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显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曾集结于《现代评论》，也曾集结于《新月》，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又以“现代评论派”或“新月派”为世人注目。鲁迅与这一派关系的恶化就是从与陈西滢的论争开始的。因为鲁迅对这一派中的陈西滢等不少人进行过各种讽刺、挖苦、嘲弄和批判，所以在1950年代之后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派常常被看作鲁迅的敌人。但是，只要认真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1950年代之后的叙述以单纯的政治观点划线，往往把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看作“反动文人”，而把鲁迅看作伟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旗手，于是他们之间的论争就成了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然而，只要超越狭隘的政治视角，以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更具根本性的文化冲突作为思考的参照，就不难发现，鲁迅与“正人君子”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那么严重。无论陈西滢还是梁实秋、徐志摩，直至他们的精神领袖胡适，他们大都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自觉地致力于旧文明的批判和新文明的创造，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拒绝做旧的专制统治的帮凶，也拒绝为新的专制政治鸣锣开道，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们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抨击当局，批判国民性，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努力倡导现代文明，坚持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一切，使他们与鲁迅站在了同一文化立场，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战友。即使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也仍然是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即使考察论争留下的那些激烈的文字，也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属于个人感情好恶和具体事件、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居多，而精神立场、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较少。他们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价值观念、精神立场和文化目标大同小异。在鲁迅与之发生过论争的三大主要群体（“遗老遗少”、“流氓加才子”和“正人君子”）中，在精神结构和文化立场上，鲁迅与“正人君子”是最接近的。因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他们本来不应走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然而，一场笔墨官司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双方大动肝火，都以击中对方软肋为快意，尤其是陈西滢，把道听途说的“抄袭”之说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对鲁迅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人们常说“爱屋及乌”，而被深深伤害了的鲁迅则很有些“恨乌及屋”。因为对陈西滢、顾颉刚以及与论战有涉的李四光、徐志摩等的厌恶，对这一派从此再也没有好感。这直接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一次大分裂。
尤其是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主将之间的关系，从此日益疏远，直至不再往来，其消极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始于1918年，从1918年到1924年，两人有过长期的密切交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方向一致，关系密切，无论是批判旧文化，还是倡导新文学，都曾经有过默契的配合和紧密的呼应。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都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而面对鲁迅的成就，胡适则立即给予肯定和赞美。两人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见解往往高度一致。比如，胡适写《贞操问题》、《再论贞操问题》，鲁迅作《我之节烈观》；胡适写《我的儿子》，鲁迅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配合都相当默契。
在文学革命开始时，胡适第一个尝试白话诗，作为孤独的先驱者，没有几个人追随，鲁迅与刘半农、沈尹默是最早的响应者。鲁迅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等一系列新诗。对此，鲁迅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全集》，第7卷，4页。）当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修订的时候，胡适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认真参与了修订。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是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等文，给予回击。
胡适对鲁迅则一直评价甚高。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美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他在回顾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全集》，第2卷，34234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胡适日记》，第3卷，75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也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并且有过密切的合作。胡适1919年就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可惜没有时间做。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胡适对此报以热情的赞扬，几年之后，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全集》，第11卷，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胡适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从资料和信息的互相提供，到思想见解的相互切磋，记下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美好情谊。
这一切都发生在《新青年》集团因政治见解而发生分裂之后，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这尤其值得珍惜。
在陈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之时，胡适没有介入争论，而是致信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试图居中调解。他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说，“我们现在有许多事业要做，而国内就是这么几个可以做事的人，即使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也还怕干不了万分之一，为什么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猜疑和自相残害呢？”（《胡适书信集》（上），374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希望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总是把鲁迅看作自己人，直至鲁迅去世之后，甚至鲁迅已经被神化之后，胡适仍然不把鲁迅当作对立面。作为并肩战斗过的新文化战友，胡适对鲁迅的这份坚定认识足以发人深省，其中深含的情谊也令人思之动容。
但是，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发生之后，由于对陈西滢等人的反感，鲁迅与胡适越来越疏远。鲁迅所厌恶的人都是胡适的朋友，他们紧紧围绕在胡适周围。他们离胡适越近，鲁迅就离胡适越远。胡适的确无意结党，却很自然地成了思想文化界的领袖。鲁迅不喜欢攀附领袖，尤其不愿意与自己所厌恶的人并肩而立。在他们形成的群体面前，鲁迅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缺少良好的自我感觉，因而也难以平和公允地面对他们。他们一个个成了学者、教授、名流，鲁迅甚至因此而反感“学者”、“教授”这些称谓。他们占据了大学和文化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广州，鲁迅都感到无处可逃。鲁迅最后定居于上海而不回北京，并且永远告别了教育界，这一切都与此不无关系。
