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我离开南京，何能超、江中文送我到太平门火车站上车。这天夜里，何能超帮我掮箱子，江中文帮我拎包。到车站时已经是十一点了，车站很黑，他俩把我送上车，何能超站在车厢里，对我说：“你的日记本在吗？我给你题个词。”
我顺手取出日记本，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到：“当你到达上海时，天已经亮了！”
这是他对我的安慰，希望我回上海后，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没想到，在南京林学院，我与这几位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同学一起对“三面红旗”发表的言论终于酿就大祸。
回上海半年，也即1964年1月，我在上海被捕入狱。我和江中文、何能超因思想言论“过激”作为同案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们则分别在南京和广东锒铛入狱。
1964年1月至1966年8月，我在上海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关了两年半，于1966年8月刑满前又押解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刑满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继续留在白茅岭劳改农场改造。
连头带尾，从投入监狱到平反回沪重返大学，差不多经历了十九年的苦难。
孩子：
读完老爸的大学篇，不知你作何感想？
或许你会钦佩，钦佩老爸思想敏锐、愤世嫉俗、激扬人生；或许你会痛心，痛心老爸不识时务、桀骜不驯、鸡蛋硬去碰石头；或许你会抱怨，抱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古怪、执拗而又傻气得可以的老爸……
是啊，钦佩也罢，痛心也罢，抱怨也罢……老爸就是老爸，想换也换不了。四十多年前，时代与老爸的遇合，促成了所有的苦难。四十六年前的大学，真的不平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热火朝天后却是整整三年的自然灾害，饥荒满目，物质匮乏，引发动荡，引发不平，更引发几多的“偏激”……
四十多年前的老爸也真的让人无奈，反观当年，有几多教训值得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