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十八罗汉一类的画，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时，登记的方法，就不一致，有时把十八张画，集中一起编一个号，登记时写做“某人画十八罗汉十八轴”；有的碰到一轴登记一轴，十八轴便有十八个号；有的碰到几轴，就把几轴碰在一起登记一个号数，十八轴便有四五个或六七个号数，故宫博物院的账册，沿用着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编号，没有改变过。这次编目，遇到这种情形，也就没有改动，以与账册符合。
《故宫书画录》同时收录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两院的书画珍藏，备注中又特别标有“中博”的字样。里面收录的，大多是中华书画洗练筛拔后的精髓，也是历朝历代残存的珍品。文物迁台以来，这一本目录的制成，是对故宫及中博两院书画的最终交代了。书上一共收录了书画1588件，“简目”收录了书画3459件。工作耗时达7个月之久，远超出原定的计划，从1955年2月1日到9月7日。
这部力作的问世，“教育部”相当重视，并将其并在中华丛书的系列之中，经“教育部”及故宫博物院的联合努力，1956年4月正式出版。
这部书的促成是个不小的荣耀，对于两院的同人们也是极大的鼓励。由于成书有些仓促，所以书画的审查，并没有进入收尾的阶段，在后续的工作中，发现前面的不足和需要补正之处，又有品名和说明上需要改动。《故宫书画录》有改订的必要，增订版现世后，对《故宫书画录》做了必要的修改。
此时，《故宫书画录》的首版已经售罄，1964年的秋天，王世杰理事赶到北沟，同故宫商量，根据历年来审查校正的结果，出一版《故宫书画录》的增订本。那志良负责原书稿的改编，具体的改编情形录在下面。
一、简目中所列的书画，凡是在最近数年来审查，认为可以改入正目的，依照本书原有体例编写，加入正目之中。
二、原列在正目书画，有必要修改品名或说明的，都加以改正。例如卷四中，有“北宋朱锐赤壁图”一卷，原来是一幅无款的画，明项元汴题签作“北宋朱锐赤壁图，赵闲闲追和坡仙词真迹”，《石渠宝笈》从其说，定为朱锐之作。但是在元遗山集中，有题赵闲闲书赤壁词，最后说：“赤壁图，武元直所画，门生元谋谨书。”证明此图作者，是武元直，而非朱锐。武元直与赵闲闲（秉文），都是金人，以时以地考之，都相吻合。这次改订，改为武元直所作。
三、正目书画的说明，以前根据《石渠宝笈》及《秘殿珠林》迻写。原书有极简单的，如“宋人宫沼纳凉”一幅，《石渠宝笈》著录，仅有“着色画”三字，而“宋人山寨邀客”，仅有“墨画”二字，此次改订，在编者按语中，略为补充，添注画景、印章、宝玺之属。
四、简目分类，以前间有错误之处，例如“明莫是龙供花闲雨”卷，是一幅字，出版误入画卷内，这次予以更正。
五、一部分书画，以前混装于其他文物箱中，多不是精品，出版未予列入。后来为了便于保管，已然提归书画箱中，这次按其品类，列入简目之中。
六、其他遗漏的，或印刷上的错误，也一一补正或更正。
9个月之后改编过的《故宫书画录》亮相，改编的工作从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到另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从1964年4月到1965年5月，这项工作耗时之久，又让我们看见了工作人员对于文物工作的精益求精。
（四）
故宫对于文物的宣传，从当年的北平故宫，到现在的北沟库房，都未曾间断过。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是对文物的一种软保护措施，虽然未必能达到所要的效果，不过“行上马助，渡河附舟”还是要的。故宫在过往，曾有《故宫书画集》、《故宫月刊》、《故宫周刊》甚至《文物集成》等书刊发行。但是这些在故宫的同人眼里，并不十分满意，两点原因：
一是做工的粗糙，受当时技术的限制，影印工作做得马马虎虎。
二是故宫文物始终颠簸，虽然整理编目的工作也尽量进行，不过刊印出以上资料时整理工作并未完成，留下遗憾。鉴于上面的两个原因，故宫要再影印名画，这次以二三百幅为目的，影印作品要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理事王世杰、叶公超、张其昀、罗家伦负责此次影印名画的筹备。
筹备一开始，选件同编目的工作，珍品的鉴定，名画的价值，发生好些争执。在画作的选择上，三位先生只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编辑工作，用了以往有丰厚经验的那志良、庄尚严、吴玉璋三位先生。另外为了使这次的画册更能符合国际胃口，故宫特意从美国聘了顾献粱先生做翻译工作。一切都整装待发之际，又是印刷的问题成了麻烦。故宫这次想，既然台湾不能印，香港的价钱又不合理，干脆就直奔日本，用那里更好的设备，也可以提升作品的质量。
