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稚晖不但是科学的倡导者，而且是反传统的斗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引进者和扞卫者。梁冰弦在谈到吴稚晖的人格时说过：“他的国学本来就出类拔萃的，因为认定现在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因为国学里有不少的微菌，他就明知国学另有相当的价值，也要视为九代大仇，尽力排击，好杀开一条大道让科学奔前来；又如多少人明知中国文字不适用于开明进化时代，却因为自己下过几十年苦功，已为自己特长，便掩住良心，保持旧物即所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吴先生的中国文学程度，远在那些兢兢自好的之上，却在二十年前主张废除汉文，改用拼音新字。即此两端，其外行纯由乎内心的笃实。”《吴稚晖学术论着》序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文化思想。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一些人总喜欢批评西方社会人欲横流，并以此衬托中国固有的道德文明。吴稚晖指出，人欲横流与道德并不冲突。他以身边刚刚发生的事例进行了比较：在北京，汽车撞了人就跑，因为是某长官的车，警察拿他没有办法，而救人者却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车。中国人号称是道德第一，精神文明第一，而西方人被称作“算账的民族”，人欲横流的民族，但在现实面前，到底是哪一方更有道德？吴稚晖讲的是一件真事，撞人者是陆军次长金永炎，被撞者是梁启超的公子。金永炎撞人之后扬长而去，而瑞典驻华使馆的秘书此时正好驱车经过，立即把被撞者送进医院，并且留下自己的电话和通讯地址，然后才去办他的事。因为传统不同，习惯不同，道德水准当然不同，但哪一种行为更道德？吴稚晖告诉我们，这并不是这位次长特别不好，而是我们的传统中就是如此。孔子讲恻隐之心，早已留下了种子。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懂得平等待人，更尊重人的生命，因而也更人道。
面对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的说法，吴稚晖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精神离不开物质。他说，“什么真如正觉，也不过用几个物质的麻醉性名词，叫人昏昏盹盹，悠悠洋洋，得个说不出话不出的精神快乐罢了。其余什么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说得像煞有介事，也无非借那取不尽，用不竭，又好又廉，够懒惰，趁现成，拿来安慰自己的精神罢了。你骗我，我骗你，送完了‘有生’便算，真是草草人生”，结果是整个民族弄到“不死不活”的这步田地。《吴稚晖学术论着》，83页。
他坚信宇宙都是“暂局”，但没有一境不应该“随境努力”，没有一时不应该“随时改进”。这就是吴稚晖的人生哲学，它是一种洞察一切之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人生哲学，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强调说，尽管人生短暂如南柯一梦，尽管太阳也有冷却的时候，尽管一切都是“暂局”，但在地球未死之前，人类就要发展，今日的物质文明之后，还会有更高级的物质文明。针对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的论调，吴稚晖说：“物质文明非但现在说不到破产，就是再几兆年，还是进行。”（《吴稚晖学术论着》，84页。）他承认可能有少数古人胜过今人，但“至于一般普通人，可以坚决地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思想在他头脑中的影响。他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而是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二尺，或者是魔高一尺道高一尺，总之是善亦发展，恶亦发展。这与章太炎的俱生进化论显然存在相通之处。
在1920年代初的文化论争中，吴稚晖对梁启超和梁漱溟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后者，批判可谓尖锐而深刻。梁漱溟曾抱怨有人没有读懂他的书，吴稚晖为此而把梁漱溟的书连读六遍，“摘抄也有四五十纸”。他对梁漱溟的问题看得很准：“他是住在哥白尼以前的世界；一个玻璃壳的天，挂些日月星辰的灯彩，罩在地皮上；玻璃上面，佛坐第一位，玉皇大帝第二位，孔圣耶贤各有班序，才灵学怪，辘轳回轮；有朝一日，真如放光，四大永空。”（《吴稚晖学术论着》，8586页）对于梁漱溟的世界，他有过别致的剖析。而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批判和剖析，他有过清楚的说明：
