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
那个风一样的男人。
那年我22岁，他28岁，相识于偶然。
他约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他的脸很好看，28岁，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气质很迷人。天冷，他穿了一件黑呢大衣，手提公文包，匆匆赶来。他的名字和前法国总统一样，叫Nicolas。
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
他问：“在巴黎生活有困难吗？”
我抬眸一笑，没有回答。
中国留学生大多家境不佳，他很了解中国国情。
他的手很好看，微突的指节，白净修长，透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质感。白衬衣也很整洁，纯净如见阳光下的纤缕肌肤。
可惜了……我暗叹一声。
他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在深圳认识的。那女孩舍不得离家出国，也就没跟他来法国。
他有念念不忘之意。
嗯，还算诚恳。如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
可惜不是这个问题，我再叹。
他的脸甚至可以算是英俊，身材亦有西方人的挺拔修长，围巾与大衣的搭配也很有品。他也是巴黎白领。
可惜了……
他继续说：“我想请你教我中文，这样你可以多份收入，巴黎的消费很高……”
我微笑。他想得挺周到，如果光是应聘家庭教师，我想我会答应的。可他是在找一个女朋友，如果我没这意思，那么这工作我也不能要。我微笑。
他很诚恳，还有点儿腼腆。这份腼腆是出于对女孩子的尊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么认为，一直到现在。
真可惜。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之间……”他比划着。
窗外梧桐成荫，满地镂日光斑，暖浮晴色。
我突然下定决心，觉得应该说明白。我望了他一眼，说道：“谢谢你。我一点儿都不想。”
之后彼此告辞。他的身影转过咖啡馆外的小巷，腿长长的，一方衣角翩飞。真是迷人的背影。
才28岁，怎么就秃了半个脑袋？
唉。
初来乍到
第一次坐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巴黎，12个小时的航程。到达戴高乐机场，取行李，叫车。赶到原先在网上预订好的住所时，天尚未亮足。房东是对中国夫妇，30来岁，温州人。女主人阿美轻声关照几句后，就关上了自己的房门。
我的房间很小，一张桌子一张床，还有一个立着的单薄的衣柜。
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私人空间，简单，狭小，还有点儿寒碜。我躺在床上，竟无一点儿困意，盯着窗户发呆。
巴黎东北角的19区，阴沉沉的暗色调。
异国他乡，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不是家人，不是朋友，不是任何一个熟识的人，而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林冲。那年10月的某个凌晨，林教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念想里，他挥舞着花枪喝道：“嫌房间寒碜？你且看我住的什么破地！”
课本里写着：“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 ”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林教头是多么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啊，如果不往死里逼他，他是不会上梁山的。
大概累极，我胡思乱想了会儿，仍无睡意。想着天亮去学校注册，人就暂时在这儿住着吧，过几个月稍微熟悉巴黎，结识些同学，再找个舒适点的住所也不迟。我立马搬家的念头被林教头的花枪击得粉碎。如果没有林教头，也许我会立刻搬家，我也就不会遇见他。
他叫Enzo，我叫他安祖。
我的学校在6区，是老巴黎风情浓郁的一个区，我觉得这里正是我曾经听说的、想象过无数次的巴黎，心情瞬时大好。
报到时，女秘书给我一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她问：“一个人来巴黎？”
我点点头。
她说：“法语还可以？看看上面的内容。”
我拿的是三个月的入境签证，要去换一年居留，需要注册学校、开银行户头、有合法住处的证明等等，其中包括提供房东的身份证明。
我跟房东阿美提这事时，阿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身份。”
