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钱玄同是反传统而主张西化的。这也不是他的特别之处，而是《新青年》集团的共同主张。在五四时期，若论反传统态度之坚决与激烈，大概只有鲁迅可以与他相比。
对于道教，他说：“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1900年，竟演出拳匪之惨剧。吾人方以为自经此创以后，国人当能生觉悟之心，道教毒焰，或可渐渐澌灭。岂知近年以来，此等‘拳匪’余孽，竟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施其妖术：某也提倡‘丹田’，某也提倡‘灵学’。照此做去，非再闹一次‘拳匪’不止，非使中国国民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不止。”（《随感录·八》，原载《新青年》，第4卷5号，1918年5月15日。）
对于孔家店，他说：“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它若不被打倒，则中国人的思想永无清明之日；穆姑娘（Moral）无法来给我们治内，赛先生无法来给我们兴学理财，德先生无法来给我们经国惠民；换言之，便是不能‘全盘受西方化’；如此这般的下去，中国不但一时将遭亡国之惨祸，而且还要永远被驱逐于人类之外！”（《孔家店里的才伙计》，原载《晨报副刊》，1924年4月29日。）
对于中国传统，他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这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一蔽之曰，‘不拿人当人’。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
那么，怎么办？出路何在？他认为：“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回语堂的信》，原载1925年《语丝》，第23期。）
因此，钱玄同极力推进现代化，而且认定现代化就是西化。他反复地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他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的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汉字革命》，原载《国语月刊》，1922年8月20日。）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改革，也是服务于这一大目标的。
关于文化的发展目标，钱玄同方向明确，说得也很明白。他甚至说：“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样（实际上尚未有此物，这便是‘欧化的中国’这句话，老实人若要误解，尽管请误解，我可不高兴负解释的责任）。至于有些人要‘歌颂’要‘夸’的那中国，我不但不爱它，我对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卖给谁呢？卖给遗老（广义的）。他们爱磕头，请安，打拱，除眼镜，拖辫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萨，拜孔丘，拜关羽，求仙，学佛，静坐，扶乩，做古文，用‘夏历’，说‘中国道德为世界之冠’，说‘科学足以杀人’……爽性划出一块龌龃土来，好像‘皇宫’那样，请他们攒聚到那边咬干屎橛去。腾出这边来，用‘外国药水’消了毒，由头脑清晰的人来根本改造，另建‘欧化的中国’岂不干脆！讲到救国，我极愿意——也只愿意——‘救救孩子’，救救那‘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而已，其他则不敢闻命。”（《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原载1925年《语丝》第20期。）
钱玄同的这段话，可以提醒那些把启蒙混同于救亡的人，也可以提醒那些把启蒙看作救亡手段的人。要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再像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那样为救亡而努力，它的目标是“救救孩子”，也就是“救人”。他们可以爱国，但有条件，就是成为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志就是百姓成为人而不再是奴隶。因此，说到底还不是爱国，而是爱“人”。
有人痛心于“国将不国”，他们痛心的是“人已非人”。
钱玄同从事启蒙运动，决不以救亡为目的，因为他认为救亡不应该是目的。他说过：“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直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回语堂的信》。他说的革命，是思想上的革命，是文化上的革命。
正因为这样，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际，他坚持启蒙，对“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进行思考，对救亡和革命进行思考。他说：“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蠹而言。军阀政蠹自然是国贼，但我觉得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非由在降，非由他出，固来自田间也。军阀政蠹一旦倒了运，与普通国人固无以异；普通国人一旦走了运，还不是十足道地的军阀政蠹吗？那么，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之论也！”（《关于反抗帝国主义》，1925年《语丝》第31期。）
在五四时期，钱玄同有许多与政治有关的言论，这些言论多与文化有关，但又涉及国体、行政等政治问题，表现着他对政治现实的某些不满和变革的愿望。同时，之所以有所不满，又因为有理想的比照。比如，他曾这样提醒人们：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随感录·二八》，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5卷3号。
统观此类言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保卫民主共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玄同不愧为共和卫士。
作为共和理想的卫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时候，在旧文化借着民族主义而回潮的时刻，他仍然坚持新文化运动立场，对种种文化潮流进行了抵抗。他说：“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在共和国体之下而说什么‘君为臣纲’，什么‘君臣之伦’，什么‘忠君’的话，的的确确是鼓吹造反！至于父子夫妇等等，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人权彼此完全一样，在共和国体之下而说什么‘父为子纲’，什么‘夫者妻之天’的话，也是等于造反！你们用专制时代的旧道德来束缚压迫共和时代的国民，你们未见得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而我民国被你们这一捣乱，岂独国体动摇，简直成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世界。”（《告遗老》，原载1924年12月8日《语丝》第4期。）这种思想，是陈独秀在1917年反复言说过的。而此时，陈独秀早已不再顾及新文化建设，在新文化的阵地上，只有很少几个人仍然在坚守，钱玄同是坚定的一个。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了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箝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障全体平民的；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讲究屁款式，鸟义法，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帝国民国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说是无不相反。要民国，唯有将帝国的一切扔下毛厕；要帝国，惟有将民国的一切打入死牢：这才是很干脆很正当的办法。《赋得国庆》，原载1925年10月10日《京报副刊》。
