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面对清兵进城事，山阴县士绅聚集县署，要求知县李钟岳保全地方。李钟岳当即答应士绅的要求，到绍兴府求见贵福，以顺应民意为由，恳望知府手下留情。贵福得知李钟岳的来意，心中不悦，却不便拒绝。李钟岳归署后，召集众绅商议对策，议来议去，其实并无良策，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这时候，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正在劝秋瑾离校。秋瑾让学生离开，自己坚持不走。王金发因为听到清兵进城的消息，此时又回到大通师范学堂，力劝秋瑾暂时避一避。秋瑾仍然拒绝，还安慰王金发说自己是个女人，又无确凿证据，被捕也没有什么。直到清兵已临校门，王金发忍悲告别，逾墙而走。秋瑾令学生逃走，自己却拒不离开学校。
直到下午4时许，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才会同清兵包围了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与程毅等坚持不离开学校的师生被捕。清兵搜走手枪一支，毛瑟枪四十一支，子弹六千余发，文件及秋瑾诗词作品一包。
根据以上情况，秋瑾当时完全可以逃走，而且，知县李钟岳有意拖延，也给了她足够的逃跑时间，但是，她却没有逃。在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时，她已知杭州出兵的消息，尤其是在王金发到过大通师范学堂之后，应该是不必再担心金华等地在六月初十的行动。所以，如果说三天前不逃主要是因为责任的话，这时候不逃，已经不是因为责任，也不是对起义仍抱什么幻想，而是准备就义了。
那一代革命者，常常抱有必死的牺牲精神，让人敬佩，又让人为之叹息。
二秋瑾的口供
秋瑾案涉及光复军在两省同时起义颠覆大清国之事，应该属于大案要案，然而，历史留下的记录却是政府的处理非常草率。审讯很不成功，全部供词只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那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
所以，处决秋瑾之后，无论绍兴还是上海，即使是一些平时思想守旧、并不同情革命的人物，也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他们纷纷议论……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
对秋瑾的审讯主要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被捕的当天晚上，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一起审讯秋瑾等人。秋瑾并不是没有口供，而是没有官府所需要的口供。她承认文、稿日记等都是她的，却宣称“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她承认自己与徐锡麟相识，但被问到还与哪些人往来时，她首先说的是贵福。贵福的确去过大通师范学堂，而且为学堂写了对联。于是贵福不再审问，把审讯交给了李钟岳。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贵福干脆令李钟岳将秋瑾押回山阴县审讯。据说李钟岳是在花厅审讯的，而且破例为秋瑾设座，简直就是与朋友交谈。李钟岳一再询问，秋瑾则缕缕陈述，可惜只有两人对话，没有笔录。李钟岳随手递给秋瑾一支笔，让她写下来。秋瑾提起笔，却只写了一个“秋”字，就停下了。李钟岳让她继续写，秋瑾乃顺笔写成“秋风秋雨愁煞人”。两人谈话达两个小时，寂静异常，“不知者疑为会客”，最后竟然没有口供。
有一种说法是：李钟岳在与秋瑾交谈的过程中，请秋瑾题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并非口供，而是秋瑾题赠李钟岳的。此说显然不大可信，无论李钟岳如何同情和敬慕秋瑾，也不大可能在这种时候请她题字。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他不承认这是秋瑾所为。但据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所引，浙江巡抚张曾敭致贵福电询问：“又报纸中载‘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当天回电说：“七字在山阴李令（即李钟岳）手，已晋省。”可见秋瑾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确有其事的。只是杭州光复时浙江巡抚署被焚，物证就难再出现了。
14日晚上，李钟岳到绍兴府衙向贵福汇报审讯情况，贵福听完大怒，质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李钟岳说秋瑾是读书人，且是女子，不便动刑。李钟岳此时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迫监斩，把秋瑾杀掉。
从13日下午4点多抓捕，到15日凌晨3点处决，不足35小时，审讯、处决一切都确实过于匆忙。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在捕到秋瑾后，刚刚审讯一次，贵福即急电浙江巡抚，称秋瑾“坚不吐实”，请求先行正法。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若竺绍康一到，恐有他变”。秋瑾之所以被匆匆处决，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恐惧。设身处地想，地方官关押这样一个犯人，的确很不安全，不能不胆战心惊。相传她手下已有万人之众，如果竺绍康、王金发为救秋瑾而起事，后果当然让知府和巡抚都很害怕。在秋瑾一案中，贵福总是把江阴县令李钟岳推到前台，甚至让他把秋瑾押回县衙审问，大概也与此有关。
