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上想当年
6月的广州天气很热，但黄花岗有点冷，很冷清。
大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一副副面孔疲惫而焦躁。生活不易，烦恼也好，快乐也好，失意也罢，得意也罢，都需要去“奔”。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有闲心到这样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星期天，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去商店，去游乐场，一般不会到这里来。如果我陪了老婆孩子，也不会到这里来，尤其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里阴气太重，不吉利。
试想，那七十二个灵魂——如果人真有灵魂，如果灵魂真能显灵，他们突然显灵，将是一副什么模样？
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人与往常一样，为生存而忙碌着。突然，从总督衙门那边，传来了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同时也有呼叫和挣扎声。黄兴等一百多革命党人，向总督衙门发起了进攻。这件事，史称“黄花岗起义”。其实，起义并不发生在黄花岗，而且当时的黄花岗还叫“红花岗”，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三二九广州起义”。
结果是必然的。试想：只有一百二十余人，如何能攻城掠地、占领广州？又如何能实现以广州为据点从而直取北京的计划？清王朝的军队再无能，武器装备再落后，也足以收拾这一百二十来人。如果按照本来的设想，也许会好些。但是，计划13日正式起义，革命志士温生才却在8日击毙了广州将军孚琦，广州因此而戒备森严，起义只好推迟。
最为糟糕的是，重要的武器还没有运到，而起义的准备已经泄露，一些计划已经被破坏。在此情况下，是放弃还是继续举事？最后，他们选择了后者。
他们多半是书生，没有受过多少战斗的训练，更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据对死难的七十二名烈士的统计，其中有九名留学生，三名记者，两名教师，二十八个侨胞，十二个工人，十四个农民，只有十四人来自军队。他们来自社会各界，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战斗在一起，却缺少组织协调和周密的部署。阴差阳错，先锋队提前发起了进攻，其他三路却未能按计划接应，因而孤军无援，陷入重围，血染羊城。
第一章大刀与革命令后人难忘的，是志士们慷慨赴死的那份勇猛、那份从容。广州《南越报》从5月开始连载番禺人黄小配以“世次郎”的笔名写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对起义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其中写道，一些革命党人入城时就准备了毒药，若不幸失败，决不做俘虏。因此，一些志士并非战死，而是因失败而自杀的。小说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狮子桥附近，两个被追捕的革命党人跳入一家居民的院子，院内女人十分惊慌。革命党人说：我们不是强盗，是起义的革命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现在不幸失败，正被官兵追捕，不知是否能让我们在你家中躲一躲？女人面有难色。于是，他们取出毒药喝了下去，立即倒地而死。
这次死难的烈士不止七十二人，只是当时找到的尸体只有七十二具。
有人为死难者找到了埋骨之地。那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是他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把七十二具死难烈士的遗骸埋在了这里——白云山南麓的黄花岗。因此，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称。
这是悲壮的一幕，被称作“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
一群年轻的头颅相约去撞击专制统治的铁门，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其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在他们之中，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方声洞、喻培伦等都是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清楚地知道参加这次行动的后果，但不是逃避，而是清醒地选择了死亡。
在起义爆发前夜，林觉民给夫人写下的那份绝命书，曾经感动过无数人，不知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他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
正因为抱有如此信念，这些书生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羊城，参加这次血战。他们的生命就此结束，但闪耀出了灿烂的光华。他们是真正的猛士，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一曲真正的英雄之歌、理想之歌。
他们有孩子吗？有老母亲吗？有妻子或恋人吗？他们的亲人是不是在远方牵挂？是不是在门前眺望，是不是在灯下焦急地等待？
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去不回头。
真的活不下去了吗？显然不是。他们并不来自社会最底层，不是饥民暴动，而且有些人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生活比较优越。就社会客观情形而言，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此时也比过去宽松，而不是更残酷。
是理想的召唤，使他们对如此生活不能再继续忍受，而宁愿以生命换未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这两句诗。但黄花岗躺着的72位，已不是旧时代的那种壮士。
在那个春天，他们聚集广州，然后倒在广州的街头和郊外的刑场上。他们不是为了当英雄而来，他们只是想做一个人，要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再像奴隶一样佝偻在权势的脚下。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世界上，原来有另一种活法。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为了自由和幸福，不仅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和周围的所有人，他们向旧世界挑战了，要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自由平等的社会。
他们是那样年轻，年轻得连刽子手都为之惋惜，可是，他们义无反顾。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这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重读黄兴在发难前写下的绝笔，重读林觉民写给父母和爱妻的遗书，重读方声洞等人的绝命书，内心总是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我想，因为那是血写的文字。鲁迅常说自己的文字：“是墨写的，有什么相干。”血写的和墨写的，的确不一样。没有对自由的渴望，没有对生命尊严的扞卫，没有对理想的执着，没有青春激情的燃烧，文字自然没有生命，也没有动人的力量。鲁迅的文字之所以还有力量，也是因为其中还有作者的心在燃烧，而且，它与黄花岗有密切的关联。
如今，整整一代人从时间隧道过去了，自然的记忆已经完全消失。也许，出生于1911年前的还大有人在，但没有人会对沉睡在黄花岗的这些人有什么记忆了。来此看望的人当中，已经没有他们的相识，志士们的音容笑貌已消失于时光的冲洗。作为后人，只能像我这样想象他们的浩然之气，想象他们面对强大的专制暴政而慷慨赴死的精神风貌。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黄花岗，将永远长存于这个民族的记忆，长存于人类的记忆，成为不畏强暴、追求理想的丰碑。
令我欣慰的是，就在这些人倒下五个月后，在遥远的武昌响起了枪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因此而诞生。
但是，我仍然难以释怀。
上天造物不易，父母孕育艰辛，若非别无选择，生命不可轻抛。即使自己抱定必死的信念，也仍应念及无辜。当领袖们做出一项决策时，当将领们发出一个号令时，更应想到这一点。
难忘1912
一
1912年元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个日子使延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从此成为非法的。这个日子翻开了民主共和的崭新一页，使几千年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现代国家萌芽的破土而出。
