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芳
內容摘要：韓琦是北宋名臣，對於他在慶曆新政中的作用和立場，一些史書評價有失公允，更有甚者，列其為反對派，此與史實相左：事實上韓琦不是慶曆新政的反對派，他是慶曆新政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慶曆黨爭中立場穩健而公允。
關鍵詞：韓琦范仲淹慶曆新政
韓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陽（今河南省安陽市）人。仁宗天聖五年（1027）中進士第二，授將作監丞，從此步入仕途，後官至同中書平章事。他是一個很有作為的政治家，歷三朝（仁宗、英宗、神宗），輔二帝（英宗、神宗），于宋王朝可謂功莫大焉。在他病逝後，神宗親自為他題寫了“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他在為政方面可稱道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和范仲淹、富弼共同主持的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關於其起止時間說法不一，約在慶曆三年十月至慶曆五年初）。新政旨在改革弊政，但因頑固派反對，最終隨著范仲淹、富弼、韓琦的相繼下野而失敗。
現代有的史書在提到慶曆新政時，多歸功於范仲淹，而絕口不提韓琦［1］。更有甚者，竟把韓琦列為新政的反對派。1996年任崇岳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宋元卷》說到慶曆党争時這樣寫到：“為推行改革，范仲淹等人自覺組成政治集團。這一政治集團中，核心人物有范仲淹、杜衍、歐陽修、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和石介）、李覯、余靖、蔡襄、尹洙等人。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整頓吏治，改革官僚制度，尤其有兩點最為重要，一是考核官員的磨勘制，二是恩蔭制。這兩點涉及面較廣，關係到許多官吏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一出臺，就受到許多官僚的惡毒攻擊。……反對新政的政治集團主要由以下人組成：章得象、王拱辰、賈昌朝、張方平、韓琦、魚周詢、劉元渝、何中立。反對派對改革派的攻擊無孔不入，有的在前臺，有的在幕後，有的臥底，有的跟蹤，對改革派不擇手段，肆意誹謗誣陷，必欲置入死地而後快。”［2］這裏把韓琦歸入反對派之列，其形象完全是一個齷齪小人，營營於私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這種說法與史實相左，很值得商榷。事實上韓琦不是新政的反對派，關於他在新政中的作用和立場，本人將從三方面闡明。
韩琦也是慶曆新政的发起人。新政之前，韓琦和范仲淹作為經略副使共守西陲。由於韓范守邊有方，元昊不敢輕易來犯；加以西夏連年征伐，人心厭戰，故慶曆三年三月，元昊遣使表達求和之意，宋夏開始議和。在議和過程中，元昊態度強硬，提出了苛刻的條件，而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多厭戰，準備答應西夏提出的一切要求。升任樞密副使的韓琦頂風而上，堅決反對，上書分析與元昊議和有三患，希望兩府能“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3］。並于慶曆三年七月上《救弊八事奏》，曰：“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綱紀漸振，而太平可期，二敵豈足為國之患哉！”［4］韓琦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宋王朝“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所造成的積貧積弱的國情，其所舉之策即處處針對這些問題，特別是冗官問題。
與西夏的戰事平息後，韓琦與范仲淹回朝，都得到重用。諫官石介曾作《慶曆聖德詩》［6］贊之。仁宗感於天下多事（內有饑荒和民眾叛亂，外有外族侵擾），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7］初，范仲淹、韓琦、富弼同為樞密副使，後歐陽修、蔡襄等俱彈劾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無能，請求以仲淹代之，王舉正也自求罷去，故范仲淹代王舉正為參知政事。范、富、韓三人每進見，仁宗“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8］。八月，韓琦宣撫陜西。九月（此為《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記，《東都事略》記為十月），仁宗再次手詔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陜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事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9］
後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列出十項改革方案：明黜陟，即改革官吏磨勘制，嚴格考核辦法，延長磨勘年限，擇優破格升遷；抑僥倖，改革恩蔭制，這主要是針對冗官問題；精貢舉，改革科舉學校制度；擇官長，嚴格選任地方官，罷免年老多病、貪污不才的官員；均公田，糾正職田不均現象；覃恩信；重命令；減徭役；修武備；厚農桑［10］。韓琦與范仲淹的觀點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主張慎選官吏，進有才，退無能；都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都主張厚待農人，贏得民心；韓琦和范仲淹都是帶過兵的人，當然知道邊備不強的嚴重後果，所以也都主張修武備。他們改革意向的核心都是吏治改革。