我为此文主旨，前面亦略已说过，今再缕数一二。第一，在三四年内，看见厌世自杀之人太多。我终怪他们把生活看得太认真。第二，一方又见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自了派，年来亦不少。我又嫌他们把生活看得太不认真。第三，经欧洲大战，物质文明破产之声，可笑几与唐焕章八月十五后天翻地覆一样。然而群众心理，有口难分。我想是他们生活的根本观念错了。第四，是前面说过，觉着年来梁卓如梁漱溟朱谦之三位先生的着作（朱先生的思想今又改变）都有点害国病民的成分在内。其祸根还是胡适之先生引鬼上门。所以我决意挟了予不得已气概，要想做这篇拉拉杂杂的文章，向他们哭一场。明知螳臂当车，徒引一笑，也是我尽我心罢了。动笔中间，又遇着了丁张开战，章老将归农，就并为一谈。更弄得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仅仅写三四万字，延长了一年。（《吴稚晖学术论着》，86页。）
在世界范围内因为大战而带来的怀疑西方文明主流的背景下，在国内五四过后的文化回潮中，吴稚晖努力为物质文明辩护，为被称作物质文明的西方文明辩护。他认为，无论人们怎样指责物质文明，未来社会还必须依靠物质文明，没有物质文明，一切都是空话。梁漱溟等人张扬东方所谓向后的文化，吴稚晖指出，那种向后的文化再好，也不过像贵州山中山民，所谓乡村之乐，不过是骗人鬼话或者自我安慰罢了。对于当时的文化大势，《新青年》集团的人也常常缺少清醒的自觉，吴稚晖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可惜东边既不曾扶好，新新公司又将开幕。而西边却同善社，道德社，大同教，吴鉴光，小糊涂，金刚眼，皆猖獗得远超过于戊戌以前。你要得孔颜乐趣，他的坛上，便孔子神位，颜子神位，早供上座。你要致王阳明良知，他乩盘里便王文成的静坐法，王文斋的泰州躬耕诗，早登在万字杂志。他刮你们的面皮，从老先生的梁任公梁漱溟张君劢，刮到小先生的谢赞尧谢国馨。使我们切齿痛恨，以为弄到蛇鼠黄狼，一齐显灵；廿四夜灶君皇帝的上天，耀武扬威；农民的辛苦米粒，都装入妖巫道姑袋里；皆是《东西文化哲学》、《欧游心影录》、清华学校的《人生观演说稿》，间接直接鼓吹出来。这真是冤哉枉也。也正同梅兰芳小白脸尖头政客刮我们的面皮一样。从激昂的陈独秀李守常胡适之钱玄同吴稚晖等，刮到中正的任鸿隽朱经农唐钺先生等为止。使你们切齿痛恨，以为半洋半相的男女，桃红柳绿的创作，无耻苟偷的猪仔，皆是我们鼓吹出来，弄得民穷财尽，子不孝父，弟不友兄，学生不敬老师，真是三纲沦，五常灭。这也有些苦哉冤也。若两面相恕，正可以说大家都无法于道高之一尺，魔高之一丈。平心而论，那种孔颜乐趣，体验良知功夫，若在十八世纪以前静稳世界，用直觉来压住了理智，不任多事，大家持中过度，实是快乐。现在若个人不负什么社会责任，偶有少数，抽出自己身体，与高隐一般，亦未尝不足以定心定命。所以上举的姓名，除两位谢先生我未识荆外，其余三位，都曾承过颜色。除任公先生人人晓得，不必再加批评，至于君劢先生漱溟先生两人的人格，实可钦佩。讲起孔颜乐趣来，吾尤服膺漱溟先生。我虽止与同坐一次，偕游一次，然四面八方打听，他们的内行敦笃，则闻而知之；他们的气度温纯，则见而知之。然在我们逼住不得不做乐利派的眼光看去，梁先生终不免做了十七世纪的一个废物。《吴稚晖学术论着》，8990页。
他指出：“我相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虽生才不遇，我亦可以相对承认。然一民族全体总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评，谁实分两较高，便是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良，谁实较低，即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劣。”他说阿拉伯与印度，认为其文化一是神秘，二是玄虚，简直是“半人半鬼”。“其实他的圣贤，皆懒惰邋遢，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的总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请他讲人死观。凡懒惰邋遢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后，他们必定只剩少数，在山谷中苟延残喘。（内惟犹太少数流徒者并入欧族）”（《吴稚晖学术论着》，94页。）他说中国，“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又未能建宗教。止祈祷疾病等，向最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些虔诚，至今如此。即什么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的多数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所以，孔子等人也遵从这些而以乐天知命委蛇。（《吴稚晖学术论着》，9495页。）他告诉人们，保守就是懒惰，就要往深山里面钻，不敢面对世界。不能做事，就只有说空话，说大话。不敢面对现实，就会故弄玄虚。
他说西方这个“算账的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指阿拉伯、印度、中国——引者注）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的总和，道德叫做较高明。请凡到过他们家里，有如张君劢章行严梁任公诸先生，摸了良知，不必偏激，讲与梁漱溟先生听听。我们自己顾此面皮，然后批评人家。我们持中，持的什么？他们算账，算的什么？至于拿善进恶亦进的原则来说，他们算账的恶人，一定有中国没有看见的。并且也是中国维新党，正如法炮制的。然他们多数算账的好人，也有合了两个孔子，都抵不过一个的。难道我们可以盲了目，止当不看见，瞎吹我们的持中，胜过他们的算账么？居乡，人与人不服善，人人知为恶德。难道可以倚仗了‘种拘’，媚世不服善至如此？所以‘他们物质文明破产，他们道德搁浅在第一路’，据了几个发牢骚人的激言，嚼间蛆人的自夸；或在外国四马路，被野鸡拉了去，就下断语，说外国上海，全城女人都不着裤子；就引来算金科玉律，着起不朽着作；若曰：‘你看不懂我的书，你驳你驳，你也不敢驳’；真立直了做梦。这一番的西化破产谣言，（西化革新，入于尤高尚的一境则有之。如帝国主义完全扫地，社会主义将代共和，皆在实现及酝酿中）却引起了一个新问题”。（《吴稚晖学术论着》，96页。)他尖锐地指出：“洋人腿直，是前三十年御史的话；西化破产，洋圣人算账，是今日出洋博士，大学教授的话。民族如此低劣，真要气破肚皮。”(《吴稚晖学术论着》，97页）