三“奇怪”的舆论
秋瑾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大哗。尤其是上海，各报迅速报道，而且倾向十分鲜明，纷纷指责浙江和绍兴的官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人、许多报纸都为秋瑾喊冤。
《申报》在事发之后很快作了报道，对秋瑾多有赞美之语，22日就开始发表秋瑾的诗文和演讲稿。7月25日，发表题为《论绍兴冤狱》的评论，直接把案件称为冤案，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制造的。8月13日，登出官方发表的《绍狱供词汇录》，在“编者按”中指出这份供词是可疑的。“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悉。而今忽有供词……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
此外，《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都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制造冤狱，对秋瑾没有口供和证据就被杀害，表示强烈谴责。他们认为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归国女学生，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没有煽动之词。《文汇报》指责绍兴知府缺少证据而无端杀一女士。《神州女报》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文章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有人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有人指出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确罪状，却杀掉了秋瑾，是“戕无辜之国民”。总之，正如当年《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
然而，秋瑾冤吗？安徽巡抚根据徐伟口供发来的报告，绍兴士绅的告发信，大通师范学堂非法购置的枪支弹药……这些不是罪证吗？如果放在几十年之前，无人会为之喊冤；如果放在几十年之后，大概也未必有人为之喊冤。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当时的中国虽然仍在清朝皇帝的统治之下，但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和一系列新政的推行，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观念已经在知识界深入人心。人们不再以旧的“王法”看问题，而是以西方现代法制衡量眼前发生的事。于是，一些东西不再构成犯罪的证据，比如检举，比如密报，比如日记、书信中的言论，等等。相反，官员们按照习惯做法草菅人命的事，却变得难以容忍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秋瑾未经公开审判就行处决，就相当于强盗杀人，当然让人无法接受。
由此，在这样一个悲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看到时代的迅速前进。
四知县李钟岳
在秋瑾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丘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江山县和山阴县知县。绍兴知府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就把案子交给李钟岳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李钟岳曾委婉拒绝，遭到否决，最后无奈接办。
由前面一些细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这位知县在抓捕和审讯秋瑾时的一些情况。在此再做一些补充。
在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师范学堂时，他曾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7月14日晚，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贵福召见李钟岳，令他立即执行。李钟岳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上司已经做出的决定。
临刑之前，他从狱中提出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那个时刻已经到来，向知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后两个要求。这里有必要说明，枭首、剥光衣服，都是中国早已形成的规矩，这种规矩的特点就是不给罪犯留有任何尊严。秋瑾的要求使我们看到的是她在生命最后对尊严的维护。她不怕死，但作为女人，她想到了自己被剥光衣服弃尸街头的样子。李钟岳成全了她的这份愿望，维护了她最后的尊严。
秋瑾死后，李钟岳很快被革职，罪名是“庇护女犯”。解职后李钟岳寄居杭州，终日郁郁，既为自己杀了女侠而内疚，又愤恨官场之昏暗，最后，在极度痛苦中自杀身亡，时间是1907年10月29日，距秋瑾之死只有六十八天。消息传出，浙江士民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连续三天络绎不绝。
