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主张“自利利他主义”，而且明确认定以“小己主义”为基础。这里的所谓“小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对于“自利利他主义”，高一涵解释说：“何言乎自利利他主义，必以小己主义为始基也？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藉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他批判了中国传统：“吾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即在此小己主义之不发达一点。在上者持伪国家主义，以刍狗吾民，吾民复匿于家族主义之下而避之。对于国家之兴废，其爱护忠敬之诚，因之益薄，卒至国家、社会、小己交受其害，一至于此。”他认为，今日青年应当努力以与旧习俗相战，以独立自重之精神，发扬个人之能力，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社会举为小己主义所筑成。此不佞所以以小己主义为自利利他主义之起点也。”
高一涵主张“小己主义”是相当彻底的，为此，他反对牺牲主义和慈惠主义，认为牺牲和奉献是最不道德的。
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中，高一涵又强调指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国家得要求于人民者，可牺牲人民之生命，不可牺牲人民之人格，人民之尽忠于国家者，得牺牲其一身之生命，亦不得牺牲一身之人格。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他说的人民最终落实到公民个体，他说：“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他认为，不明白这一点，不明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美其名曰爱国，乃自剥其人格，自侪于禽兽皂隶”。
他的这些见解与陈独秀当时的见解基本一致，努力方向也是一致的，都在试图为共和国培养现代公民。为培养现代公民，首先强调的就是权利意识。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先确立的方向。（胡适的“好政府主义”）
1922年5月14日，一份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第二天开始，《晨报》、《民国日报》等多家报刊纷纷登载。这份宣言被称作“好政府主义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依次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共十六人。
宣言的主张很明确，内容也不复杂，如果简化一下，主要是以下五点：（一）政治改革的目标：要个“好政府”。（二）“好政府”的含义：在消极的方面监督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一个“宪政的政府”，要一个“公开的政府”，要一个“有计划的政府”。（四）政治改革的唯一功夫：呼吁好人参政。（五）对于当时政治问题的具体主张：主张从南北议和入手，恢复旧国会、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等等。
这份宣言是由胡适执笔的。甚至算不上执笔，也算不上起草，而是本来就是他自己写的文章，灵机一动，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并签了名。胡适5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半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此文中，注重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这个意思是我今天再三考虑所得，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胡适日记》，第3卷，664665页。）
第二天，胡适一大早就打电话给蔡元培，借他的家里开会，然后给大家打电话，约定在11点在蔡先生家里见。“十一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馀、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三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馀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胡适日记》，第3卷，665页。）
由此可见，这一切都是胡适一手操办的，“宣言”表达的也是他的主张。
就在这期间，胡适还写了一首《努力歌》，可以看作这份宣言的一个说明：“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政治不良，那有好教育？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他找到的办法就是“努力”和“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开了。”当时的胡适，在政治上有相当的热情，但显然有点幼稚。事情大概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只要努力，“从下手处下手”，问题就能解决？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事实上，“好政府主义宣言”虽然提出了南北议和等具体的入手方案，但基本上还是在表达一种理念。正因为这样，多年后鲁迅在与梁实秋论战时还要嘲笑它：“我以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鲁迅：《二心集·“好政府主义”》。应该说，鲁迅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就这样一份宣言，却获得了那么多名流的认同，而且引起了广泛讨论，这本身就很值得注意。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这份宣言一直被看作一份改良主义的宣言。这很有道理，因为它的确带有鲜明的改良主义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同派别的人都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领袖的李大钊也在宣言上签了名——不仅签名，而且他是胡适半夜里写完稿子之后第一个打电话找的人，第二天到蔡元培家中开会，也是他与胡适商量决定的。由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位激进主义领袖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绝非出于勉强。
这似乎不好理解。
就胡适而言，基本的改良主义政治态度早在留学美国时就确定了。早在1914年，他就认定所谓救世之道，就是“以人道易兽道”、“以公理易强权”，并且认定：“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胡适日记》，第1卷，565页。）在1916年写的《论革命》中，他又明确指出：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下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要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有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致H·S·维廉斯教授，《胡适日记》，第2卷，335336页。）
1921年，胡适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形成了他的“好政府主义”。这个口号最先公开提出，是1921年8月5日胡适在安庆第一师范学校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胡适对“好政府主义”做了如下解释：
