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汉承秦制”的说法，意思是汉朝的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继承秦朝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汉朝的统治政策有了大的变化，主要是将原来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改变了，用一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减轻百姓赋税的负担。
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202年，八年战争，空前激烈，人祸加上天灾，天下百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刘邦的龙车配不齐四匹清一色的马，王侯出入只得乘坐牛车。面对这种情况，刘邦只得下决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证他的统治。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劳动力问题。
汉初人口锐减的确严重，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战争、天灾、逃亡！
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文中记载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里面的人是因为逃避秦末之乱而躲了进去，因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明代有书记载：在山中发现一群“毛人”，见人就问：“秦始皇还在修长城吗？”回答说：“还在修！”这些满身长毛的人立即远遁而去……
虽然这些只是文学作品或者传说，但是难道没有一些历史真实的影子？
刘邦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集逃亡劳动力；二是放奴婢；三是励生育；四是释囚徒；五是兵归农。
刘邦还减轻赋税，节省开支，奖励军功，鼓励农耕，限制商业……
汉虽然继承秦制，但是刘邦尽量减轻赋税，让民众休养生息，无疑是秦代所没有的，这不能不说历史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
国家制度是统治者的最根本的统治方式，除此之外，刘邦重用儒生叔孙通、陆贾等人制订礼仪，建设封建社会文明礼仪。
叔孙通对于汉朝初年政治稳定的主要贡献是为刘邦制订朝仪。这些制度与汉初政权机构相适应，对于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威起着不可小看的重要作用。
战乱中讲利害，和平时期谈礼节。统一中国的刘邦，必须重建社会及政治伦理。
刘邦这个人，本来不讲究什么繁文缛节，凡事无所谓，但得到了天下，如果还是什么都无所谓，显然行不通。更何况，匈奴的严重威胁已经让他不得不加以正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如何有效建立皇帝权威便于中央管理，刘邦还是要动点脑筋。因此，一向不修边幅的刘邦，开始关心社会伦理风气，认真学习当皇帝了。
因为不喜欢儒生，刘邦曾经拿儒生的帽子撒过尿，显得很没修养。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功臣大多是武将，又很多是哥们儿，因而这些人动作粗野，没有什么礼数可言。这样一来，就经常出现无上无下，率性而为的情况。
特别是在争功上面，经常闹得脸红耳赤，甚至拔剑击柱，弄得朝廷上鸡犬不宁……
终于有一天，向来宽容的刘邦也逐渐忍受不下去，有意无意地逃避上朝了，这就使朝廷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影响。
萧何看不过去了，打算改变这种状况。
春天到了，气温明显回升。二月，萧何兴建中的长安城主殿未央宫也已经临近尾声。
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隅，周边长达28里，和东南的长乐宫并立。西汉的长安约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北方，原长安故城位置。
宫殿南向，但上书、奏事、谒见者均由北阙进入，阙是种观门，高30丈。而且公车和皇帝御用交通工具亦停留在北阙附近，所以北阙为正门。东阙也很重要，可联系丞相府。北阙名为玄武，东阙名为苍龙，都极为壮观华丽。前殿、武库、太仓均极为豪华。
刘邦毕竟是从农村闯出来的，知道人民的疾苦。他看这宫殿如此奢华，心里有些反感，而且也很不以为然。他向萧何埋怨道：“连续数年的战乱，影响生产，臣民都陷入痛苦的生活。我虽然努力经营，但结果如何犹未可知，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财，来盖这么豪华的宫殿？”
萧何从容回答：“就是因为天下未定，皇权未稳，才更需要以宫殿来象征威重的权力。天子以四海为家，统治天下，不修得如此壮丽，无法代表他的尊贵和力量。而且，皇帝的宫殿建设最好是一次到位，以免后代还要增建，对祖先有不敬之意。”
刘邦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未央宫的规划。
接着，刘邦重用儒生叔孙通、陆贾等人制订礼仪。
叔孙通是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秦始皇时代凭借文才学识，为待诏博士，大概相当于候补博士。过了几年，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胡亥知道后，召集众位儒生、博士计议此事。
秦二世说：“楚地戍卒攻下蕲，占领了陈，各位有何高见？”
儒生、博士30多人一起走向前去纷纷说：“人臣反叛，格杀勿论，望皇上发兵征讨！”