记得摩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良知的弹性》，其中写到，在冷硬的制度和那些不幸者之间，人们的一丝微笑、一点关切，就构成了某种弹性，使得制度所加给人们的伤害变得稍轻一些。面对秋瑾案中的李钟岳，我想补充的是，无论多么坚硬的制度，都是有弹性的。作为执行者的官员，面对这种弹性，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利用这种弹性向善，一种是利用这种弹性作恶。什么是可行之善，什么是可免之恶，像贵福那样的人往往想不到，也不愿去想。但李钟岳想到了，并且利用他有限的职权，努力做得更温和一些，更人性一些，让人间不显得那么彻底冰冷，让世界不显得那么完全丑恶。
他能做的，当然很有限，但凭着良知，他做了。对于秋瑾，对于后人，都是一丝安慰。
秋瑾遗骨究竟迁葬多少次？
不久前，在报上看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刘保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秋瑾遗骨八迁》。最近，又看到王沂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雨九迁秋瑾墓》。因为一说“八迁”，一说“九迁”，次数不一样，于是引起了我的兴趣，想弄清他们两人谁对谁错。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说“迁”，第一次的埋葬是不应该算数的。但因为上述两篇文章都把第一次算在里面，在此我也不抠字眼，遵照他们的算法。
核查的结果，却发现既不是八次，也不是九次，而是至少十次。
为了便于叙述，我干脆按照时间的顺序把迁葬的过程重新整理一遍——
第一次入土事实非常清楚：秋瑾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3点左右就义。她丈夫家远在湖南湘潭，不在绍兴；绍兴娘家有她的庶母、兄嫂和12岁的弟弟，但此时全家避难在郊外的寺庙里，所以没有亲友为她收尸。最后由“善堂”将她埋在绍兴卧龙山西北麓“张神殿”背后，算是“入土为安”。
第二次是到了这年的10月，秋瑾的哥哥秋誉章雇了几个人，将秋瑾尸骨悄悄地运回家乡，安葬在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
第三次的说法就不同了。一说第三次即是从严家潭移至西子湖畔；一说是在移至西湖之前，还有一次迁移。按照后者的说法，秋瑾的遗骨运往严家潭后并未正式入葬，而是“暂厝严家潭”，但过了不久，殡舍的主人得知棺中尸体是“女匪”秋瑾，怕惹祸，就请秋誉章赶快把棺材运走，秋誉章只好把棺材移至大校场的一块荒地里。
第四次才是埋骨西泠。1908年2月，秋瑾生前挚友徐寄尘和吴芝瑛，为了实现秋瑾生前遗愿：死后“埋骨西泠”，经与秋瑾兄长秋誉章商议，冒着风险把秋瑾的灵柩从绍兴秘密运到杭州，加上木椁，安葬于西泠桥畔。徐自华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吴芝瑛手书“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刻石立于墓前。
关于这次迁葬的过程，不久前在浙江发现了一件当时留下的物证。浙江桐乡崇福镇横街马问遥藏有一张吴芝瑛寄给徐寄尘的明信片，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写有千余字，上面说已经托人在西泠看好一块地，“将秋柩运至湖上为第一要着，至造墓事指日可成，惟灵墓成而柩不能速来或生阻力耳”。信的落款是12月7日。明信片显然是两人商议如何把秋瑾遗骨运往杭州时留下的。
第五次是从西湖迁走。迁走是没有疑问的，徐寄尘、吴芝瑛等把秋瑾安葬在西子湖畔不久，御史常徽到杭州来，看到秋瑾墓，回京后立即奏请朝廷削平秋瑾墓，并参徐寄尘和吴芝瑛为秋瑾余党。朝廷允奏，令地方官毁墓，并通缉徐、吴二人。地方官的处理却很温和，大概是怕引起民愤，也怕得罪革命党，所以只是让秋誉章把尸骨迁走了事。
但迁到哪里去了呢？人们的说法却很不相同。一般的说法是从西湖迁往湖南秋瑾婆家去了。这种说法显然漏掉了一次，秋瑾的遗骨离开西湖之后，并没有立即迁往湖南，而是在这一年的12月1日，由她的哥哥从杭州悄悄迁回了绍兴的严家潭。
第一章大刀与革命第六次才是迁到湖南湘潭昭山附近的石坝子。这里是秋瑾婆家的墓地，迁移的时间是1909年10月。关于这次迁移，也有不同的说法：秋瑾的弟弟秋宗章着文说，因为秋瑾的丈夫王廷钧于这一年病逝，王家派人来到绍兴秋家，说两个人的合葬坟墓已经修好，要接秋瑾的遗骨去合葬，因此，就有了这次千里迁葬。但1957年6月6日《解放日报》有篇文章说：“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强迫秋瑾的大哥把秋瑾的坟迁到她的婆家去。秋瑾的大哥被迫把她的灵柩送到了湖南湘潭她丈夫家里，他们拒绝收埋，说：‘她是一个犯妇，不准进我们王家祖宗坟地。’好容易才勉强允许她大哥盖一个茅亭，把她停着。”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尚待知情者证明。无论如何，秋瑾的遗骨在这年的10月跋山涉水去了湖南湘潭。
在湖南，秋瑾遗骨又被迁葬一次，这就是第七次。
第七次迁葬是1912年夏天，她被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此次迁葬的原因主要是辛亥革命成功，秋瑾成了革命先烈，于是湖南人把秋瑾之墓迁到了长沙。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秋瑾的丈夫曾经就读于岳麓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