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
重返江南
8年抗战胜利后，为了照顾大局，忍让团结，遵守“双十协定”，谋求和平，我们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于1945年底，和苏南的人民挥泪而别，渡江北撤。
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遵守协议，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下，继续部署内战。在1946年夏天，撕毁“双十协定”，背信弃义，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
我们苏北的新四军，在“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七战七捷，然后主动转移山东，寻找有利时机，准备继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时，我们在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领导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打到敌人心脏去，坚持苏南斗争，保护群众利益，积蓄力量，准备今后大反攻。1946年10月，中共华中十地委成立。地委决定建立苏（州）常（熟）太（仓）工委，由我负责，带领20多人的短枪队南渡长江，开辟工作。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立即准备武器、行装，从东台一直插到南通、海门的江边，寻找过江的机会。从11月1日开始，我们就派出人员在各个港口侦察，敌人封锁得非常严密，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过江的机会，大家等得很心焦。在这几天中，我们配合南通县团打了几个小仗，才解掉了一点愁闷。11月21日这天，在海门灵甸港找到了关系，靠着黑夜的掩护，我们这支小型的武工队登上船，飘进了长江。
这一带的江面有几十里宽，敌人的兵舰来来去去，想截断我们大江南北的联系。当我们船行至长沙岛附近时，从东面传来了轰隆隆的马达声，我马上吩咐船老大在长沙岛靠岸抛锚隐蔽。
敌舰没有发现我们，但是由于时间耽搁了，估计当晚无法过江，就在那里待了一天。晚上见到敌舰的一个空隙，我们便放船直奔江南，冲过了长江天险，23日拂晓以前，踏上了故乡熟悉的土地。
我们首先找到了坚持苏、常、太地下斗争的党组织，了解情况。
原来，自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后，苏、常、太地区的地主故态复萌，一个个都想重新骑上农民的脖子，奴役农民，他们倒田倒粮，作威作福，与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二师沆瀣一气，进行反复“清剿”，残杀我们留下的地方干部和一些积极的农民，企图以此扼杀农民的反抗。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农民群众暂时将仇恨埋藏在心里，他们对地主和国民党中央军咬牙切齿，怒目而视，心里都在盼望新四军早日回去。因此尽管敌人残酷地“清剿”、“扫荡”，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依靠群众的掩护，依然存在，而且继续进行活动。
打击敌人气焰
我们武工队进入常熟时，当地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地主和国民党勾结起来，在各镇建立了联合收租办事处，贴出布告，公布缴租纳粮的期限，向农民反攻倒算。催头们提着算盘下乡，向农民大喊大叫：“过去新四军在这里，你们8年没有缴租，今天新四军走了，8年的租米要一起缴。”挨门逐户，抓人逼款，催租催粮。
只有打击敌人气焰，保护群众利益，打响头一炮，我们才能更好地立下脚跟，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以苏常太工委名义写了警告信分送常熟县的东横、任石、梅李等地区的伪乡保长，警告他们不要迫害群众。
古里镇镇长郑君弼，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两面派”。我们通过郑君弼的亲戚，把信送到他手里，本想打个招呼，叫他少干坏事。
郑君弼接信以后，把信掷还给他的亲戚，狞笑着说：“新四军早退到了山东，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支撑几天？苏常太那几条破枪，还想吓唬我郑君弼！”第二天，他就在镇上大肆逮捕与我有过来往的农民，并且威胁群众：“看谁还敢私通新四军！”
这件事教育了我们，解放战争不同于抗日战争，地主阶级已经翻脸不认人，而且站在敌对的地位，坚决与农民为敌了。即使是富农，态度也起了变化，他们跟在地主屁股后面跑，对农民冷言冷语，瞪眼吹胡子。现在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想叫敌人对农民仁慈一点，这是一个幻想。只有采取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打开局面；在没有适当地显示出我们力量之前，敌人是不会低头认输的，群众也是不会大胆地行动起来的。因此，工委决定由工委副书记陈刚同志负责，对郑君弼进行镇压。因为古里镇地处交通要道，距离常熟城很近，郑君弼所以会这样嚣张，是他有十几条枪，豢养着一个自卫队。他是反动乡保长的代表，我们如果镇压了他，等于在反动乡保长和反动地主的头上敲警钟。