秦二世十分忌讳“反叛”的字眼，天下本来已经开始“反叛”，他却不喜听见。史书曾载，出使之人回来向秦二世报告有人造反，秦二世大怒，下令把此人处死。从此之后，无人再奏。秦二世问及，人们只得说“几个小贼，早已被地方官吏剿灭”云云。秦二世实在是闭塞言路，自取其祸。
叔孙通此人极善观言察色，急忙向前启奏：“这些人的话都是胡说八道。现在天下合为一家，毁诸侯城邑，收天下兵器，表明太平时代已经到来。况且明主高坐，普施法制，人人奉公守法，四方臣服，哪里还有反叛之人？楚戍之事，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徒所为，何足挂齿！皇上下令叫郡县官吏派人擒拿即可，皇上尽可高枕无忧。”
秦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完全不明其言外之意，还连声称善，回头又去盘问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那些儒生有的说是“反叛”，有的说是“盗贼”。秦二世下令御史将那些说“反叛”的儒生尽皆依法审判，而那些说“盗贼”的儒生得以安全返回。秦二世欣赏叔孙通，赐给锦帛20匹，一身新衣服，还拜为博士。
回来后，那些儒生责骂叔孙通说：“先生为何如此阿谀奉承？”
叔孙通说：“你们不知道，我都差点难逃此劫！”
几天后，叔孙通从咸阳逃回老家薛地。当时薛地已经归楚。不久，项梁大军到了薛地，叔孙通投靠项梁。项梁死后，他自然依附项羽。刘邦攻入彭城，叔孙通归顺刘邦。刘邦大败而逃，叔孙通也跟着逃走。叔孙通是个儒生，自然穿着儒服，幸而没有戴儒冠，否则又要被刘邦用来撒尿。刘邦憎厌儒服，叔孙通就脱下儒服，换上楚制短衣，刘邦因此喜欢叔孙通。
叔孙通归顺刘邦，带着100多名儒生弟子，但是叔孙通从不向刘邦推荐使用，而专门向刘邦推荐一些武勇之士。
弟子们见到此种情况，议论纷纷：“我等追随先生多年，而今又跟着归附汉王，但是先生专门举荐那些勇夫，而不推荐我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些话传到叔孙通的耳朵里，他召集诸位弟子，开导说：“汉王正在亲冒兵矢争夺天下，你们哪一个能够驰骋沙场攻城略地？所以我当然只能举荐武勇之士。等到汉王夺得天下，我当然要推荐你们。你们专心读书，好好地等着，我怎么会忘记你们呢？”
叔孙通是一个识时务者，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久，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了天下，在定陶当上了皇帝。刘邦废去了秦朝的一切苛刑仪法，所以朝廷上一片混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语)。
叔孙通早已探知刘邦的这一系列情况，决定游说刘邦重建朝仪，瞄准这一机会，准备一展宏图。
他对刘邦说：“儒家之道，的确难以用来争夺天下，但是可以用来稳定天下社稷。我请求到鲁地招募儒生，再加上我的弟子一起共同制定朝仪。”
刘邦说：“是不是比较困难？”
叔孙通说：“五代三王礼乐不同，有增有减。礼仪要根据时代、人情，进行必要的改变。我准备参考古代仪礼，再参照秦代仪礼，制订出一套新的仪式来，不会很繁琐。”
刘邦说：“你就去试着办吧。一定要简明，以我能够做到为准。”
叔孙通奉旨行事，又重新操起了老本行，自然是轻车熟路。他前往鲁地，招募到30多位儒生。
其中两位儒生不愿西入栎阳，对叔孙通说：“你这人，先前在秦为博士，接着又到项王手下，现在又到皇帝手下，所事之主快到十个了吧！你实在是因为善于阿谀奉承才得到今天的显贵。天下刚刚安定，你又兴风作浪，搞什么礼乐？礼乐是那么容易搞的吗？积百年之德，礼乐才能兴。我等不愿意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行为，不合古代礼节，我们不去。你快走吧，不要污辱了我们！”
叔孙通并不生气，笑着说：“你们迂腐到了何等地步，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还是老样子！”
看来叔孙通要兴礼仪，也不是一帆风顺，连某些所谓儒生也不理解。
叔孙通带着30人同返都城，召来原来弟子人等，操练月余，请刘邦去看彩排。
刘邦观摩完毕，说：“这些事我办得到！”
刘邦回到宫中，下令群臣都要去学习朝仪，次年岁首开始施行上朝礼仪。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初一，汉制每一年的岁首，各国诸侯、文武百官，黎明即起，身着朝服，齐到长乐宫前，依照职位高低排列整齐，等候朝见皇上。
到了这一天，所有诸侯、大臣、将领都先在宫殿门外等待，他们由宫廷的侍从人员，依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依次序引入宫殿门，并分东、西两边朝列。侍卫的郎中等，分阵排列，林立于廷中。他们全副武装，手持兵器，旗帜鲜明，由殿门到皇帝主殿间，共有数百人，气氛严肃。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次排列于西边，面向东。文官由丞相率领，依官职高低排列于东边，面向西。接着才宣告皇帝辇车出房，百官持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吏，依次序逐一奉贺。
此时，每一个人都为礼仪之庄严而震惊不已。朝礼毕，置酒宴，依礼节，不得饮至酒醉。诸侯百官坐殿上，先低头敬礼，再仰头行祝酒礼，以尊卑之次序，一个接一个向皇帝敬酒并祝健康。每人饮9杯后，侍从官便宣布罢酒。这时，御史举法为评判，如有动作不合礼法者，便喝令退出。君臣置酒终日，无人敢失礼哗乱，与往常的闹酒喧哗完全不同。
朝拜赐宴完毕，刘邦起驾回宫，群臣跪送。
刘邦召见叔孙通，高兴地说：“我到了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
叔孙通制定朝仪有首创之功，刘邦给予重赏，“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趁机向刘邦进言：“我的弟子和儒生跟着我辛勤劳作，希望皇上念其辛劳，各赐一官，以安众心。”
刘邦立即降旨，这些人都当上了郎官。
叔孙通谢恩而退，唤各位子弟、儒生来见，传达刘邦旨意，将所得之金全部分赠众人。
这些人尽皆欢喜，都赞颂说：“先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因此青云直上，两年之后，被拜为太子太傅。
