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条质疑的根据：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定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31年，仍未收入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此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发表了《岳飞〈满江红〉词考辨》，认为“踏破贺兰山阙”一句颇有疑点。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以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之地。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金国上京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简直南辕北辙。而明代北方的边患是鞑靼族，据《明史·鞑靼传》记载：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曾率兵抗击鞑靼兵于贺兰山后，袭破之。据此便可推定《满江红》词是明朝王越等将帅或幕僚所作。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疑问，着重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的事迹典故实在是罕见的和不可思议的事。相反，一个伪作者倒不难写出这么一首词来。第二，《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低沉、惆怅，两者的风格和格调迥然相异，不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由此看来《满江红》可能是伪作。
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赞成上述说法。台湾学者李安写了《萧萧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杰作。他根据史实提出了三条根据：第一，在“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岳飞30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掌握指挥大权，因为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所以才作成这一篇踌躇满志的《满江红》词。第二，岳飞自20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30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行程加起来足有八千里，所以词中又“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第三，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正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又“潇潇雨歇”一句。综上三条得出结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他本人真实感受，在1133年（宋绍兴三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
香港学者苏信写了《壮怀激烈——也说岳飞〈满江红〉》，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之句，作了解释。他说：西夏与北宋之间屡有战争发生，真宗、仁宗时向西夏贿赂求和，才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岳飞对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当然熟悉，因此岳飞便在《满江红》一词中以贺兰山借指敌境。此外，苏信还把岳飞在收复建康城之后写的《五岳祠盟记》与《满江红》一词作了对照和比较，认为两篇作品的风格和情怀完全一致，纯系出自一人之手笔，所以不应怀疑《满江红》词是岳飞所作。邓广铭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等文章，也不赞成伪作之说。他说：岳飞《题新涂萧寺壁》的七绝，岳珂编《金陀粹编》时也未收入《岳王家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他不是岳飞的作品。
岳飞被害时，家产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收。岳飞死后，秦桧及其余党继续把持朝政，又历经元朝异族统治，因而岳飞的声名始终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变。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出现在明中叶的情况。即使《满江红》词不是岳飞所作，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它毕竟是一首振奋人心、充满爱国精神的好词。
再现楚汉相争的琵琶曲
《十面埋伏》作者为谁
《十面埋伏》再现了楚汉相争两军决战、项羽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悲壮和复杂情形。金石坠地慷慨悲歌中还有别姬之情，铁血柔肠，丰富，完美，令人称绝，但它的作者还是一个谜。
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以其史诗般的气势再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而悲壮的楚汉之争，征服了古今中外无数听众的感情。然而，这首世界名曲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十面埋伏》的曲谱最早见于1818年所刊印的华秋苹《琵琶谱》，谱中既无作者姓名，又无产生时代，只在“跋”中称它为“古曲”。而在李芳园编订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1895年刊印）中，《十面埋伏》改名为《淮阴平楚》，并标上了“隋·秦汉子作”。但是，据《旧唐书》记载，秦汉子并非人名，而是唐人对秦汉时期流传的一种弹拨乐器的俗称。李氏分明是托古杜撰，不足为信。
唐代的琵琶已具有相当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了，出现了一批以战争为题材的琵琶曲，如《凉州曲》、《秦王破阵乐》等，在唐诗中则有更具体形象的描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琵琶行》）“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tián】。”（无名氏《琵琶》）“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腾秋鹘【?弈ǔ】。”（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千乱【chāi】鸣镝【dí】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元稹《五弦弹》）有人据此认为，《十面埋伏》产生于唐朝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何况曲中首段有模仿火炮的音响，这在唐朝是没有生活依据，因为火炮在宋末元初的战争中才出现。
据明沈榜《宛署杂记》（1593年出版）称：“李近楼号‘琵琶绝’……能于弦中作将军下教场、鼓乐、炮、喊之声，一时并作。”《十面埋伏》中也有“列营”（又名“开门放炮”）、“吹打”、“点将”、“呐喊”等段落，所以，这“一时并作”之声，很可能就是《十面埋伏》的雏形。李近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琴、筝、笛无一不通，尤精于琵琶，被时人誉为“京师绝艺”、“琵琶第一”。他的指功惊人，“夜卧，以手爪从被上按谱，被为之穴。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他的技艺具备了创作和演秦《十面埋伏》的条件，但要确认其为《十面埋伏》的作者，还需更多的史料论证。