面对“中国道德第一”的论调，吴稚晖提醒陈独秀和胡适，中国不仅要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而且要迎接西方的道德，也就是“穆姑娘”。他如此盛赞西方道德：“使他们出门与父亲亲亲嘴。上车替娘舅提包。饭是摊新旧桌毯吃，还是一粒饭颗不掉；痰是隐在手巾唾，莫说肮脏痰盂宜设；指甲修得烁光；须根刮得皓白。别人做事，莫好像饿煞仙鹤，延颈而旁观；千人一室，勿好像闲空瘪三，张目而互看。小节说不其尽，大义更要效慕。朋友托孤，可千万家财，代管二十年，增产两三倍，积起账簿数箱，一一编号而交付。海轮触冰，顷刻要沉，送妇孺稳上端艇，二千人作乐唱歌，谈笑而共逝。算账的穆太太，端的不弱于持中的老‘夫子’也。”（《吴稚晖学术论着》，9798页。）所以，他的主张是：“穆姑娘治内，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德先生请他经国惠民。”（《吴稚晖学术论着》，99页。）
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中，吴稚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二十年前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我遇见康白情傅斯年诸位先生，我才悟他们都是饱看书史，力以不空疏为尚。他们不是闹什么新文化，简直是复古。我想时机到了，古学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请章太炎去里昂讲经。去年将国内国外的空气细细一检验，我的思想，上了大当，觉得妖雾蔽空，竟缩回到时务报出现以前。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学术论着》，124页。）
正是这些言论，使吴稚晖在五四落潮之际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坚定卫士，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维护者。吴稚晖本来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在新文化运动的保卫战中，他却成了历史无法忽视的主将。
三
吴稚晖经常对人说，1889年他进江阴南菁书院读书时，书院山长典以周的座右铭“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大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也成了他做人的原则。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便调和。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吴稚晖很极端，也很偏激，而且到老也没有改掉这应该属于年轻人的毛病。
他信仰科学，是因为他看到科学帮着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的黑暗，使思想得以解放，使生活得以改善，使文明得以进步：“以往的人们，受自然威权的限制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权黑暗的时期。得科学来淡下了神的崇拜，人们的思想权，遂得一大解放。独立自尊的观念，未来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么？我国还能做着羲皇上人的梦，大多数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讲一些苟安的学术，能敷衍得过么？你们好古，也知道炎黄祖先，他们在科学上的创造，载在历史的，不后于别人的古代呀。何以别人能够遥遥的光大了，我们只记着他们的几句空话，弄得他们遗留下来的世界，半身不遂呢？”而且，他还看到，中国人爱以这“半身不遂”的“精神文明”自诩。在《科学周报》“编章的话”中，他指出，“有一句不够常识的普遍谬误，叫做科学是物质生活，玄学与美术是精神生活，这种话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一种像煞有介事的谈话，在大家说说笑笑亦无不可。若认认真真把它算着典要，牵作人生的标准，那就照例不应该让他们到底去胡扯吧？除了他把精神去同上帝，灵感，看作三位一体，那种本来是半人半鬼，他应有‘说昏话’的权利外，他若吟诗，作画，谈玄，说政，尚晓得带了三分论理，在世上生活的，我们就应该不辞问题的毛细，对他分辨分辨。请问什么是精神，不就是指情感同思想等等，所谓抽象的便是？请问什么是物质，不就是我们自己的臭皮囊，同一切星月花鸟，石斧卉衣，诗笺画版，烟通机器，大炮机关枪等等，凡可听可视可嗅可触，有形有色的便是？没有感情思想，自然是没有臭皮囊……但是没有臭皮囊，同星月花鸟、石斧卉衣……会让思想在无何有之乡表现，或自由抒发么？那就精神物质，一物而异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