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宋朝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知府包拯。他的“铁面无私”、他的传说可谓是家喻户晓。包拯是北宋的大臣，他不仅掌管过京师的司法和全国的财政大权，率领过军队，当过外交使节，而且还做过宋仁宗身边的谏官。包拯以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名垂青史，千古流芳。今天，人们依然满怀肃然起敬的心情呼他为“包公”、“包青天”，甚至奉若神明。
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为人“性峭直”、“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这种秉性决定了包拯敢于直谏，甚至“逆龙鳞”冒犯皇帝威严。北宋时，不仅卖官之风盛行，而且当时有些奸吏还通过后妃关系来加官晋爵和减轻罪状，因而朝廷对官吏封官的大小或者量刑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和后妃的关系好坏。身为谏官的包拯，对这种内外勾结、贻误朝政的不法行为深恶痛绝，他多次上奏宋仁宗，在奏折中直指这一流弊“妨公害政，无甚于此”，明确要求皇帝“降旨止绝”。
在包拯看来，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所以铁面无私的他，不仅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亦敢于多次指责权位显赫的国戚。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此人既无德又无才，却单凭裙带关系身居要职。他担任主管财税的官员后，百姓负担的苛捐杂税日见沉重，但国库反而枯竭，这显然是张尧佐之过。然而，宋仁宗偏要再次擢升张尧佐，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掌管全国的财政大权，一时朝野震惊，舆论大哗。包拯闻之，立即上书弹劾：“三司使是国家财政要职，而张尧佐系平庸之辈，实难胜此重任。更何况他是以外戚受宠而跻身显位，这样会在朝廷埋下外戚篡权的祸根。”请求立即罢免张尧佐。皇帝自知理亏，于是虚晃一枪，罢免了张的三司使之职，但又在当天改授他为宣徽南院使等四个重要的职位。张尧佐身兼四职，位高权更大，朝臣自然更加不满，于是包拯再次面谏宋仁宗，但宋仁宗再也不肯让步。忿激之下，包拯竟越阶趋前，怒责皇帝此举是“失道败德”，因为词烈语激，连唾沫星子都溅到宋仁宗的脸上。宋仁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史等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务、干预朝政。此事在《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中亦有记载，说宋仁宗当日临朝前，张贵妃曾抚摸着他的后背反复叮咛：“你可千万别忘了宣徽使的事。”张贵妃得知宋仁宗退朝返宫，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去打听消息，连声追问结果。宋仁宗正在气头上，一边用绢帕擦抹脸上的唾沫星子，一边没好气地高声斥道：“宣徽使宣徽使，你就只知道宣徽使，你可晓得这包拯还是御史呢！”然而皇帝出尔反尔，心口不一。一年后，宋仁宗又授予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这下包拯真的怒不可遏了，他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皇帝的偏执之过，力主将张尧佐谪守河阳，不得在京师供职，尤其不得任使相。宋仁宗拗不过包拯，又见众心难违，只好下诏，内称：立此存照，今后若再提升张尧佐，即按包拯此次奏折的主张予以处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包拯三弹张尧佐”。铁面无私的“包黑子”作为正义的代表，其“举劾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不少朝臣为了各自的私利，向贵妃讨好都来不及，连那些宰辅大臣亦不及时规劝，只是一味屈从皇帝的旨意，而包拯却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为了把那些有不法行为的皇亲国戚拉下马，竟敢多次言辞激烈地直逆“龙鳞”，只要两相一比较，包拯的形象就显得崇高而伟岸了。
包拯的执法如山，还充分体现在一追到底、除恶务尽上。宋仁宗庆历年间，李淑以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的显爵出任州官府官，但他背地里攀附权贵，竟取得翰林学士侍从之职。对于李淑的阴谋封官，许多人都极为不满。由于包拯的苦谏，宋仁宗免去了李淑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仍保留他的侍读学士职务。包拯认为这样处置依然是姑息，于是继续奏本严加弹劾，直到宋仁宗最后免去李淑的这一职务才罢休。
此外，包拯在担任谏官期间，还通过宋仁宗罢免了平庸的宰相宋庠，弹劾了郭承祜、王逵、李昭亮等外戚大臣和宦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做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
包拯一生中很长时间是担任掌有实际办案权的要员。他曾经亲手处理不少案件，为百姓审清很多冤案，讨回公道。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包拯第三次奉调入京，“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当时京师所在地，皇亲国戚、宦官权贵众多。他们直通皇帝，有后台，有靠山，政令不易推行。据史书记载，在北宋的一百多年中，担任开封知府的有180余人，人事更动频繁，反映出京官难当的事实。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诉讼程序。原来百姓申诉，须把状纸先递交给门牌司，有人就从中勒索钱财，营私舞弊。包拯取消这一程序，衙门大开，使百姓能直接向他递交状纸辨明曲直，这样，有理无钱的黎民百姓就能申冤雪恨了。
包拯平日常板着面孔，难得一笑，但执法非常严明，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包公到任后的第二年，流经开封的惠民河暴涨，洪水淹没了大批民房。包拯视察灾情时，发现许多达官贵人在河边建有私家花园，楼台亭阁水榭触目皆是，两岸伸延而出的地基和建筑物使河道变窄，导致水流不畅，泛滥成灾。包拯要求他们拆除“违章建筑”，但这些官宦人家借口有地契不拆。包拯经核查发现他们的地契全都是弄虚作假，就当场命令立即拆除，而且把这些人的名单一一上报朝廷，追究其罪或撤销其官职。
如果说弹劾不法的皇亲国戚、杜绝外戚窃权的通路和避免外戚擅权的悲剧，是包拯从政的一大历史功绩，那么，大力平反冤案则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称颂的又一大功劳。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王逵，竟然非法预征数十年的徭役，并且限令百姓折交现金。有人变卖房屋典押田地亦无法缴足这笔钱，王逵就规定其佃户赔纳。这样一来，有的逃进深山老林，有的聚众揭竿反抗。一些州县小官稍有不从命的，王逵就对他们施以酷刑，被其迫害致死者“难以数计”。消息传到京城，王逵怀疑是洪州前任知州卞咸在告发他，于是指使爪牙诬告卞咸，为此受到株连的人竟达五六百。包拯闻知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震怒之极，他向宋仁宗一连递交七道奏折，在奏折里详细列举了王逵的罪行，无情揭发，无所畏惧，主张依法严惩。在包拯披肝沥胆、舍命直谏之下，宋仁宗终于被感动，下诏细查严办，这一惊天冤案才总算得以昭雪。