这次印刷要采用比铜板印刷更为先进的珂罗版印刷（以玻璃板为版基，按原稿层次制成明胶硬化的图文，由明胶硬化的皱纹吸收油墨，未硬化部分通过润湿排斥油墨进行印刷。由于版画使用明胶，因而在这个技术的名称中加上希腊语Glne（胶）意的Collo，珂罗是译音）。故宫派了那志良会同“中央通讯社”的邓秀壁先生一同前往日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找一家既便宜又技艺精湛的印刷工厂，邓先生既是翻译又是一个精通印刷的摄影家。两位在日本，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定了三家，由厂家做了估价。之后那志良留在日本东京，邓秀壁先生带着密封的估价单回国，经理事会会上合议，最后敲定其中一家。最终竞得此标的是战前就已经久负盛名的“大冢巧艺社”。那志良在日本同印刷公司签了合同，回国后不久又因为珂罗版印刷必须在样章打好后，马上印刷，不能耽搁，否则做好的珂罗版就废了，于是又被派往日本监管及审查印刷公司的工作。一共用去了8个月的时间，全部印好后才回国。
这次录入书中的画有300幅之多，所以命名画册为《故宫名画三百种》。其中收录的名画有：唐画35件、五代画25件、宋画84件、元画61件、明及清初画84件。
1959年，这部用著名的日本“鸟子纸”，彩印黑白两相交，精致的珂罗版印刷，六册两函的图书出版了。图书出版之后，海外销售权，转让给香港的“香港开发公司”，台湾地区则由“华国出版社”担任。此次故宫书画的推广和宣传，是以往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刊发的书画也是印得非常精美，无论哪一点都可以看成是故宫画册的里程碑。
书法的影印工作随之展开，区别于书画的是，它以朝代为顺序，用书法家的个人作品成辑，多辑为一套。按照故宫收藏的书法朝代顺序，最开始是晋朝，依次到元明清。其中个别朝代的作品无法独自成辑，就要把两个人或者多个人的合在一处。如第一辑是由庄尚严先生主编的《王羲之墨迹》，第二辑是吴玉璋先生主编的《孙虔礼书谱》，从第三辑开始由那志良先生主编，直到南宋为止，元明清则是江兆申先生主编。拍摄照片的工作是谭旦冏先生负责，付印的公司还是上面的日本“大冢巧艺社”，也是珂罗版的印刷，每本上面都有题签，皆是庄尚严先生的手笔。
（五）
器物的影印宣传工作，首当其冲的是瓷器，一本叫作《故宫瓷器》的书，由香港开发公司承办印刷，做工很精美，全书都是彩印，有中英双文的注解。吴玉璋先生做此书的主编，谭旦冏先生负责摄影，至于编排、译文、监印等工作则是张万里先生一肩承担。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其中的瓷器当之无愧是故宫中的精品。随这之后又有一本《故宫瓷器录》，是为了社会上的诸公，受《故宫瓷器》的引诱，难饱眼福的原因，书中收录故宫及中央博物院的瓷器藏品，分成上中下三辑，依次是宋元、明代、清代部分，每一辑都分为上下两编，又有故宫和中央博物院的区分，编辑者是吴玉璋和谭旦冏先生。
铜器上“联管处”编了一个《故宫铜器图录》。此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属于故宫博物院并带有说明性文字，下册属于中央博物院是纯粹的图片形式。书中收录的都是故宫所有铜器中的“重器”。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里，交代了故宫铜器的来龙去脉，故宫的铜器大抵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嘉庆年间入宫的，另一部分是较之要早的收录在《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及《宁寿鉴古》之中的。这几部分的铜器，原存在宫中、盛京、避暑山庄，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分别被归入故宫和古物陈列所所有，归属古物陈列所的（盛京和避暑山庄部分），民国三十五年拨归了中央博物院。文物运台时大部分铜器都运了过来。中央博物院部分有民间收购的珍贵铜器文物，也收录在了这本书里，它们是刘氏善斋、于氏双剑誃、荣氏颂斋的藏品。两册书由蒋谷孙和孔德成两位先生审查，由吴玉璋和谭旦冏两位先生编辑。
还有两部书需要简要说明一下，一本是《“两院”概要》，是一个小册子，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于文物介绍部分也是图文并茂。还有一本《中国文物图说》，这是故宫、中央博物院以及存台文物的简史和摘要，全书共分文物13类，讲述了存台文物种类特色和历史渊源，以分类的形式，独到的解说，演绎了一回存台文物的英雄谱。虽然只是梗概却极具研究和耐读性，书中每一部分都由专项学者编辑。像“书法”部分就是庄尚严和蒋雍两位先生合写的，“铜器”及“中央博物院概况”是谭旦冏先生所写，吴玉璋先生写“瓷器”和“漆器”，李霖灿先生写“绘画”和“图像”，索玉明先生写“雕刻”、“文具”和“织绣”，汪继武写“文物运台后展览工作简述”，那志良写“玉器”、“法器”、“图书”、“文献”、“故宫博物院概况”，何联奎先生写“序言”和“前言”。这本华丽的图书是文物存于北沟期间一切宣传图书的总括。
北沟期间存台文物的宣传工作，大到成书立著，小到明信片、小字帖，都是工作人员亲自动手，亲笔所写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正是这样的工作，支配着他们的言行，让岁月慢慢抹平他们心中流离的伤痛。
照片的有关管理及个人的研究工作
录入“联管处”有关“文物照片赠送办法”的规定如下：