我还不太懂。她老公阿勇说：“像你，是拿了签证飞过来的，有合法身份，我们是偷渡过来的，没有任何身份。”
我有点懵：“房子是谁的？”
“是我们一个亲戚的，不过她不可能给你开证明，她这人，没好处不办事。”
我觉得林教头的花枪到底不起作用，我得另找住处。
一晚，阿美敲开我的门，神秘兮兮的：“房东的儿子来了，他刚下楼，你快去。”
我追到楼下。巴黎10月的夜晚，很冷。楼底下有只塑料袋飘来荡去，肮脏凄凉。我站在路灯下，安祖站在树影里，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龄，又不敢上前，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跟他说我的境况——我需要一纸证明，需要他的帮助。
心里很无助，但顾不得许多，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其实也没奢望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
安祖很耐心地听完，说：“既然这么急，我明天给你吧，你放学后在学校等我。”
年轻男子的声音，法语漂亮流畅，应是在这长大的。
心里的小石块儿似乎落了地，听着空荡荡的回音，心里还是有点儿空。
巴黎圣母院
多年后，当我在学校的走廊里拍这照片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安祖站在那里等过我。
他站在右边第二根柱子旁，穿着很薄的衣裳。20来岁的男孩有着烧不完的青春，天冷，他穿得极少，一点儿都不畏惧迎面而来的凉风，不必担心他会受寒，他的掌心总是温暖的。
刚放学，走廊里不少学生和老师。在穿梭的人流里，安祖认出我，而我猜着，或许是他。
他的声音留在夜里，我数次猜度，年轻的声音该配上怎样的年轻相貌。
昨晚的树影退去，他原是个漂亮的男孩儿。他不像纯粹的法国人，黑发黑眼，有着东方风情。后来，他跟我说，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Enzo是很常见的意大利名字。
他给我他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旁边还有个花哨的签名。女秘书很快帮我办理手续，告诉我几天之内可以领到一年居留。心里的小石块儿终于落了地。
我问安祖：“你妈妈没意见吧？”
他倒不隐瞒，说：“我拿去复印的，签名是我照样子签的。”
“真没事？”
“能有什么事。”
那时的他真年轻。我蓦地想到，自己当时不也正年少么。
我谢过他。安祖忽然说：“你住的那个地方，早点回去好，晚了不安全。”
而我还想去一趟巴黎圣母院。
他笑，说我一定带了相机。他见过的亚洲游客，一人一台小数码，来到圣母院前拍拍照，拍完了马上去下一个景点，继续拍照。他们旅行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人和景点一起放在照片上，然后风风火火回家。
他离去的背影稍显得意。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
巴黎圣母院塔楼前排着很长的队伍。天放凉，风从路边抄过，冻得整支队伍瑟瑟发抖。游客各国口音，不外乎“好冷”“队伍真长”之类的小牢骚。
钟声兀地在头顶炸响，塔楼的钟响了！钟声乘风消散在塞纳河面。游客们恍惚之际，前头出现一位派送小册子的大叔。大叔红光满面，皮带卡在大肚腩下，他时不时端端皮带，一松手又滑下去。
“您从哪儿来的呀？美国呀，美国说英语吗？原来美国是说英语的，给您英文版的圣母院简介。”
“您是从德国来的，德语版的印刷成本太高，我们没那么多德语版的……跟德国人开玩笑也必须要认真……圣母院二战时没被炸掉，上帝保佑。”
“没有泰语版，真没有，抱歉。”
大叔在我面前站定。我说：“中文版。”
“没有中文版怎么办？”
“肯定有。”
“真让您猜对了，这是给您的。”
“可以再给我一份法语版的吗？”可以顺带学法语。
大叔乐了：“您早说，我们就喜欢会说法语的游客，免费赠送法语版。”
人群闲聊着：“刚才的钟声好大，震得耳朵发疼。”
大叔转身接过话：“各位，钟刚敲响时，我在塔楼上，我是被震得滚下来的，信不信？下面的钟声不算什么，嘿嘿，你们上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队伍挪了近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攀塔。塔楼约有400级楼梯，呈螺旋形上升，爬的时候不觉得累，晕的感觉更明显。每个石阶都有坑，是无数脚步在无数岁月里磨出的痕迹。楼顶蹲着无数怪兽，狰狞的目光落到巴黎四处。最著名的是托腮怪兽，它有个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尔”。它面目怪异但和善，双手托腮若有所思。日升月落，雨雪风霜，它在巴黎圣母院顶楼待了近千年。或许它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哎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我俯视，塞纳河从脚底穿过，碧波粼粼。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已快千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遭遇过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堂内至今还留有各种残缺痕迹。后改为理性圣殿，又变为藏酒仓库，恢复其宗教意义是拿破仑执政之后的事。
