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日，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的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
这是胡锦涛、温家宝自2003年执政以来的第九个中央一号文件，九个一号文件，一以贯之，全与“三农”有关。九个主题，从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农业基本建设开始，到建设新农村、水利改革到这一次的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几乎已涵盖了所有与农业、农民、农村有关的“三农”课题。这与1980年代也曾连续出现五个与农业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但相互辉映，且重视程度犹有过之。这样的现象，既反映了“三农”问题已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主要的阶段性问题，也折射了“三农”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与解决。
这就值得做进一步更深入的省思了。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政策上持续重视，在资源上不断投入，“三农”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是不是在过去所有与“三农”有关的一号文件所触及的课题之外，还有一些误区或盲点未被发现或正视？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改革开放迄今三十多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轨迹中去作一些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改革，农业是作为第一步领先于工业及服务业开始启动的。1979年，在工业还未开始进行四个特区实验之前，农业发展就废除了人民公社，采取包产到户及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结果是立即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的生产力。短短五六年时间，到1984年，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了。这六年，堪称是中国农业发展成果最突出的阶段。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几个特区设置五年来的成效，对特区模式产生了信心，于是作出了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重大决定。自此开始，中国的以城市为重心的工业改革开始提速。
城市工业改革的成效也是立即而且明显的。城市地产与工业领域就业快速增加，资金蜂拥而入，出口大幅狂涨，所得明显上升。恰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本快速发展的农业，增长出现了减缓，新、老问题同时呈现，这也就是19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大背景。
难道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或“三农”问题的出现存在着某种关联？正是如此，而且恰恰是因果关系。
就理论而言，或者就全球范围中的经验来看，工业部门的生产力与竞争力都大于而且远大于农业部门，因此只要工业出现，农业就很快变为弱势产业，其必然的发展逻辑是，所有资源与要素，无论土地、资本、劳动力、都会持续从弱势的农业部门流向强势的工业部门，农、工两业因之此消彼长。此等竞争效应除极少例外，普遍发生在几乎所有国家。
该如何面对此等形势？尊重市场机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NO！理由？只要看美、德、法、日这些所有高科技的工业发达国家就知道了。这些强调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违反所谓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它们自己的“三农”给予尽可能最大的补贴，目的就在于让它们的农业在强势工业的竞争下能维持住一个足够大的规模，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环境生态、生活风俗、以及一切附着于“三农”之上的有形与无形的价值。
中国祖先有神农氏，三千年历史“以农立国”，那是因为未曾有工业革命。近两百年，全球进入工业化、城镇化时代，发达国家已明白必须“以国立农”，期待发达国家的发展哲学与战略思维能够给中国的“三农”政策一些有用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