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到1912年止，袁世凯无疑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因为是他使中国以和平的形式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历来改朝换代都要经历一个长期流血过程的中国，结束君主专制而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竟然能够以和平的形式完成，袁世凯功莫大焉。
所以，不仅是一般国民，即使在革命党内部，大部分同盟会骨干都对袁世凯寄予厚望。
四
回头再说孙中山。1912年的孙中山也是伟大的，他因辞职而伟大，在国内大得人心。
2月13日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之后，孙中山随即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组成新内阁，并将中华民国首都迁往北京。
4月1日，孙中山率领旧内阁成员正式解职。他在解职词中称南京临时政府的九十天是中华民国的草创时代，并表示此后他将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继续致力于巩固民主共和。
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一些人不能理解。长期以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他当然可以不让，坐镇南京，控制东南半壁江山，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都可以牢牢掌握领导权。军事力量不够么？可以征兵、抓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可以坚决不退让。经济力量不够么？哪个起义领袖是从家里带钱出来打天下的？走到哪吃到哪，一切都取之于民，已经是老规矩。地盘小，无非地皮刮深一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把草根都刮光，别人也没有办法。总统府在南京，在南京人全部饿死之前，能饿死孙中山吗？一句话，虽然临时政府困难重重，但只要硬撑，并非撑不下去。
但是，孙中山选择了辞职，拱手把统治宝座让了出去。
在一些人看来，主动交出权力，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这被看作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然而，换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能够主动交出权力，才充分证明了这次革命的伟大，才证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目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也”，才显示了孙中山作为一个现代革命家的色彩。倒是后来，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处于焦躁和走投无路的他，亲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许多泥污。
组建中华革命党之后的孙中山不得人心，但在1912年，孙中山光彩照人，令人景仰。
五
更为重要的是，191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自由民主的国会选举。
在宋教仁主持下，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五个党派组成国民党。此举使同盟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议会政党的转变。历朝历代，中国都走不出“打天下，坐天下”的磨道。在这个磨道里打转，中国无法走向民主，人民无法获得自由，社会不可能平等。打天下的集团在打完天下之后常常是可怕的，所以，就连他们自己的主子——新王朝的主宰也常常不得不对其实行“兔死狗烹”和“炮打庆功楼”的办法。人们一般认为那种事忘恩负义很不道德，但为百姓想，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无论如何，那些办法都改变不了固有的轨道，打天下者坐天下，历史不过是改朝换代。
1912年，中国终于出现转机。不仅孙中山个人的辞职象征着打天下的领袖可以不坐王位，而且打天下的集团也不得享有坐天下的特权。革命党人不放弃管理国家的权利，但这种权利需要来自人民的选票，革命党人需要与其他人一样参加竞选，通过选票获得人民的认可。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去南方各省指导基层党部参加国会选举。他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不良政府，但建立良好政府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告诉人们，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在破坏时期，面对的是敌人，要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在建设时期，面对敌党，要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高奏凯歌。
按照宋教仁的路径，接下来将是组成国民党内阁，这样就可以防范总统个人独裁，维护共和制度。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专制主义者的眼中钉。
为了笼络宋教仁，袁世凯用了各种手段，送他的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都一一谢绝了。宋教仁看重的不是个人的权位，也不是金钱美女，他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把中国引上宪政民主的正常轨道。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代表了中国人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人们将永志不忘。
1912年，中国上空的阳光因有宋教仁而更加灿烂。
六
无论人们如何强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都不能否认，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即使在后来出现的一些黑暗现象中，也仍然显示着现代制度的威力。比如，宋教仁被杀，上海地方法院可以传讯总理，而总理要逃避审讯只能称病，而不敢公开拒绝出庭。全国报刊自由报道各种消息，即使是袁世凯也对报纸和记者无能为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是重要的，而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是重要的。由于革命的发生和新制度的建立，中国毕竟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后，甚至直到“三·一八”惨案发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舆论的力量。正是舆论的压力，导致向学生开枪的政府以集体辞职向国民谢罪。而在此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慈禧太后们也不会想到应该引咎辞职。这一切，显示的是制度的力量，现代制度框架之下，即使法制不健全，即使实行总是打折扣，也还是能够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1913：谁在保卫共和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那声枪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不祥信号。它告诉中国人：共和国面临严重危机。
这是一个需要镇静的时刻，也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刻。面对严重危机，最容易出现的是惊慌失措、叫喊呼唤和各种骚动不安的情景，但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是深谋远虑。否则，正常的进程就会被打乱，后果不堪设想。
袁世凯破坏共和，这是历史的定论。但是，破坏共和的，绝非只是袁世凯。面对1913年，我想的是：谁是共和的保卫者？
一
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曾经抱着与袁世凯携手建设共和的想法，而且有过孙、黄进京的“蜜月期”，虽然矛盾一直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但双方都在避免冲突，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自“宋案”发生后，形势却急转直下。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就与在沪的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应对策略。孙中山主张举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反对者的代表是黄兴，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而所谓正当解决，也就是不诉诸武力，按法律程序解决。他之所以如此主张，不仅在于担心革命党控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制胜，而且担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黄兴的担心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众所周知，孙、黄之间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但1913年的分歧却与以往的分歧大不相同。据李书城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当时的局势，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靠不住的，所以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这些回忆当然未必完全可靠，因为至少孙中山的态度不是坚决的，否则就不会有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的事情发生。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它所体现的基本倾向是存在的。孙中山更热衷于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黄兴虽然掌握兵权，却不像孙中山那么喜欢用兵。
“宋案”发生之后，这种分歧明显表现出来。
分歧主要表现于对现实的不同认识。比如，黄兴看到了一个现实：革命的动力严重不足，革命党的几个都督不愿出兵，其他的都督们更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讨袁”不过是空喊，无济于事。所以，明智的做法是暂不动兵，而取法律解决，因为法律解决的路并未走到头。而且，黄兴还认为，现在起兵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人民还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兴的态度比较现实，他的认识也比较符合实际。
事实上，黄兴所看到的这种现实也表明了多数革命党人的清醒。在这个危急关头，多数革命党人做出了令孙中山很不满意的选择。过去的革命史书往往指责他们缺少革命精神，但历史早已证明，这正是他们的清醒和可贵之处。从当时的情况看，除李烈钧和极少数年轻人外，大都不支持二次革命。1913年4月，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因为孙中山的态度，一些人勉强表示同意进行二次革命，但事实上，真正主战的只有李烈钧。据周震鳞回忆说：“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着，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
从缓发动，但并未放弃，孙中山还是执意用兵。他一面说服动员自己的同志，一面派人到处联络军人，同时还派陈英士、戴季陶等与黄兴辩论。但无论孙中山如何发动，大多数人的表现都相当冷静。他们都同意倒袁，但依然主张法律解决，而不赞同武力解决。“宋案”证据公布之后，《民立报》于4月27日至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其中写道：“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解决，因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铁血监视团成立通告》，《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发出一个个电令，进行种种动员，都得不到积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