一天傍晚，天刚抹黑，陈刚带着十来个武工队员，悄悄地潜入古里镇，由徐林生带头，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直逼古里镇伪自卫队队部，去找反动镇长郑君弼。
自卫队门前放着双哨，两个兵一高一矮，两支枪一长一短。徐林生突然掏出快机，向那个持长枪的哨兵脑袋上一点，那个哨兵就慌慌张张的把长枪丢在地上；旁边那个背短枪的哨兵正想扳机头，我们另一个武工队员眼明手快，一枪将他击毙。自卫队队部里面十来个敌军，正在房子里吃饭，十来条枪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他们昕到枪声还来不及动，我们的人已经冲了进去，将挂在墙上的枪全部摘下。他们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但却没有找到郑君弼。
这时，郑君弼正在队部旁边的一家酒店吃酒，听到枪声，急忙赶来，正好碰上徐林生。徐林生一把将他抓住，拉出自卫队部，在街上放开嗓子对群众说：“我们是新四军，谁要反动就打死他！”说完，手里枪响，把郑君弼击毙在长街，又把一张宣判的布告贴上墙，才从容撤退下来。
常熟地区的人民远在大革命时期，为了抗租抗赋，曾经有过秋收暴动，抗日战争一爆发又组织起“民抗”来抗日，解放战争开始，又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吴市、湘城的暴动；今天，富有斗争传统的常熟人民，得到了我们武装斗争的支持，便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群众斗争。四乡里，深夜脚步声不绝，群犬狂吠。每天一早，小镇上的茶馆里，就有人在那里“放野话”：“那条路上狗叫得不得了，有几百人经过，新四军又来对付地主、催头了。”在集镇上，地主门前贴上了“矮脚告示”：×××，再向农民要租，就打死你！此外群众还到地主家去敲门警告。
一些反动地主看到郑君弼被我们镇压了，又看到群众斗志昂扬，大多数都害怕了。不少大地主逃进城里，还想依靠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二师来复辟倒租；一些没有脚力逃进城的中、小地主像狗熊一样缩了头，不敢乱动。李市、任阳、石牌、横泾，甚至常熟城边的五渠镇上的伪乡保长都纷纷通过关系向我们表示态度。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胜利了，群众情绪顿时高涨。群众工作一开展，我们就有了活动的基点。白坭滃、梅李、淼泉、任阳等地区不少的村庄都是我们的秘密根据地了。白泥滃西边的一个村庄，庄上有33家贫农，1家富农。我们一到这个村庄，33家贫农都赶来看我们，商量问题，帮我们放哨侦察敌情，就是封锁消息瞒住那1家富农。后来住的日子久了，那个富农看出些苗头，故意打着比喻威胁贫农说：“二〇二师天天来清剿，新四军可住不得啊！”
33家贫农听了，火透了，就想个办法联合起来整治这个富农。
计策定好以后，我们歇了几天暂不到这个村庄去。一天半夜里，我们忽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村子。马上，有的贫农掮来了梯子，有的帮我们带路，叫我们从墙上爬到富农家里去住。我们翻进院里，就在他家里住下了，当然他们是不乐意留我们住的，但也奈何我们不得。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跑到富农家里，异口同声地做富农的“工作”，有的人说：“你家里住了新四军？！”有的人说：“本来么，新四军又不是外人，是我们一家人嘛。”有的人说：“从秋收暴动，白军就没有消灭掉红军。抗日战争，新四军打败了鬼子。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有的人带威胁地说：“郑君弼的下场你有没有看到？”这样警告加说服，以后这家富农对我们也不再反对了。从此，我们武工队再到这个庄上，就太平无事了。
机警沉着，数历艰险
敌人虽然几次“扫荡”、“清剿”，但是有群众的掩护，我们的武工队都能坚持下来，没有受到损失。有几次非常惊险，但由于武工队机警沉着，也转危为安。有一次，我们有4个武工队员埋伏在一家农民家里，忽然十几个下乡抢粮的伪自卫队员，正朝这农民家里走来，武工队员们个个沉住气，丝毫不动声色。自卫队走进门来，四个武工队员抡起驳壳枪、快慢机，横扫过去，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昏头昏脑。等到敌人弄明白我们只有4个人时，武工队员们却已脱离了险境。又有一次，工委副书记江坚同志在白泥滃开过反“清剿”会议回任阳，他和两个武工队员伪装着，乘了一条小船出发。傍晚，船到白茆塘一座桥时，突然遇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小部队，被喝住了要检查船。这时要想把船撑开是不行的，只有沉着地迎上去和敌人拼。撑船的农民发了慌，武工队员在船里壮着他的胆：“胆大点，靠上去！”教他沉着地答话应付。船逐渐靠岸，武工队员做着准备。船一靠岸，敌人正想下来检查，我们一个武工队员早已从船头跳到岸上，一梭子快机直打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船被武工队员一蹬，船头离岸转向河心，船尾却侧过来靠近了岸边，这时江坚同志又从船尾跳上岸来，拉起快机横扫过去。那只船，被船头一脚船尾一脚，竟然一直飘到对岸。在船里的另一个武工队员，马上从对岸登上田岸，用一挺汤姆枪射击敌人。这下把敌人杀得晕头转向，以为新四军从另一面夹击上来，于是慌忙匍匐下来应战，我们的同志却安全地突围而出了。
抗租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