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广为流传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篆文印章来看，石章有5．5厘米见方，白文朱底，这大概是出于民间好事者之手的伪造品。因为以印章的大小论，与唐伯虎通常所作的画幅之大小颇不相称，显得过大；若系收藏印章，其刀法与字体匠气十足，而缺少文人名士的“书卷气”。尤其是在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字样，又刻有文征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共4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扬州八怪”中的巢林、西唐和“西泠【lín?弈】八家”之一的龙泓等人的赞辞题识。其实这位故弄玄虚的好事者，殊不知唐伯虎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治圃舍于桃花坞【wù】，曰‘桃花庵’”之后，曾刻了“桃禅仙吏”这方并不多用的闲章来表白他消沉落魄的潦倒心境，当时他还写下一首绝句：“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此时，唐伯虎已年近半百，哪里还有闲情逸致为自己再刻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呢？
从史料分析来看，目前所知的第一个谈论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人是明代的阎秀卿，他在《吴郡二科志》中说唐伯虎在科场仕途蒙冤失意后，“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文学角度来看，《吴郡二科志》是阎秀卿所作的自娱性很强的个人见闻笔记，且阎秀卿本人的生卒年代不详，又未发现他与唐伯虎之间有什么瓜葛来往。因此把他的记载作为研究考证唐伯虎的第一手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这很可能是他根据唐伯虎的传闻逸事大胆虚构而成的，实无此事，殆不可信。
在人们的脑子里，唐伯虎是一个轻狂风流的公子哥儿。其实，历史上的唐伯虎并非如此。苏州市文联段炳果撰文指出：唐伯虎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见《光明日报》1985年2月24日）。首先，在唐伯虎传世的诗文书画作品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说过这样自负的话。自29岁时的科场冤案以后，本想以“功名命世”的唐伯虎变成了一个“春光弃我竟如遗”的感伤者，变成了一个“猖狂披髦卧茅衡，万里江山笔下生”的失意者。在这种潦倒落魄的窘境里，曾经自谓“布衣之士”的唐伯虎是决不会说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类自大之语的。在封建社会，才子作为一种美称是不可用来自称的，何况是“第一才子”呢？唐伯虎是一个尊重前人史实、笔辞严谨的艺术家，很难想象他会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也许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留给后人的是论证、思考。在唐伯虎才气横溢的作品中品味人生，何论自称与否。
“难得糊涂”
郑板桥所为何意
郑板桥，“扬州八怪”之首，不仅能诗善画，也工书法，擅填词，小品文尤佳。今所传《家书》数篇，前人誉为“不可磨灭文字”。同样不可磨灭的是他所写“难得糊涂”的格言，引起猜测种种。
郑板桥，名燮【xiè】，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号，兴化人。清代著名诗人、画家。童年治学刻苦，善于思考。据说，有一次跟着老师去野外玩耍，路过一座小桥，看见桥下水中有具女尸，众人正在打捞。老师为之悲伤，即占诗一首曰：“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郑板桥听后说：“老师你说的不对，你怎么知道这个少女是十六岁？你又怎么知道她是被风吹下小桥的？你看见三魂七魄随着波涛打转了吗？”老师被问住了，就说：“那你说怎么写呢？”郑板桥略微思考道：“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波转，粉面泛波涛。”老师听后欣然折服。
郑板桥也被称为清朝“扬州八怪”之首，在书画界是颇有名气的。因为品格高尚，为世钦仰，因而人们一直很青睐他那别具一格的字和画。
其中最为人熟知、争议最大的是郑板桥所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难得糊涂”四字竟像传单那样被制成各种礼品式的拓片或作为像章推销。由于作者当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意向，因而对“难得糊涂”四字产生了诸多相异的认识。
一、自我嘲解。这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郑板桥59岁时写的。这年9月19日，郑板桥在潍【wéi】县，“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外，心中不觉怅然。他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如此吗？争名夺利，傲胜好强，到头来又如何呢？看来人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灵大约也就宁静了。于是他挥毫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因此它被称为‘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迸出的愤激词’”。（杨士林《广陵奇才——郑板桥传》，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心安理得说。是说郑板桥在任潍县知县期间，接到堂弟郑墨函，为了祖传房屋一段墙基，与邻居诉讼，要他函告兴化知县相托，以便赢得这场官司。郑看完信后，立即赋诗回书：“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怎么不见秦始皇！”稍后，他又写下“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两幅大字，并在“难得糊涂”大字下加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在“吃亏是福”大字下加注：“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我心安即平，且安福即在是矣。”（《读者参考》1991年4月）看来“吃亏是福”是“难得糊涂”确切的诠释。
