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中国亦调兵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中国亦派兵增防呼伦贝尔。双方备战开始。
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内容不得而知，但张学良肯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三天之后——7月10日，东北当局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公司，宣布免除中东铁路管理局中苏联高级官员的职务……一句话：中国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
这种事，在北伐进程中早已不止一次上演过。比如，在武汉，在九江，所到之处，强行收回租界，恢复国家主权。不过，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事态的发展。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三日的最后通牒。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18日，中国政府作出反应，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张学良的确考虑不周，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
7月28日，苏军步兵一个团、铁甲车三辆、炮四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一个排和四名警察，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
29日，苏军开始炮击中国边防城镇。第一个被炮击的是密山县当壁镇。
为了这场战争，苏联组成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兵力开始约四万人，后来增至近十万人，下属步兵师、骑兵师若干，装备精良，装备有飞机、坦克、重炮、战舰，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坦克。
海军方面参战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该舰队有三个舰艇大队，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十四艘，一个扫雷舰中队、一个航空队（十四架飞机）和一个陆战营，战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有六十三名官兵荣获红旗勋章。
特别远东军的司令员是布柳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军的首席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是苏联第一次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后来名扬一时的朱可夫、崔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着名将领都参加了这次战争。崔可夫在集团军参谋部，罗科索夫斯基任库班骑兵第五旅旅长，朱可夫任库班骑兵第五旅的一个团长。
8月6日，苏军开始大举进入中国边境。面对苏军的进攻，张学良于8月15日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六万，增防国境。8月17日，中国政府对苏宣战。
宣战之前，激战早已开始。至8月19日，苏军攻陷吉林绥滨县城，将县府民房焚毁一空，全城化为灰烬。接着，苏军攻打满洲里车站，炸毁绥芬河车站，中国军民大批伤亡。
但是，直至9月底，都还是小规模的战斗，一般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目的是多方袭扰，企图迫使中国让步，同时在集结更大的兵力。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的强大兵力。于是，10月2日，苏军开始了大规模攻击，三江口、同江、富锦、绥宁、满洲里、札兰诺尔、密山、穆陵、绥芬河等地先后受到攻击。10月12日，爆发了着名的三江口中苏海战。苏军出动飞机二十五架、军舰十艘、机关炮车四十余辆，骑兵、步兵同时参战。激战从早晨5点到下午3点，同江县城失守，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
战斗中，中方伤亡惨重，仅梁忠甲一个旅，就伤亡两千余人，被俘七千余人，副旅长战死。
满洲里是中国国境的门户，中国守军曾几次奋勇击退俄军，但在俄军飞机坦克大炮互相配合的攻势之下，在激战三昼夜之后，满洲里失陷，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均为国死难。
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12月3日，苏方与张学良的代表在双城子签订了《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在此基础上，12月22日，南京代表蔡运升同苏联代表司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十条，中东铁路“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
这一仗，张学良打得很不漂亮，中央也一直缺少有力的支持，白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还是恢复原状。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破天荒占了一个便宜：没有任何一本书说蒋介石和张学良“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中东路事件中的陈独秀
1929年，当苏联红军大举进攻中国时，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在一般人那里，自然要激起反抗侵略的激情，尤其是一般青年。比如沈阳的一些大学生，就组成学生义勇军，开赴前线助战去了。在上海，则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标语口号：一种是“反对苏联侵略”、“恢复民族主权”；一种是“武装保卫苏联”、“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
当时的蒋介石是聪明的，收回中东铁路，可谓颇得民心。即使认定国民党目的在于“亲帝反苏”，“寻找借口，挑起事端”，也应该承认，蒋所走的也是一步高棋。因为“借口”是苏方垄断路权，中国政府要维护民族利益。北伐刚刚胜利，国内民族主义的热潮仍然处于高涨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是一般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于是，收回中东铁路，就成了当时全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追求国家自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件事冲击的不是英日帝国主义，而是苏联“赤色帝国主义”，事情就有点复杂了。
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国家收回中东铁路，打的是“维护中华民族”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号。作为中国人，在中苏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令一般民众难以理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却必须服从命令，高喊“武装保卫苏联”。
这对那些年轻的领袖来说，也是一个考验。陈独秀充分看到了他们的幼稚。
在中苏之战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宣言认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32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接着，中央机关刊物载文为苏联拥有中东铁路权益辩护，认为中东铁路系俄国出资修建，中苏共管，并不完全属于中国主权。《中东路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主权·》，《红旗》，1929年第33期。对于中国收回中东铁路的行为，则认为是帝国主义反苏行动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共中央宣言：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旗》，1929年第31期。）他们发出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红旗》1929年第34期。）