这种朝见仪式，一直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形象写照。到了大清帝国末年，有不少外国使节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因此得不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乃至于外国使者是否在皇帝面前行此大礼，成了两国外交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汽车驾驶员必须坐在前面，并且无法跪拜，慈禧宁愿不乘汽车。
这种朝见仪式，是封建社会所必需的，也是这种制度腐朽的标志。这种制度，不仅在朝廷上推行，逐渐向诸侯国、郡、县衙门推广开去。
制定朝仪无疑加强了皇帝和官吏的权威，但是要让皇帝的权威千秋万代，关键之处还要教育全国臣民具有忠君的思想，才能保证江山永不变色。
事实上，刘邦只不过是推翻了一个嬴姓统治集团，使秦暴政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得到缓和，但刘邦本人不懂法度、礼节。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度，不然就要乱作一团；皇帝不能没有威严，不然容易令不行禁不止！
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乐朝仪，让他享受到了当皇帝的绝妙滋味，刘邦兴奋异常，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久，刘邦发布政令，让萧何等人制定《汉律》，命令韩信等人制定军法，下令由张苍等人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方面的各种章程……
大汉帝国顿时气象一新，各种规章制度初具规模。
此外，刘邦还宣布其他一些政令：
皇帝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一切要以皇帝为中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士人为其统治的基础，紧密团结和依靠地主、乡绅，他们是国家机器的基础力量；必须在各地方分设官职，掌管兵、刑、钱、谷等事物，有效管理地方，施行政令。
这一套制度及连带的尊号，被刘邦确定下来，其中大多数都是沿袭秦朝体制。其中，“太上皇”这一称谓也是如此。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然家里出了个皇帝，自然全家都跟着显贵。刘老太公过上了好日子。
刘邦本来是一个农民，虽然当过一个小小亭长，但是行为放荡，常招他父亲刘老太公生气。刘邦称帝之后，却成了一个孝子。刘邦只要在首都栎阳的时候，经常去看望刘太公，每次朝见礼节甚周，并且规定，五日一朝，从不耽误。其实，刘邦已经开始从自己做起，为全国百姓树立学习的榜样。
但问题在于：刘太公偏偏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
而刘邦现在这个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这个真龙天子，却因为要尽人子孝道，时常去拜见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太公与刘邦的关系，既是父子，又是君臣，在礼仪上就不能完全遵循一般的父子之道，太公家令因此劝告太公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今皇上虽然是太公您的儿子，然而是天下人主；太公虽然是皇上的父亲，然而是人臣。您怎么能让人主朝拜人臣呢？如果这样，皇上怎么能威重天下呢？”
过了几天，刘邦又去朝拜太公。
刘老太公听说儿子前来，急忙拿着一把扫帚跑到门口，边走边后退迎接。
刘邦见此，慌忙下车，惊问：“父亲大人此是何意？”
太公忙说：“皇帝是天下人主，普天之人共仰。怎么能为我一人而乱了法度呢？”
刘邦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为了在礼仪上维系父子名分，刘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刘邦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刘邦从来都是大大咧咧。年轻时对刘太公也不是十分恭敬，但如今做了皇帝，倒显得十分恭敬孝顺起来。为了侍奉太公，对刘老太公表示尊敬，他就很有创意的首创了一个“太上皇”。
虽然只是一个名号，但毕竟“百善孝为先”，这样既便于自己和太公交流亲近，又显出了自己的仁爱德行。何乐而不为？
刘邦通过修建皇宫、制定朝廷礼仪、封刘太公为太上皇等，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威，看来刘邦并非等闲之辈，让自己的形象也一下子更加高大起来。
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件不同的事。有的人在马上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但面临治理天下的难题，却毫无办法。最严重的是看不懂形势的变化，仍然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用马上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大多是由于不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秦始皇、隋炀帝等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马上到马下的国策转变而留下了无穷的祸患。而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能够建立强大的统一王朝，就是因为看透了这个历史的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