，远祖可上溯至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后来家势逐渐衰落，到了祖父司马炫时，才在北宋初年中了进士，重新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却没隔多久，就使“境内大治”，“以气节著乡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池家教甚严。三个儿子中，司马光最小，但他对司马光并不溺爱，从小严加管教。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司马光从小就品行端方，诚实好学。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铭字。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年长有经验的女仆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他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司马光下决心从此再也不说假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为人要诚实，做事要实在。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往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刘安世思考了3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假话入门。”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这位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反而推荐他充馆阁学士。
以“诚”待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在政治上属守旧派，顽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二人本来都是竭诚为国之人，只因政见不同，这才在政治上成了“冰火不可同炉”的对头，常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但二人都光明磊落，私下里相互敬重，相处友善，从不在私下用见不得人的阴招。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王安石能悟而改之。王安石言简意赅地写了封回信，就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依然称道司马光是真君子。司马光也称“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自谦才能不及王安石一二。后来王安石病故，噩耗传来，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特致信朝廷，建议对其“优加厚礼”。历来为人仰慕的所谓君子间的磊落之交、道义之交，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以“诚”入仕。司马光在近五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历仕四朝，做过地方行政长官，州、府幕僚，学官，言官，侍从官，直到位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他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是竭尽忠诚，恪尽职守。凡是他以为害民、病民不当为之事，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宠臣近侍，乃至皇帝本人，他都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他注重实际，不图虚荣，提出“人主量才，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对于朝廷授予的职务，只要适合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就欣然受命。反之，无论官爵多高，位置多显，都力辞不受，因而在大臣中享有“不逐名利”的盛誉。
总之，严格的家风加上自身的秉性，司马光尽其一生，正直磊落，处事以“诚”。南宋大儒朱熹赞他“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司马光晚年也自称：“我无过人之处，但平生所为，未曾有不可对人讲的事。”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刚满二十岁的司马光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功名早成。但他并不因此自满自傲，而是留下了这样一番话：“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反映出他不求虚名，但求以仁德建功立业的胸怀与器识。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司马光在韦城为政仅一年多，就展现了勤政爱民、善治繁剧的政治才干，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赞誉。不久，司马光被调往京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经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寺礼院。司马光时时以民生为忧，以国事为重。当时，北宋建国已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他秉性刚直，连连向宋仁宗上疏，陈述自己兴国安邦的一整套治国主张，并且多次斥佞举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皇帝面折廷争，不畏拂逆君主之意。宋仁宗无后，在他得病之时，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触及宋仁宗的忌讳，群臣虽然都忧心忡忡，深恐将来发生皇位之争，但又都对此事缄口不言。司马光生性耿直，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章提及立储之事。这时，虽知“臣言此，自谓必死”，但还是再次冒死请求宋仁宗“果断力行”，早日立储。宋仁宗感念司马光忠君为国的一番苦心，不予怪罪，没多久就立了赵曙为太子，即为后来的宋英宗。
后来，司马光任谏官时，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忠心耿耿、针砭时弊，终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形象显扬于当世。刚到谏官任上，司马光就提出为官为政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并以此为规范，认真履行言官职责。五年之中，司马光前后共上奏章一百七十余篇，其中对一些大事一奏再奏，不辞辛劳。
司马光认为，“利百姓”才能“安国家”，因此一向重视民众的力量，同情百姓的疾苦。北宋时期，徭役繁重，百姓叫苦连天。为此司马光食不下咽，深为忧虑。一次，居然当着皇帝的面拍案而起，要求皇帝即刻采取“养民”措施，救民于水火。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陕西、河东一带旱灾严重，民不聊生，朝廷却无动于衷，依旧大肆搜刮百姓，挥霍无度。司马光对此极为愤怒，连上奏章要求朝廷开源节流，惩治贪官污吏，而他自己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各种恩赐节省出来用于公务开支。