中共中央1929年12月8日就武装保卫苏联问题发出了第六十号通告，认为“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50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具体的行动是组织学生、工人、店员、士兵进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并且发动群众暴动。（《准备着广大群众的暴动》，《红旗》，1929年第35期。）
陈独秀这时候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但还没有被开除出党。他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主张以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保卫苏联”的口号。
……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1929年7月28日和8月11日，他打破在政治问题上的沉默，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常委写了两封信，对中东路事件及党中央对此事件的宣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央通知中那些宣传口号脱离中国社会，脱离群众觉悟，其结果是孤立自己。他说：“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这些欺骗宣传“收到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认为不能只是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应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或误国”。
他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析，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他充分考虑到了一般群众的爱国情感。因为按照一般群众的看法，中东铁路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收回主权是合理的，苏联应当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归还中国。对此，陈独秀认为应当指出的是，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收回中东铁路有害无利。他希望让人民知道，苏联与帝国主义不同，“是反帝国主义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相比之下，陈独秀是明智的。可惜的是，当时党内没有人敢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持有异议。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称之为“反共产国际、反中央、甚至走向反革命”。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中央在信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原有的宣传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批评他“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34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可笑的是，陈独秀竟以为中央没能领会他的信的要点，8月11日再次致信中央，就前一封信中作进一步的解释。
8月20日，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公布了他的第二封信，同时发表《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错误》一文，在共产国际最新批示的影响下，中央对陈独秀的批评升级了，指责他丧失了基本的无产阶级立场，分析问题缺乏阶级的观点，攻击党中央和党的路线，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
终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
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面对他们当年的这些争论，双方的观点大概都很难理解了。
抗战前后的胡适
一
1933年3月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胡适立即写了《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守军的溃退。同时，又写了《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正告日本人：即使日本的暴力进一步发展，即使日本人占领了华北，甚至深入到长江流域，中国民族也是不会屈服的。
他连续发表谈话，反复表达自己的见解，其中心之一是警告日本人不要再使用暴力。其中一段话大致如此：“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
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指责他“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出卖灵魂”，“做日本人的灵魂”。鲁迅也在多篇文章中对他进行抨击，比如，《花边文学》中的《算账》，《且介亭杂文》中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都以讽刺的笔调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因为鲁迅文章的广泛影响，很容易给人留下某种片面的印象，好像胡适真的有什么问题。对此，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鲁迅对胡适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不了解，所据只是记者笔下的只言片语。而且，他所反复引用的这些只言片语也都是瞿秋白《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引用过的。所以，鲁迅究竟看过没看过胡适的谈话，都是一个问题。
瞿秋白的引用则显然是断章取义。记者的报导已经很不准确，再经过瞿秋白的摘引，就更加歪曲，好像胡适真的在为日本侵略者献策，在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在教日本人如何“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把瞿秋白的文章编入自己的集子，这或许意味着鲁迅对这些文章的认可。
那么，胡适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到底怎样？这是胡适用自己的言行所证明了的。
1933年，对于胡适来说，简直已经是抗战年。东北与华北的紧张局势使他不得不时时关注。在此，我不想叙述，而用省力的办法，摘抄几则他的日记——
3月2日：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账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3月3日：
连续给蒋发电，要求蒋介石飞临东北现场指挥。“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军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
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二十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州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让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胡适当年思想的真实状况。他的日记中甚至记下了这样的内容：“1934年1月24日：第三十二军（商震）的一个秘书李遇之来谈，他说察哈尔‘已非吾有’。人人皆望日本来统治，许多百姓把田契贴在门上，挈家逃往热河……”可以说，对于抗战，他一点也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