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肯定一点，胡适一生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他留学美国初期，还多次作讲演、发表论文，宣扬中国文化传统。以后思想虽有变化发展，但终未曾有完全吐弃中国传统之想。对中国旧礼俗，也只有改良之意，决无废绝之心。而对中国古代学术则更是饶有兴味。人们读他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可能找到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痕迹。恰恰相反，在胡适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先秦名学史》，8页。）。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冷静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这个主张，胡适一生都不曾放弃。人们不应摘取他同国粹主义者、尊古主义者、民族自大主义者辩论时讲的某些稍带激愤的片言只语（实际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比较冷静、最少激情的人），就武断声称，他是“全盘性反传统”。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同样是主张中西两大哲学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从中“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8版，5、9～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就是将西方校勘学与中国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6章，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足见，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是胡适抱定的目标。
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那篇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同样体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精神。他有时对旧传统作严厉的批判，那只是为了反对一些人食古不化，把中国传统中某些并非顶高明、顶美善的东西拼命吹嘘，加以膨胀，从而闭塞聪明，自我牢笼。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把一向被排斥的诸子哲学加以新解释，使之发出光彩。即对孔子及儒家哲学也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搞小说考证，使一向被正统主义者视为邪僻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给予一些改革家以很高的地位。他这样做，无非是向人们指出，在中国传统中，除了一再被人歌颂的那些徒具虚文、已无实用、或只是迷信的对象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大量久被埋没、因而不被人注意、但至今还保留其光泽的东西。他无非是要打破人们对某些旧传统的迷信，更全面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
胡适一生在文化事业上，除了其他重要贡献之外，他还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一是编译西书。前者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后者旨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典籍。两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只可惜，时代条件太严酷了，他没有充分的机会把两项工作富有成效地坚持下去。
胡适被蒙上“全盘西化”的罪名，至今仍有些人习焉不察，继续如此批判。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绝未说过“全盘西化”一语，更未尝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只是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里，使用过“全盘西化”的字样，但其真实意义，远不像人们所批判的那样。（参见本书《胡适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因此，说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或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都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几位最重要的领袖，都不是简单的西化论者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追求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先进分子。这对于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六、新文化运动实绩的分析
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将使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实质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广，而成绩亦最卓著者。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谁也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谁也没有根据说这是“全盘性反传统”。白话文学是固已有之的，并非胡适所创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于文坛之外，为正统文学大家所鄙弃。文学革命运动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使千百个文学家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映新的时代。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诚然受到西方近世文化运动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启示，但能说他把西方的语言文学搬到中国来了吗？能说他废弃了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了吗？鲁迅用白话创作的新小说，诚然也是受了外国文学大家的影响，但能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吗？能说鲁迅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毫无关系吗？只要不怀偏见，谁都看得出，白话的新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长处，在反映中国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白话新诗，一直受人诟病，至今仍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过去曾有人误解“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曾坚决反驳这种说法，他强调新诗“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胡适于1931年夏写给徐志摩的信，据原件。）。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们就会明白，最早的一批新诗人是如何逐渐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格调中挣脱出来的。就是说，白话新诗不但受到西洋诗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民族的根源，它有一个从古代诗歌脱胎的过程。胡适的《尝试集》最可表现这一点。因此，中国白话新诗实在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斗争的焦点是有关伦理观念的问题。陈、胡、鲁迅等人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斗争的中心是个人价值问题。旧派人士认为，固有的纲常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忠、孝为人伦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从。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尽管历代学者偶有委婉的解释，但大纲已定，优势已在“上”、“父”、“夫”一方，为臣、为子、为妻者断无自由可说。如此，人生于世被固定在伦理之网中，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悲剧遂因此而发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是窒息人性、压抑创造力、阻遏民族生机的大问题，乃奋起疾呼：要独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个人的发展。概括言之，提倡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受旧礼教束缚数千年，绝少有人真能懂得个人主义之为何物，一讲个人主义，必以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实，喜欢高谈礼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为唯有把别人的利益、****之路堵塞，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旧礼教大多只是虚文，越到后来，越具有欺骗性。真正的个人主义，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从旧礼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个人主义，究其实，不过是认取个人价值，力求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诚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具有人类发展终极的性质。但我们可以说，与封建纲常名教和各种宗教箴规相比，个人主义毕竟是更为健全的观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于发展人类的各种美善本质，发挥其创造智慧的观念。
中国旧礼教最根本的意义是要每一个人忘记个人的价值，而全其“名分”。为人臣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死前还要谢主隆恩，算是全了名分，否则就是未尽臣道，是为“叛臣”。为人子者，必严守父命，稍有逾越就是未尽孝道，是为“逆子”。按封建家法，父教子，捶挞至死，法律不能问。为人妇者，对夫须绝对服从，稍有忤逆，亦可家法从事。有“七出”之条可依，逐出家门，一生蒙受耻辱，无法做人。除了最高统治者，每个人都被套上名分的重枷，或为人臣，或为人子，或为人妇，唯独不成其为“个人”。试问“名教”、“名分”哪里来的？无非是死了几百几千年的所谓“圣人”垂教，或是祖宗遗制，都是死人的东西。所以，礼教的本质就是活人为死人作牺牲。所谓礼教吃人，就是死人吃活人。死人长埋地下，自己不能吃人，于是为王、为官、为尊、为上者就肩起礼教的大旗执行着吃人的使命。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真正理解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先辈在五四时期的言论表现了何等的人类尊严和高度的人道主义。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礼教吃人，陈独秀要青年独立、自主、进步、进取，要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09。）；胡适要人立志，首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易卜生主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06。）。这些，都是在提倡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主张还给每一个人以做人的权利，而不做别人（或“名分”）的附属品、牺牲品。
也许会有人说，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观纯是西方的东西，提倡它，就是提倡西化，就是反传统。
许多材料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往往只有极笼统的概念，殊不知传统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长处，否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不足以缔造千百年历史。但也都会有短处，所以总不免走曲折的道路，有时甚至真正遇上倒霉、抬不起头来的年代。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也有只居次要地位、甚至长时间被埋没的传统。我们上面所讲的近代开始抬头的个人主义，是否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找不到一点根据，必须全部从西方移植？我看并非如此。在先秦诸子中就有杨朱那样的人物，“拔一毛利以天下而不为”（通行诸本《杨朱篇》皆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人们常据此把杨子视为极端自私自利之徒，记得从前见过一种本子，作“拔一毛利以天下而不为”，只“利”、“以”二字位置不同，意大殊。按后者意谓，以天下名利诱杨子拔其一毛，而杨子不为，是杨子自全其人格，不肯以利为交换。作此解释，似更近古人原意。惜不能确切记忆其出处。）。至魏晋时期，特立独行若孔融、嵇康、阮籍之流，何尝不表现出一点自全人格、自求实现其个人价值的精神？晚明的李贽“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袁中道：《李温陵传》。），蔑视礼教，不恤众韪，终至牺牲生命，又何尝不可以看做自认人生价值、努力加以实现的个人主义的胚芽？清代大思想家戴震给人的****的正当性予以理论的论证，这何尝不是对旧伦理的一种挑战？我认为，尽管中国礼教垂统数千年，但历史上并非没有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的奇人异士，他们前后呼应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另一种虽很微弱但并非不存在的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的启蒙思想家和学者，正有不少人努力发掘这一传统。胡适、鲁迅等人都卓有成效地做过这类工作。
还要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有先秦的传统，汉魏有汉魏的传统，唐宋有唐宋的传统，明清有明清的传统，虽前后相袭，但颇不乏变革的成分。近代以来，追求人的解放、自由、民主，何尝不可以认作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优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