司马光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时人无不景仰，称他为“社稷之臣”。尤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要数他论述君德的《三德》论和论述用人之道的《御臣》论了。《三德》论，讲的是人君之德。在司马光看来，但凡英明有为之君，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不是生养抚育、迁就容忍的代名词，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这才是“仁君之仁”。所谓“明”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而是要“知道谊（即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这才是“人君之明”。而所讲的“武”绝不是强横残暴之义，而是只要道义所在，便可“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才是“人君之武”。人君具备“三德”，国家必然富强。缺一则衰弱，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御臣》论，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司马光认为，所谓“致治之道”没有其他内容，无非三条而已：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材授任，量能授职。有功则晋级奖赏，不要迁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另选贤能任之；有罪则施以“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长此以往，则朝廷必尊，万事必治，百姓必安，四夷必服。因为《三德》论和《御臣》论属于治国要道，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在宋仁宗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他对英宗、神宗也多次论及。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宋神宗说过：“臣获事三朝（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此六言（即论述君德的仁、明、武和论述用人之道的任官、信赏、必罚）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情深意切，尽职尽责，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于此可窥一斑。宋神宗感慨其功，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其意是说，如果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不论身居何职，从不曾忘却平生所怀“忠君、利国、养民”之志。他以治史为从政治国的方式，本着“叙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共费时达十九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历史巨著。司马光虽身居洛阳，专心治史，不问朝政，但声望却在节节升高。苏东坡曾称赞这个时期的司马光：“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司马光进京为相，主持朝政。此时已晚年的司马光，虽疾病缠身，但还是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家人朋友劝他以诸葛亮为戒，爱惜身体。他却道“死生由命”，操劳如故，一年之后溘然长逝！去世时，他的子孙按其生前嘱托，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以一块旧布覆盖，随葬的只有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司马光家中除了满屋书籍外，家徒四壁，床上铺的只有一张旧竹席，慨叹不已。朝廷给予了司马光最高规格的评价，赠太师温国公，赐碑额“忠清粹德”，谥“文正”之号。司马光生前论谥号时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自己恰恰获得了这一最美的谥号，也无愧于这一最美的谥号。
司马光去世后，京城的百姓络绎不绝地前往吊唁。画工们也纷纷画其遗像面市，京师居民争相购买，将其遗像悬挂堂中，摆食祭献。送葬那天，四方来京者多达数万人，“哭公甚哀”，如送亲人。
君子泰而不骄，欲而不贪。司马光一生崇俭，清廉自守。史书记载，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就是一个清正爱民的好官，生活俭朴，一贯粗茶淡饭，不取奢华。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司马光从小就不喜奢靡，无论玉食或锦衣，总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宴会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推辞不戴。别人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不戴，他这才勉强戴上。即便后来做了大官，司马光在生活上依然保持着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司马光在洛阳有薄田三顷，夫人张氏病故，他卖田以葬，流下“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年老体弱时，他的朋友刘贤良打算用五十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当即写信谢绝，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司马光在洛阳写《资治通鉴》时，身居陋巷一处仅能避风雨的茅檐草舍。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三九寒天，一位东京来客慕名前来拜见司马光，因室内没有炭火，客人冻得瑟瑟发抖，司马光感到很抱歉，只好熬碗姜汤给客人驱寒。
司马光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还经常用俸禄周济他人。亦师亦友的庞籍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司马光将他们接到家中，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样奉养。
司马光于物无所求，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是一个少有的爱书惜书之人。他曾训告儿子说：“商贾收藏的是金银货币，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不贪钱，不聚财，珍爱者，唯几篓古书而已。由是，南宋大儒朱熹对司马光极尽褒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是司马光的天性，他的好学就像饥渴的人贪恋饮食，而他对钱财私利的厌恶却像对待恶臭一样。”
司马光一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为使勤俭家风世代相传，晚年他还给儿子司马康写下《训俭示康》一文，告诫儿孙力戒奢侈，谨身节用。《训俭示康》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德之人皆由俭来，而奢侈乃邪恶中的大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节俭变得奢侈容易，从奢侈转到节俭就很困难了）”、“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节俭可以成就美名，奢侈却能使名声败坏）”等很多治国持家之道，成为后世的名言警句。司马康果真得其父风范，终生清廉，《宋史》称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
逝者不可追，来者尤可教。司马光一生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德行、政事、文史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其为官以清、勤政尚俭的作风，更是如今为人为政者所要认真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