首先，“好政府主义是一种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缺点有三：“（1）因为反对某个政府就反对一切政府，因为反对某种法律就反对一切法律，是论理上的错误。（2）他们假定一种自然向善的人性，是心理学上的错误。（3）现在的祸患由于实无政府，而他们还要用无政府来补救，是事实上的错误。”
其次，好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对此，他也讲了三点：一、“政治组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工具”，之所以发明这种工具，是因为许多事业是个人或小团体无法完成的，需要大的组织。政府就是这样的组织，它的存在是因为人们需要这种工具。二、“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作用是可以避免冲突，增进效率。他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往日的车子，横冲直撞，没有警察干涉，往往‘挡了道’，彼此不让，彼此不能过去……我们试看上海大马路浙江路口的印度巡捕手里的一根短棍，可以指挥无数车马行人向一条路上走，免去无限冲突。”三、这种工具，若使用得当，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惰性极大，偏向保守‘习惯的生活’。若靠自然的演进，必致没有进步，或进步极慢。政府的机关，若用得当，乃是促进社会进步、打破社会惰性的唯一利器。”胡适举的例子是男妓和鸦片的禁止，这都不是个人或小团体所能做的。
这个演讲的第三部分是“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的意义：
（１）从此可得一个批判政府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
（２）从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更须时时监督修理。因为人都有揽权的天性，又都有滥用权力的趋势。无论怎样好人，若久揽大权，若无有监督，总会滥用他的威权去谋他的私利；私利与公共福利冲突时，他就会滥用他的威权去摧毁公共福利了。故这个工具有严重监督和随时改组修正的必要。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
（３）从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时，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胡适日记》，第2卷，415417页。）
由此可见，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很难说是一种改良主义。他竭力宣传“好政府主义”，希望好人参与政治，参加政府，以便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改良。但是，当时的胡适并未排斥革命。在后来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答王振钧等八人的问题时曾经明确地说：“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以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胡适文集》第3卷，334页。）
大概正因为这样，这份宣言才得到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共同认可。不过，由此看来，说胡适是改良主义者，就未免太片面了。
钱玄同的文化姿态
好像是突然之间，人们对钱玄同又重视了起来。不仅已有几种他的文章的选本出版，而且6卷文集出版了，影印本的12卷日记也出版了，这是一件好事。钱玄同这个人，是不该被冷落的。
然而，我却有些纳闷。从道理上说，我们这个年代怎么能够接受钱玄同？他的同道大概很少，尤其是在文化上，他的态度显然不合时宜。然而，他的书还是出来了。也许，在这文化大潮的边缘，还有人喜欢并认同钱玄同？但愿人们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过激”与“偏执”而感到好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钱玄同可谓一员骁将。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打过攻坚的硬仗。在《新青年》时代，只要论及《新青年》，人们是不会忘记钱玄同的。然而，钱玄同的主要成就在语言学、音韵学、史学和经学。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历史已经永远地记下了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之下，写了这么多的内容：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中国白话语体的倡导者，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第一次汉语拼音方案的拟订人，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者，白话国语教科书最早的创编者，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元的倡导者……在短短的一生中，如此之类的事竟然做了那么多！
他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他在语言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不懂，我不曾关心过，但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我却做过一些考察。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因为他能冲锋在前，而且敢破敢立，写过许多不同凡响的文章。因为他有着坚实的旧学根基，对传统了若指掌，又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对其面目与本质便一目了然，而且，批判起来就能够一下子抓住根本。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是偏激的，因为他说话直率，而且“狠”。比如，“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就像点穴一样，使旧派文人难有还击之力。
被历代文人视为经典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三坟五典还是旧诗、旧戏、旧小说，在钱玄同眼里，都成了散发着臭味的垃圾，是需要清理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宝贝。作为语言学家，他竟然主张废除汉字，连自己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字都不要了。凡此种种，以致今天说到他，几乎是异口同声，认定他过激和偏执。
因此，对他的评价就成了问题。有人直言他的“挖祖坟”和“断根”之罪；有人吞吞吐吐，说是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他；有人似乎是在为他辩护，说的却是：矫枉过正乃当时打破传统的需要，好像那不过是权宜之计；有人似乎很宽容，说要在特定的背景上理解他，也就是说，虽然钱玄同是错的，但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上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情有可原的。这样一来，钱玄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弄到了被告席上，即使那些辩护也不过是在考虑给他减罪，而罪，却是已经确定的。更遗憾的是，那些辩护者多以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这一切使人看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