有人根据明末清初文人王猷【yóu】定（1598—1662年）《四照堂集》中的《汤琵琶传》一文，认为《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约1585—1652年）。汤氏“所弹古曲百十余曲……而尤得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泣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显然，这首《楚汉》即《十面埋伏》的前身。有人将《十面埋伏》首段的旋律与维吾尔族北疆《古典歌曲》第七套第五曲作了比较，发现两者的调式、骨干音、终止式和气质十分相似，因而认为《十面埋伏》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而汤应曾在成为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后，曾被征戍，随军到过嘉峪关、张掖、酒泉等西北战场，以音乐鼓舞士气，振奋军威。这使汤应曾不仅亲历战场，领略战火纷飞、金戈铁马的景象，而且有机会学习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为他以后创作《十面埋伏》提供了生活依据和音乐素材。但是，与汤应曾交往甚密、结为知交，并为他写传的王猷定在《汤琵琶传》中却没有写明汤应曾创作了《十面埋伏》，而将《十面埋伏》列入“古曲”一类。这对持《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汤氏观点者不能不说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有人认为，许多琵琶古曲都是土生土长、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辛勤培植才趋于成熟的，作者无从考证，如《将军令》、《月儿高》、《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就是如此，《十面埋伏》也不例外。但是，琵琶古曲与民歌又有所不同，不少文人和宫廷乐师也参与了琵琶曲的创作和演奏，如王维的《郁轮袍》、康昆仑的《羽调录要》等，《十面埋伏》可能也是如此。所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十面埋伏》的作者姓名有可能重见天日。
明清状元们考的什么题
八股文的由来之谜
这儿成就了一代代学子的将相梦，这儿埋葬过无数英才的壮志雄心，这儿是登高阔步的黄金台，这儿更是噬人前程的坟墓，爱你恨你，万种滋味向谁诉？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其中起股到束股四部分是议论的主体，每部分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等。八股文的考题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允许自由发挥，因此束缚人们思想，严重摧残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怒谴责：“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1901年，清政府宣布“自明年为始……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八股文才被废除。作为一种考试文体，采用时间这样长，影响如此大，恐怕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仅见的。那么八股文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太祖与刘基所定”或“明太祖朱元璋制定”说。《明史·选举志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认为八股文是明太祖与刘基所制定。陈东原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1936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中说：刘基卒于洪武八年（1375年），那时正是科举停顿时候，直至洪武十七年才正式开科取士。因此，“他是赶不上参与文体之创制的”。又说，自洪武三年虽然一连开了三年的科考，“但那时诸事草创，恐也未顾及考试的文体”。可能是受陈东原的影响，张晋藩、邱远猷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科举制度史话》中，提出八股文是明太祖制定的。他们写道：“明太祖朱元璋，在沿袭宋朝科举考试文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种用八股文取士的方法。”1979年出版的毛礼锐、翟菊农、邵鹤亭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似认为八股文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们说：明太祖为吴王时已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中间曾一度停止，到十五年复设科举，到十七年规定科举定式，“从此八股文的格式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是一种高度注重形式的文字”。
“始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说。最早持这一说的恐怕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二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并具体指出：“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以及“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均是八股文。顾炎武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又是明末清初人。因而，他的见解颇为学者们所接受。鲁九皋《制义准绳》论八股起源，首即引顾氏之言。陈青之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中则直说：“据顾炎武所考，八股文的形式始于成化以后，在此以前，场屋文字不过类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形。自成化以后以至满清末年，数百年间皆为八股所支配。”1981年出版的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和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也都采纳了顾炎武的看法。然而，有些学者却不赞同此说。陈东原于1936年分析指出：“此文，在顾炎武所谓成化二十三年之前十二年，弘治九年之前二十一年，而已具八股的形式。”因此，他说：“若谓成化二十三年方有八股，亦非定论。”
商衍鎏在1958年也说：据顾炎武说，八股始于成化之时，但成化以前，于谦“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文，王宗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等题文，皆八股格。由此，他认为八股恰起于成化，恐亦未必（《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源于宋经义，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说。陈东原先生认为，文体之变，大都由渐而来，断不能恰指何时，也不能恰指何人。他指出，若追溯八股前身，当源于宋代经义。王安石在变法中，罢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这是一种新文体，与论相似，不过限于以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以经书中的意思去解释推演。王安石在创“经义”时，尚无整齐严谨的八比，但无论是直说、喻说、正说、反说，总是一个对一个，“而开后来八比之风”。到明代遂成为格律拘谨字句皆有规定的八股。因此，他的看法是：“明代制艺，确较宋代格式严紧。成化以后，束缚得格外厉害罢了。”（《中国教育史》）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也说：“论八股文者，沿流溯源，不可不谓其托始于经义也。”八股之法，“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则作这样的概括，八股文“其体源于宋之经义，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定科举取士式，定制《四书》用朱熹注，然文章未有定式。成化（1465—1487年）以后始形成八股”。
另类文学关乎市井民俗
《金瓶梅》作者之谜
《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也是记载明代生活的风俗长卷，衣食住行，无不形诸于笔端，其艺术价值很高，人们固定思维中《金瓶梅》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其实不然……
《金瓶梅》扩大了小说审美领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初生之时市民阶层的心理情绪，是反理学、反复古、重民间文艺这一进步思潮的产儿。它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而不是有人认为的淫书。张竹坡认为作者描绘市井社会逼真如画，使人不敢轻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誉为“第一奇书”。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纷纭近400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书的内容影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