庆历年间，中央掌握司法大权的审刑院、大理寺收到的案件年年有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捏造事实、诬陷忠良和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因此与日俱增。许多孤弱无援的百姓往往惨遭重刑，而一些豪强刁民却逍遥法外。包拯针对这种社会现象，竭力主张平反冤狱，发挥监察机关的权力，几次在奏疏中深刻地揭示出酷吏的作弊和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同时还具体提出了纠正酷吏弊端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办法。他建议精选一批清廉能干的官吏去代替那些苛刻、残忍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那些酷吏不能再继续为所欲为。这次宋仁宗很快采纳了包拯的办法，从而有力地制止了酷吏的舞弊行为，降低了产生冤假错案的概率。
包拯为民申冤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在整个封建社会只是凤毛麟角，但犹如长夜之光、久旱之霖，是民众急切盼望的。今天，开封的包公祠大殿正中高悬着“铁面无私”的匾额，两侧陈列着妇孺皆知的三口铜铡和一组塑像——包拯左手高托乌纱帽，右手直指浑身颤抖、恐惧万状的赵王，看了这不徇私情、勇铡奸逆、为民除害的情景，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痛快而荡气回肠。包拯任开封知府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开封人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座祠堂就是包拯逝世后不久，开封百姓为纪念他而特意建造的。
包拯为官二十余年，宋仁宗时又高居宰相之职，但他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十分注意砥砺名节。端砚从唐代以来即负盛名，早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诗句流传于世。至宋代，端砚更加名贵，已成为朝廷贡品。历任端州知州都要在完成贡品定额外，再强令砚工生产出比定额多数十倍的端砚，或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或用以赠送朝中权贵，博取仕进。包拯上任后，一扫前任额外多征贡砚之陋习，命砚工按照进贡实数制作交纳，深受百姓欢迎，包公离任后，当地砚工精制一方好砚要赠送给他，被他婉言谢绝。包拯酷爱书法，以知州之尊，又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事，连作为纪念品的一个砚台也不收受，这一举动不仅与其时历任官员相比判若泾渭，即使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和醒世作用。
包拯自身清正，对亲戚、族人亦不徇私情。据《合肥市志·人物传》载：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包拯因儿子英年早逝，请求朝廷照顾到离故里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料理家事。朝廷恩准调其先任扬州知州，不久又破例调其至家乡庐州任知州。包拯对朝廷的信任深为感激，一边处理家事、祭奠亲人，一边处理政务。但棘手的事也跟着来了，亲戚、族人中有人仗着他的势力欺压百姓，有的甚至骚扰官府。这对向来公正执法的他不啻是个考验。那么，包拯会怎样面对它呢？一次，包拯的舅父因仗势欺人而违法，脸色铁青的包拯二话没说就击鼓升堂，在询明案情后，即按律法命衙役当堂狠狠打了其舅七十大板，喝令退堂。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庐州百姓钦佩包拯居官公正，编出顺口溜“外甥有理打得舅”，流传至今。
北宋时期贿赂成风，人们每办一件事，都要行贿送礼，打通关节。如梁适做相时，张投向梁适行贿，得做三司副使。王钦若做宰相时，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350两，他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的宠妾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两字写在手臂上，把写有贿银数的纸交给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进士。故时人讥讽道：“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但这句话到包拯那里就行不通了。包拯从不收受贿赂，亲朋故旧的请托一概拒绝，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旧俗认为阴间阎罗大王掌管人寿，谁也无法打通关节。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官司、办事不用请客送礼，自有像阎王一样执法公正的包公给做主。
包拯做官从不讲究排场。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被朝廷任命为陕西路转运使。当时他是以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转运使，照理说应该更换绣有区别等级标志的“章服”，以示尊荣。可俭朴实在的包拯并不在乎这个，就穿着平日穿的衣服上任去了。几天后，另—个升任转运使的人，主动向宋仁宗提出更换章服。世上事只怕“货比货”，两人一比较，宋仁宗对包拯的举动更为赞赏，于是特地派人骑快马星夜去追包拯，把三品图纹的章服授予他。
包拯一生反腐倡廉，对贪污可谓深恶痛绝。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一道《乞不用赃吏》的奏疏。他在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如果这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可能所有当官者都会这样说，事实上历代都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官员外表很“廉”而内心很“贪”，但包拯说到做到，毕生都在身体力行。
包拯到了晚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病危时，考虑到自己一生为官清白，对后代亦应有个交代，为此给家人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还再三要求将这条遗训刻在石上，竖砌在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后来，他的儿子包绶虽官至通判，系正六品，但在任上因病去世时，竟“身无余钱”，清贫廉洁一如其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