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每天上班的工作是扫地、洗茶杯、洗茶壶、倒痰盂、擦桌子、分茶叶、装茶叶，每天中午一点钟回家，常常连一碗粥都没有了。那时，每个上海常住户口的油粮是定量供应。母亲每月定粮三十四斤，可她总让给我们吃。母亲从来不吃早饭，老板规定她每天可免费泡一壶茶喝，她一到老虎灶就泡一壶浓浓的茶，靠喝茶来充饥。
母亲常常在东街口买七只米饭饼，花一角四分钱。我和弟弟每人两只，三个妹妹每人一只。有时，没钱了，她就和茶馆南墙边卖糯米油饼的老头商量，用赊账的办法，先吃后付钱，往往一两个月才付一次。
等我们上学后，母亲去米店买三斤到四斤米，这是我们一天的粮食。有时，只买两斤米，她只好烧一锅稀饭，分成五碗，每碗深浅不等，中午放学回家每人一碗。家里没钱买菜，就到老虎灶石子路对面的酱菜店里，花三分到五分，可以买一包什锦酱菜，就这样吃了中饭后又去上学。我家十多年来天天吃粥，粥是很稀的，舀到碗里，端在面前，一吹三个浪。
偶尔开一点荤也是母亲把申请到的衣物鞋袜费挪来买点鱼肉，改善一下伙食。
母亲在老虎灶泡茶时，只要一有空就赶回家，给我们洗衣服，家里没有自来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有给水站，20世纪50年代靠十六铺的棚户区人家，家家没有自来水，用水桶到附近给水站去提。至于洗衣，就在给水站边就地洗。母亲拿着衣服去洗，也曾饿昏在地。由于她长期挨饿得了严重的胃病，呕出的常常不是食物，而是黄绿色的胆汁！
母亲一年到头不穿鞋，就是穿鞋也只有前头，没有后跟。一个寒冬腊月的晚上，母亲去刘家弄一个工会干部家为我们申请补助金，一根生锈的铁钉从她的脚心刺穿她的脚背，她忍痛将铁钉拔出，鲜血一下子涌出来，东街上的邻居劝她赶紧去医院，说二十四小时内不打针会得破伤风送命，母亲也顾不得这些，她哪有钱看病？！第二天，她仍翘着脚去老虎灶上班。母亲说：“老天有眼，不跟穷人作对！”不久，她的脚倒也慢慢地好了。
我在十六中学读书，每天要经过老城隍庙，城隍庙里都是好吃的东西。母亲总告诉我们：“闻到香味不要馋，你们要想吃这些东西，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自己挣钱买。人穷志不要短，做人要有人格。要做诚实的孩子。”
她还常常拿一些名人的故事教育我们，比如岳飞、林肯等等。有人给母亲出主意：“你的孩子没饭吃，你可以叫他们去当学徒，也可以拾拾垃圾，挑挑水果担子。”
上海老街上要想找一份打工的行档还是有的，那时还有许多小手工作坊，从街头排到街尾，打铁铺烧火拉风箱，或竹器店编箩筐，或学做大饼油条……都是不难的。
但他们讲他们的，母亲拿定了主意，让我们读书。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为我们灯下补衣服的情景。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外人看着我们穿的八卦衣，很难想象原来的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上学穿的衣服补得很整齐，干干净净。老师问我：“你的衣服是谁补的？”我说：“母亲补的。”我在街上修笔摊上修钢笔，师傅看到我穿的衣服补得那么整齐，也问我：“你的衣服谁补的？”我说：“我妈补的。”他看着我，把笔修好后，没向我要钱。
从母亲身上，我深深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在令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中，我们五个孩子都活下来了，没有母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过黄埔军校的训练，不怕吃苦，意志坚定。她坚持家再穷孩子也要读书。有人背后议论我们家：“一代当官，十代敲砖。”父亲过去在国民党里只不过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坐大了没事，坐小了也没事，偏偏不大不小最倒霉！我们注定要为此饱受磨难。可别人越是说我们没有资格读书，母亲越是下定决心，一定要争这口气，就是做讨饭的乞丐，也要让五个孩子读书。
母亲心里有一个梦，要让我们五个孩子统统进大学，做文学家，科学家，还想让大妹做翻译，小妹学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