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召集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处讨论处理陈独秀事宜，最后决定撤消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那个会议给陈独秀留足了面子，但结果还是把陈独秀赶出了北大，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6年后，胡适读到了汤尔和当时的日记，写信对汤尔和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适书信集》（中），6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有理由指责陈西滢，正是他不负责任的攻击，把鲁迅推入更为孤独的境地，改变了他最后十年的人生轨迹。
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1929年7月至12月，中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规模不算太大，却也不算小，可谓中苏之间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说起中苏之战，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起珍宝岛，却没有几个人知道除此之外中苏之间还发生过其他战争。要弄清当时的情况，又想省些力气，我本指望从哪本现代史着作中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没想到，找遍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竟不见任何一本对这场战争有正面叙述。战争发生在东北，直接指挥者应该是张学良，那么，关于张学良的传记中总有一些记录吧？然而，我又失望了——在一本本或厚或薄的传记中，似乎张学良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直到今天，在《中国现代史》中，我看到的仍然是这样的叙述：“1929年5月，张学良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7月10日，蒋介石、张学良指使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以武力接收中东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制造了中东路事件。”（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23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而且，它是被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的章节之下讲的。
在各大学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教材《中国革命史》中，则是这样说的：“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敌视态度，1927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1929年5月，又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中东路事件。”（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16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同样是放在“国民党政权的内政外交”这一标题下讲的。
它被称作“中东路事件”，而且是中国蓄意挑起的。
我只好走进故纸堆了，好在当年的报纸还能够找到，铁路等方面的一些材料还没有消失。原来，它是一场规模甚大的战争，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找不到确切数字，但最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十万苏联红军大兵压境，战事持续五个月之久，铁路被摧毁，城镇被炸为废墟，黑龙江上的中国舰队全军覆没，无数官兵英勇捐躯，七千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关于这场战争，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命名，只称它作“中东路事件”。而所谓“中东路”，那本来是苏俄的叫法。
所谓“中东路”就是“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它是沙俄与清政府《中俄密约》的产物，1897年开始修建，1903年建成。它的主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全长243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长春至旅大一段归日本人管理，成为后来的南满铁路。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但在1920年9月27日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是，该协定并没有把中东铁路交给中国，而是规定它由两国共管，以待中国将其赎回。这样，中东铁路事实上仍然掌握在苏联手中。因为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宣布对北京订立的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所以，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铁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
但是，在共管的实施中，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存在争执：
首先，用人问题。根据协定，双方用人对等分配，但在实际上，在中东铁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中国职员仅有400人，且大部分是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如果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果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国人。
其次，中国权益问题。中东铁路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资源，仅木材一项，苏联每年就从中国运走几亿元。据《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一律归还中国，苏联政府却迟迟不予归还。
再次，苏方在中国的报纸问题。苏联的报纸，当然要宣传社会主义，而张学良对此很不欢迎。所以，苏联人办的报纸常常因“宣传赤化”而被查禁，双方摩擦一直不断。
这些矛盾和冲突，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同时，就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当时的态度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势在必然。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大局。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本来就是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无论国民党真爱国还是假爱国，也无论它怎样耍阴谋欺骗人民，至少在表面上的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新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恢复。面对东北的局势，雄心勃勃的国民党必然要考虑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中国主权问题。
那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实很简单。
教科书说是国民党政府寻找借口，挑起了中东路事件。面对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我们的教科书一般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谴责外国，不管这个中国是清朝皇帝执政还是北洋军阀执政。但这次是一个例外，教科书说是中国挑起了事端。应该说，这是一个事实，事端的确是中国挑起的，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指示张学良挑起的。当时的蒋介石是国家领袖，张学良是东北地方长官，国家的事当然由他们经办。
在展开大的行动之前，张学良先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只是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召集会议讨论中东铁路的用人问题，为中国职员要求权利，苏联人作出让步，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个处的正处长成了华人。中方下令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也默认了。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没收了一些宣传品，同时，强迫中东铁路苏方局长停职。29日，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此即为“五二七事件”，它是中东路事件的开端。
5月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