绕过楼顶小道，弯腰进入钟楼。头顶木梁交错有致，一口大钟跃然入眼，这是卡西莫多的钟。或许真如大叔所说，当钟敲响时，人会被声浪送向远方。奇思妙想止于此，这口钟很久没响了，我们听到的钟声是旁边的机器所播放的——怪不得大叔笑得神秘。
想象着时光倒流到中世纪，汽车、轮船、太阳镜、潮男潮女……通通消失，花砖路上，马车嘎吱而过，煤油灯重新煲着光，贫民与绅士擦肩而过……头顶乌云滚滚，似乎永远暗无天日。克里斯托弗尔仍旧托着腮，不过它还年轻，皮肤尚未被风霜侵蚀。
圣母院应属于那个年代。
教堂今晚有场弥撒，或许，有些事情永远不会被时间改变。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
进入正式大学前，要先学习一年法语。
我记得第一堂的内容是自我介绍，我们的法语老师叫丝丽薇，50岁左右。我们都直接称呼她丝丽薇。
10月开学，巴黎渐渐转寒，冬天的阳光注入玻璃窗，很暖。大约有20来位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我记得坐我左边的女同学叫Sayoko，小夜子，日本人；右边是一位韩国男同学，他的名字的字母拼写很怪，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汉译为金基男；班上还有位韩国女同学，姓朴；金发高大的德国男同学余力；美国女同学阿曼达；荷兰小美女关；坐在角落里的马达加斯加修女同学；以及，很有礼貌地请我把椅子挪一下，椅脚踩住了他书包的，温和的越南同学，小阮。
老师让大家把座位挪一下，围成圈儿，这样易于交流。
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国内完成学业后再来法进修。
小阮说他是神父，想进修一年法语后再进修神学。我瞅他一眼，这么年轻就成了神父。
小夜子说她是陪男朋友来巴黎的，男朋友在巴黎工作，她就进校学点儿法语，然后她说很想结婚。丝丽薇鼓励她：“想结婚就直接告诉他。”
关想进法国大学学社会学，她很爱笑，荷兰人中少见的小个子。她的父亲是木匠，这让我想起阿姆斯特丹遍地的花木屐。
阿曼达的专业是博物馆学，法语纯属爱好，她说等这学期结束，想去伦敦工作。
金基男的目标是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
朴同学却怪丝丽薇叫不好她的姓名，她姓朴，不姓其他什么，义正词言。接下来的自我介绍我没听清楚，她口音太重，我听力也不行。
马达加斯加的修女同学年龄最大，她有点儿胖，皮肤黑黑的，脾气爽朗，写得一手漂亮的花体法文。她很爱拍我的肩膀，经常一捶下去，向我借笔纸什么的。
余力的金发很漂亮，之所以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纯正金发，似有阳光落入发间，抖出金光来。“金发碧眼”真是个美好的词，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
这位德国同学平时极少交流，倒是法语学习结束后，只有他经常来信问候。
丝丽薇向我微笑：“轮到你了。”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该说些什么呢？说巴黎19区灰暗的角落？经常哭泣的二房东阿美？各类匪夷所思的、昂贵的物价？这些是我对巴黎的第一印象。我当然不会说它们，我说理想，说来法国的目的。我想与文字打交道，不论是中文还是法文，文字是人类记录情感的途径，我说我想进入文学专业，成为作家。
这是理想，无论多“狂妄”，没人嘲笑你。
那时年少，多美好。
下课时，丝丽薇悄悄叫住我，问：“亚洲文化中，如果拼错别人的名字是不是很不礼貌？”
她指的是朴同学。
我脑子一蹦跶，忽然想到电影《蝴蝶君》，法国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抱谨慎态度，小心翼翼，怕冒犯了他们看起来莫名其妙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禁区”。
丝丽薇怎么不去问金基男同学呢？好歹他们都来自韩国。
朴同学的发音也不好啊，把丝丽薇叫成“四里外”。
我觉得朴同学有点儿小题大做，老师又不是故意的。
我说：“韩国同学可能对名字发音比较讲究，不过他们很尊敬年长的人，尤其是老师。”
丝丽薇是个敏感的人，她很快就明白了。
人心哪容得下双重标准。
贫民窟的追梦者
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