後來大凡史書，皆記范仲淹為新政的發起人，大概緣於他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成為慶曆新政的宣言書，是新政開始的標誌；在他獻書時，韓琦又出守邊關，十一月纔還朝。关于《答手詔條陳十事》的作者歷來说法不一，有史家認為是范一人所作［11］，有的則認為是集體成果［12］。本人傾向於是集體成果，由范主筆，其中又糅合了韓、富的觀點。有史料記載三人分別上書。蘇轼《富郑公神道碑》曰：“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邉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13］《東都事略》記仁宗在天章閣接見過韓琦，當時韓琦言己策，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14］。這些記載從表面上看三人是各自上書，但深究就會看出端倪：其所獻之策類同程度極高，有的條目連表述都是一樣。这就說明新政措施的出臺，應該是揉合了三人觀點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來看一看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中的說法：“陛下見其做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15］歐陽修作為親歷新政並為新政搖旗呐喊之人，其語當更有說服力。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三下注中也作了考證：“《十事》據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議其附传並《實録》皆無之。《實録》於十月丙午載：仲淹、弼答《手詔》，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16］韓琦虽然沒參與草擬，但據史料的記載來看，他也是新政的發起人，他應該是參與了商議的，其早於《十事》的上書即是明證。作為慶曆新政的積極獻策者，韓琦不可能站在反對的一方。韓琦在慶曆黨爭中為新政派力辯
范仲淹作為新政的主持者，當時確實遭到許多猛烈的攻擊，正如歐陽修在《祭資政范公》文裏所說的：“公曰彼惡，謂公好評。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17］范等以天下為己任，欲治國富民，但其改革條例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18］鑒於當時反對派主要以宋朝皇帝諱莫如深的朋黨之名大做文章，攻擊范等新政人物，諫官歐陽修于慶曆四年四月寫下著名的《朋黨論》［19］作慷慨激昂的辯護，稱范等人是朋黨，但是君子之党。自此范等從不諱言自己是朋黨，是君子之党，這使得仁宗心生嫌隙［20］。反對派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大加撻伐。《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八有這樣的記載：“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蹟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党人，歐陽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為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門人下党，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佈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21］一時朝議沸騰，但范等堅守立場，毫不退縮。又有夏竦因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斥其為奸邪而懷恨在心。石介曾奏記于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就讓女奴模仿石介筆蹟，改“伊周”為“伊霍”，偽作石介為富弼撰寫廢立詔草，流言四起，並讓仁宗與聞。仁宗雖不信，但范、富二人開始害怕，不敢自安於朝，請求出邊。慶曆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撫陜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二人雖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職，但已不再參與朝政，反對派更加囂張。慶曆五年春正月，富弼從河北回朝，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奏曰：“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陜西，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蹟甚明，乞早廢絀，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22］仁宗立即借此降詔罷免范仲淹和富弼。後又及杜衍。
反對派為了一己之私，極盡誣衊誹謗之能事，確實如上舉《中國社會通史·宋元卷》中所說，其攻擊手段卑劣之極。但要說韓琦也在攻擊者之列實在是缺乏有力的證據。在新政前後，韓琦和范仲淹之間是有过比较大的爭執，但稱不上是矛盾，更不可能產生出打擊報復之類的仇恨來。其一是新政之前在對西夏作戰問題上二人各持己見。韓琦認為宜主動進攻，如拖時太長，則財政不支，若能集中軍力，則數量遠過西夏軍，再乘敵正驕惰之時，攻破元昊軍是可能的。范仲淹則認為宋軍軍力不強，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後來主守派佔了上風。但二人並未因此而結怨。在奉詔回京之前，二人還曾聯名上《除樞密副使召讓闕陳讓狀》［23］，共五狀，陳述他們着手邊備，現在不能立即回朝，顯出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計個人榮辱的高尚節操。其二是新政中，在具體的條令製定上，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修武備”一條，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認為應該實行唐代的府兵制，調兵於民。韓琦則認為唐制不如宋制，其曰：“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24］後來范仲淹的府兵之議終沒實施，當時仁宗“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25］。但這只是二人在具體問題認識上的差異，並不能說明韓琦反對新法。實際上新政中二人經常一起奏事獻策，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九記慶曆四年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獻四策［26］。另外在修水洛城事上二人爭論激烈，但並不涉及個人利益。實際上范仲淹與韓琦于修水洛城事上所支持的尹洙關係也非常友好。
從宋代的史料筆記看，沒有關於韓琦反對新政的明確記載，也沒有關於足以使韓琦倒戈相向的人際矛盾的記載；相反他們是一派的證據卻很多。最有力的莫過於在范、富被貶後，韓琦不顧個人安危為他們力辯：慶曆四年十二月韓琦上《乞別白朋黨奏》［27］為范等辯白；慶曆五年三月初，他又上書為富弼辯：“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孰肯為國家之用？”並指出“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28］韓琦的論救因當時反對新政的勢力太大而未果，《宋史·韩琦传》记：“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