一、申请照片之用途，以作研究参考用者为原则，其用以盈利者，应得理事长或常务理事会之特准。
二、申请研究用之照片，其曾经本处发表，数量在十张以内者，得报请理事长或常务理事会核定之。
三、申请照片时，申请人应先填具申请表四份，经本处依照程序核定，方得办理。
1963年，美国的费瑞尔美术馆的高翰君先生，在隔着太平洋的美国突发奇想，希望能通过他的筹款，将两院的文物摄成照片6000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台湾，一部分运到美国。对于“联管处”这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机遇是“联管处”早有摄照存档的想法，怎奈囊中羞涩，挑战是此举有悖前面列举的有关“文物照片赠送办法”的规定。
高翰君先生将这一想法带到台湾，“联管处”为了照片是否拍摄一事，私下议论良久。当时双方的辩词大可以提分出几点来，一是倡导者的意见说辞之中，“难得机遇”、“宣扬文化”、“文物保护”是重点，前两个不用解释，只说说最后一个“文物保护”，赞成者认为，时局未定，战乱四起，一时难以平息，或是将来可以再起，若是不幸文物毁于某次战火，还有照片可查也是一件好事。反对者的说辞之中，“无视规定”、“监管不力”是重点，更认为他们可以照我们的文物，我们难道就不能照他们的吗？
“联管处”最后通过理事会解决此事，得出了四条结论，事实上同意了高翰君先生的想法：
一、存于美国的一份，应予限制，非经我方允许不得印刷。
二、我方有此照片之后，要计划出版印刷。
三、我方所存的“底片”将在两院内设立专门的机构，妥善保管，并供国内外学术团体及个人研究参考之用。
四、应请美方将美国各博物馆以往中国文物之照片底片一份，赠予我方，作为交换。
这一次相对不公平的交换背后，其实有着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台湾当局同大陆形势紧张，美国人的要求，“联管处”不好拒绝。直到高翰君先生把所有照片带走的那天，中国海外文物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回来，这种不履行诺言的行为，也只好扣予它“仗势欺人”的帽子了。
高翰君先生1963年来台，11月13日正式开始摄影，工作到第二年4月23日，整整5个月零10天。《合作摄照文物影片计划实施报告》中记录，拍摄的文物一共是3222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2699件，属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523件，摄成的底片数量5395张。
文物在北沟库房期间，故宫学者们都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收获颇丰，其中著述最多的当属那志良先生。他对“石鼓”、“玉器”等文物的研究都很有建树。而多数学者的研究，要依靠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资助。当时的学术研究很多，庄尚严先生的印章研究，吴玉璋先生的瓷器研究，两者尽是耗时两年之久，庄先生做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吴先生则把所有故宫瓷器编制卡片，予以分类。梁延炜先生所做的研究，是所有研究当中最无聊和乏味的一个，他要做档案编目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在原有档案目录《雍正朱批谕旨》的基础之上，做统计和再编，把没有录入的不计划录入的再编，1965年完成。
那志良的研究，可以用几本书的缩影来说明，《石鼓通考》、《玉器通释》、《毛公鼎与散盘》、《中国的玉器》、《皇帝的印玺》，都是卓有成就的佳作。
还有一本书，是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联合研究的结果，叫作《晋唐以来书画家收藏家款印谱》。
照片展览
日本“大冢巧艺社”承办《故宫名画三百种》时，这一批画的部分照片曾在日本展览过。
1958年夏天，“巧艺社”的社长及工作人员三人，来台办理摄影工作，期间同“联管处”合议，将《故宫名画三百种》中的部分照片，提出来放大，并在日本展览，以宣传“中国”的国画艺术。
当时那志良正好在日本办理《故宫名画三百种》的影印工作，即被委任同日方接洽。双方达成共识，“此次展览不以‘政府’为背景，皆声称是民间团体，照片放大到与原画相同的比例，黑白的要附带一张彩色小照片，每画都有文字说明，加上装裱，配上边框。”
1958年4月，那志良代表“联管处”正式与日方签约。展览会的名字定为“故宫博物院名画写真展”并加上“中华民国秘藏”的字样。
展览在日本的两处百货店进行，一处是东京白木屋百货店，时间是1959年5月5日至10日。一处是大阪阪急百货店，时间是1959年5月26日至31日。
展览完毕，所有展画照片悉数归“联管处”所有，因为这一批画照印刷技术十分难得。回台后，于1959年7月15日到21日，在台北市南海路历史博物馆再次展览，随后又转到香港、南洋等地巡回展览。
故宫文物赴美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