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思想卷进时代的漩涡时，遇到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是吴雄。
吴雄老师当时是南京林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列教研室主任。吴雄部长很有学问，毕业于延安抗大，是彭德怀元帅的老部下，原来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工作，其后又在北京中央工作，不久才调到南京。他的古文基础很好。
学校食堂门口有一块很大的黑板，上面经常不断更换着各种海报：电影消息、会议通知、寻物启事等等，我们在吃饭前都要看看上面有什么消息。
一天午饭时，食堂海报上写着：“明天下午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列教研室主任吴雄老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绪论》，欢迎全校师生与哲学爱好者光临。”
第二天，我提早来到大课堂。五十开外的吴雄老师，个子矮矮的，身体很壮实，剃着平顶头，讲话不快不慢，声音抑扬顿挫，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时略带笑容，谈到个人见解时，他眼睛炯炯有神。
听完报告，会场上的人散了，还有几个学生围在他身边提问，我也挤在其中。其他学生走后，剩下我一个，我继续向他提问，主要问中国古代的哲学问题。吴雄先生在临走前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此后，我经常去党委宣传部找他。
我去宣传部时，总看见他伏在写字台上看书，他看见我，拿下老花眼镜，笑着对我说：“最近看书有什么心得？请坐请坐。”
我和吴雄老师谈的主要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问题。那时谈哲学，一开口就是唯心唯物两大阵营。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唯心主义只要稍微朝前走一步，就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如果再进一步，也就是唯心主义。
我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我善养我浩然之气”谈起，我认为这个“浩然之气”就是“充塞天地之气。”我谈到了陆九渊的名言：“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我认为心就是物，物就是心，心（思维、思想）是物（大脑）的高级产物，物（大脑）是心（思维、思想）的存在基础。拿我们人心和大脑来说，它的思考分析、逻辑推理的运行规则，本来就是人心和大脑所固有的。
我把这些想法说给吴雄老师听，我认为物质和精神具有同一性。吴雄老师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是物质派生的。”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吴雄老师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要看书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看书，要多读历史，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1958年，1959年，我们搞“大跃进”，简直像发疯一样，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在作怪啊，毛主席对此也作了检查，这无损他的伟大，现在毛主席要我们冷静地坐下来读点书，建设社会主义头脑不能太热啊！”
他是指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越谈越投机，那时我很年轻，才二十一岁。
我把在学生当中听到的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以及对“大跃进”的看法讲给吴雄老师听，又把当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们的想法以及我个人的想法也讲给他听。
与吴雄老师谈话，我大胆而直率，只要我觉得是真的，我就敢讲，我认为只要是真的东西，总会得到大家的承认。
眼前国家的困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认为与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政治运动有关。吴雄老师听了我的话并没有驳斥我，只是对我说：“你有机会到我家里来玩。”并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我。
吴雄老师的家住在底楼，有五六间房子，楼上住着南京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王心田一家。吴雄老师家的每间房子里都挂着不同时期的毛主席的像片。他的简陋的卧室里，只有一张书桌，桌子上放着《三国演义》。潇湘竹书架上摆满很多书。
他对我说：“毛主席比诸葛亮伟大！诸葛亮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毛主席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
那时，粮食很紧，他知道我面临着饥饿，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其实，他家的粮食也很紧张，我每次走出他家门口时，他还在我的口袋里塞进一包炒黄豆。
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喜欢文科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不敢考文科。”
他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我们要把一切献给党，尽管目前困难，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时，国家的情况就好了，不要因为出身不好悲观失望。从现在起，再过二十年，等到你们这一代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建设得很可观了。”
他告诉我说：“我出身也不好，是地主。我的老家在宜兴，1938年前，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武汉，我看到祖国的半壁河山给日本人占领了，感到痛心。我苦苦地思考着，能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靠谁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有一天，我走到街上，看见书摊上放着一本书，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买了回来，认真研究着，越看眼睛越亮，我看到了抗日的前途，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冒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跑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因为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工程人员，又出身地主，在整风中受到批判，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党一直在考验我。后来我进了抗大，抗大毕业以后，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总之，我是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才变成马列主义者的。”
吴雄老师劝我不要因为出身不好而苦恼，只要能够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是有光明前途的。他把《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借给我看。这位马列主义者对我循循善诱，把我看成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他认为我的思想比较混乱，但是他从来没有很严厉地批评过我，总是心平气和地教导我，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
当时党委宣传部要在学校里建立一个南林广播电台，要物色几个能写会道的学生组成一个编辑部，编辑部里的编辑大部分都是文学爱好者，而且他（她）们大多是党团员，吴雄老师同意我也参加这个编辑部，担任编辑、组稿、改稿、发稿的任务，最后将写好的稿件交给广播员向全校播送。
当我知道是吴雄老师叫我来做这个工作时，我很兴奋。
我想：我在初中、高中时努力争取入团，我的表现再好，学校还是不批准，并说我出身不好，动机不纯。如今在大学，吴雄老师不仅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而拒我于千里之外，为了锻炼培养我，还给了我学习编辑、编写新闻稿的机会，把党的宣传工作、编辑工作交给我做，这是我想不到的。
从1961年到1963年，我和吴雄老师差不多保持了三年联系，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的心目中，他具有慈父般的地位。
恰逢此时，我得知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想到几个妹妹不知怎样过日子，心里很不安定。
1963年春，我一意孤行，不听同学和老师的劝告，决定离校重新去报考北大，我不愿意继续读我不感兴趣的专业。
我要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