这天晚上10点，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在那个庄严的时刻，无数志士为之热泪盈眶。这一切，不是后人所能够体味的，但透过如今已经发黄变脆的旧报纸，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刻给这个古老民族带来的激动。《申报》在这一天发表的《新祝词》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国民之新责任也。”（《申报》，1912年1月1日。）
中国人告别专制而走入共和。共和国象征着一片新的天地，国体变了，政体变了，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不再是某个集团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民成为主人，而总统不过是国民的公仆。因此，人们有理由热情欢呼并祝祷这一变化：“专制与共和之别，专制皇帝为民之至尊，而共和总统为民之公仆。专制为一私人之国，共和为众百姓之国。故专制国不可一日无君，而共和国则不然，譬一公司，百姓股东也，总统者犹股东，推一谁某为总理，乃公司之代表也，公司之草章犹约法，董事会犹参议院，总统之遵守约法，听从参议员，犹公司之总理听从董事，遵守草章。”（民谊：《中华民国与大清帝国》，《民国新闻》，1912年7月31日。）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两个多月里，多次召开内阁会议，颁布了一百多项新法规，建元改历，奖励工商，开放舆论，保障人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使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
翻开当年的小学教科书，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五色国旗，介绍共和政体的课文。小学废止了读经，实行了男女同校，禁止体罚，设置增加了算术、图画、唱歌、体操等新课程。
共和国迅速出现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一年之间，上海苏州河两岸兴建了许多新的工厂。
共和国保障新闻自由，报刊种类一下猛增到四百多种。
共和国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各界人民纷纷组党，政党猛增到三百多个。
……
带来这些变化的是辛亥革命。所以，那一代的亲历者多对辛亥革命充满深情。多年之后，钱玄同仍然充满深情地写道：“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钱玄同：《陈百年〈恭贺新禧〉的附志》《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专制传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官员们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专制时代的习惯，文人们也往往因为“礼崩乐坏”而很不适应，但是，毕竟有一些人，因为帝制的崩溃而不再依附于权力，因为新时代无须跪拜而开始学习站着说话。在开始时，他们也许站立不直，摇摇晃晃，但他们与那些没有主子就无法活命因而到处寻找新主子的人不同，在旧体制崩溃的条件下，他们慢慢地成长起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大谈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不应忘记的，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使后来的一切专制主义者都不得不披上伪装。它所带来的自由和民主虽然没有得到巩固，但历史进程中的复辟和倒退并不奇怪，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一切更不奇怪。鲁迅等人都对民国元年充满深情，并非没有根据。
仅举一例：当年，湖北有一个叫向岩的人，发表声明，毛遂自荐，要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在声明中批评了离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批评了在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自己比他们远胜一筹。（向岩：《新中华民国》，《追寻》，南京印刷局，1913。）且不说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批评是否得当，也不必深究他是否真有当总统的能力，作为一个公民，他敢于公开声称要当总统，而且对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都公开提出批评，已经证明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自由空气。
在皇帝时代，除非已经揭竿而起，否则有谁敢说让皇帝下台？有谁敢宣布自己要取而代之？又有谁能将竞争那把象征最高权力的椅子看作自己合法的权利？
三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隆裕太后代表皇帝颁发了退位诏书。诏书无可奈何地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与此同时，孙中山向临时议会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议论，但无论如何，清室和平退位，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进步；孙中山主动辞职，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进步。
这一切，都使1912年永载史册，闪闪发光。
因为后来的变故，人们当然要对袁世凯予以谴责。但是，1912年袁世凯获取总统职位，却是非常自然的事，并且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新政期间，清廷用力最多的是编练新军，指望它能为维护自身统治服务。自1901年起，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主持下，北方很快就建立起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等军事院校；南方则编成了湖北新军、江苏新军等十多万新式部队。这些新军的军官，不少是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潮流中，南方新军很快为革命党人所渗透。湖北新军大约一万五千人，其中就有二千多名革命党人，还有更多的人同情革命，于是，这支清王朝倚重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主力。但是，它的力量远远比不上北洋新军。而北洋新军在袁世凯的把持下，一向“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既能拒绝清王朝的插手，也能抵抗革命党的浸透。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局势如何动荡，进与退，战与和，都能掌握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是新政的主要推动者，数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一手建立了北洋新军；在北京、天津创办了第一批现代警察部队；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发展科技、兴建路矿、创办现代企业；说服西太后批准立宪计划；支持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现代银行，推行新式币制……这一切，不仅使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因此，他不但被国内普遍看好，而且被列强普遍看好。尽管孙中山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但与袁世凯相比，列强更信任袁世凯。所以，要说袁世凯，野心是有的，权谋也是有的，权力也是想要的，对于革命成果，也可以说是“篡夺”，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众望所归，是革命党主动给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一方面加大对南方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主动要求停战议和，并在议和中暗地表示拥护共和。面对清廷，他一方面秘密上奏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告诉他们如果主动退位就可享受到种种优待，否则难免灭门之祸，另一方面安排段祺瑞率领前线四十二名将领发表要求清廷退位的通电。
经过一番苦心运作，1912年2月12日，清廷终于发表了由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赞成共和。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确功不可没。尽管他可能主要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但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要终结帝制，又要避免生灵涂炭，只有袁世凯有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