三、自我清醒。郑板桥从不糊涂，他所以兴叹“难得糊涂”，自有其苦衷在焉。朱铁志认为：“郑板桥是个极清醒的人。惟其清醒、正派、刚直不阿，面对谗言无能为力时，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在何处？‘难’在他毕竟清醒明白，心如明镜，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在他‘一枝一叶总关情’，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只有假装糊涂，然则终究不能无视现实，遂有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之叹了。”（《从“难得糊涂”说到质量万里行》，《人民日报》1992年8月4日）
四、抗议之声。说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秋，郑板桥由山东范县调任潍县知县，上任之日，正好遇百年未有的旱灾，田地裂缝，河水断流，庄稼枯黄。而皇帝派的钦差姚耀宗不问放赈，反而向知县索取书画，还要其送100两纹银来，郑板桥就以一幅鬼图讽刺。姚大怒撕了画泄愤，并指使财主屯粮，使百姓饿死，以此增加郑板桥罪过。郑板桥眼见百姓惨状，而心力不支，非常烦闷。妻子相劝：“既然皇上不问，钦差不理，你就装糊涂嘛！”郑板桥发怒说：“装糊涂，我郑板桥装不起来。你可晓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难得糊涂。”由此反而有所启发，就以“拯救万民，在所不惜”激励自己，宣布立即开官仓赈济饥民。台湾徐兰川说，“这句话文义，似乎喻人凡事不要太认真，得过且过，所谓‘不疾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另一注解。加以句读，聪明者有俗谓之智慧，有赖于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才能培养成就完美的性格，是以人欲聪明并不易。苏东坡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所以聪明人难做。什么是糊涂，糊涂就是不精明，糊涂有两种：一种真糊涂，朦朦处世，似是与生俱来，装不来，求不到；一种是装的假糊涂，明明是非黑白了然于胸，偏偏假装荞麦不分，即是‘由聪明转入糊涂了’。根据郑板桥这种性格和心理结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要他违背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行为，显然是痛苦和折磨”，“聪明人如基于良知道德应有所为，而要他装糊涂而无为，的确很难”。所以徐兰川认为，郑板桥有这段感慨“难得糊涂”的题书，“其中有段非常感性的心路历程，也是知识分子从政，在专制腐败政海中无法展现职志的一种抗议之声。它具有为所当为的失败涵义，不可为而为的胆识”。因此这种“心理调节”，乃是“试图把自己的心理反差平衡一下，以求得方寸的暂时安宁”（徐兰川《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抗议之声》）。
那么“难得糊涂”究竟该作何种解释更为确切、可以共识呢？看来，“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世，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章学城《文史通义·文德》）。后人难知前人心态和所处的复杂文化环境，若有正确适当的解释，还是很难的。
才子与僧人
苏曼殊其人其事
苏曼殊才情卓越，诗、书、画无所不能，半僧半俗红尘旅。他的一生坎坷多变，身份复杂，让人难以读懂。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备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做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12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出了家。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15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漂泊的一生。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号啕。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明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袖。苏曼殊因爱情不幸，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但他却能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诗：“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文警醒国人，因而做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作《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工作，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他经过35年的红尘孤旅，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