历史非常不幸，到钱玄同说这话时，民主共和之路真的已经快要走到头。
有孙少荆来信，说首先要弄清的是人的问题，反对动不动就乱说什么爱国救国。钱玄同说：“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住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们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致孙少荆》，原载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什么爱国、救国之类，而是人。由于长期处于种种群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在一般人那里，无论任何事物，好像只有与救亡有涉，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真正具有了现代理念的《新青年》集团，人们却不再那样认识问题。
在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如果说外国话，就成了洋奴。钱玄同说：“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发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知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致孙少荆》，原载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
陈百年提出，要把每年1月1日的新年祝贺废止，改为10月10日做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钱玄同极为赞同，他说：“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陈百年〈恭贺新禧〉的附志》，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
他的一切思考，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的目标：脱离奴籍，独立做人。
不该被遗忘的陈炯明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陈炯明是一个军阀，而且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是革命的叛徒。这种印象来自教科书，也来自一般的历史叙述。
然而，只要我们进入历史，这种叙述中的种种歪曲和掩盖就会像薄冰见到阳光一样融化，露出其本来的面目。那个真实的陈炯明，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一
陈炯明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在清末新政时期曾经当选广东议员，经历过立宪运动的洗礼，的确不同于拿了菜刀或梭镖起家的武夫。同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充当敢死队第四队的队长，辛亥革命暴发后策划了广东起义和独立，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革命后主政广东，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了民选县长，在政治改革方面卓有成效。他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一心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模范省。即使在1918年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期间，他也成功地建设闽南护法区，使其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这一切，可谓有口皆碑，就连比孙中山们更激进的左派在他们的回忆中也难免有所透露。比如，郑超麟就在回忆中这样说过：“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郑超阶级麟回忆录》，162页。个人生活方面，陈炯明严以律己，克勤克俭，几乎无可挑剔，就连孙中山也承认：“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香港工商报》，1933年9月23日。）
这样的一个将军，在历史上没有流芳百世，反而“遗臭百年”，原因是他与孙中山的关系。背叛孙中山就是背叛革命，而革命后来胜利了，主流的历史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写的，陈炯明当然无法到历史课本中去为自己辩护。可是，时隔八十年之后，对于他与孙中山的是是非非，我们却有理由重新进行考察。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明显的，因而冲突也是必然要发生的。比如：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陈炯明认为这有损人格，坚决拒绝执行。孙中山为了实现武力统一，可谓不择手段，对内可以联合军阀和任何可以帮助他统一的力量，对外可以为寻求外援而许诺种种丧权辱国的条件；陈炯明却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对内反对与张作霖这样的军阀联合，对外决不愿做偷偷摸摸的交换。早在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就到漳州找过陈炯明，表示愿意资助陈炯明完成中国的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尤其是在政治上，陈炯明致力于联省自治，而孙中山致力于全国统一。因为这一点，他们两个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当时，面对中国的局势，一些人看到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互相混战，不如各省自治，等条件成熟了，再实行联省自治。这个模式并非没有先例，它的榜样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经过十多年的各州自治，进而建立了联邦。正因为这样，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南方各省纷纷实行，北方各省也跃跃欲试。这其中，陈炯明是最真诚的，也是最为卖力的。他一心在广东保境安民，大办教育，发展经济，实行民治。他决不反对统一，但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连年征战，并梦想着和平实现最后的联邦。
孙中山虽然人在广东，但他的目标却在全国。他只是把广东当成革命的根据地，借广东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进行北伐。当时的孙中山几乎一无所有，军事上要依靠广东军队，经济上也要依靠广东财政，所以对陈炯明的主张不好贸然反对，甚至直到当选非常大总统，仍然要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然而，这实在有点委屈了他，他对于武力统一早已急不可耐。因此，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了，立即就要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