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
民国初期几年的政论生涯，使张东荪极感失望。1917年后混乱的政局，更使他感到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难以实现。政治革命为什么屡遭失败？痛定思痛，张东荪意识到，中国所以不能如西方那样建立共和政体，主要是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即政治革命太速，而社会革命太迟。早在1914年，他便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文中指出，“政治革命若离社会革命而独立，则为全无意味。故政治革命已告成而社会革命方在进行中者，其功用隐微而不易见。”主张“政治革命必与社会革命同时而存在”，“社会革命者，政治革命之根本也，政治革命之后盾也。”中国政治革命所以未获成功，实在是由于“政治革命太速，社会革命太迟耳。”所以，张东荪产生了分社会与政治为二、努力发达社会组织的思想。他后来的“政治与社会分离”论，就是有见于此而提出的。但在较长时间内，张东荪对于政治抱有极大的期望，对政论有着极大兴趣，所以，他并没有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社会革命方面。1916年后，政治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使他对政治日益失望；同时，也使他感到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很难再通过评议政治、以言语文字对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样，便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运动方面。对此，他在1916年6月发表的《今后之政运观——守法与让德》中说：“国家庶政之兴废，恒视各都督之意向，以为依违之准绳。于此状态之下，倡分权，不能更益之也；倡集权，不能以削之也；倡联邦，不能为联邦也；倡统一，不能为统一也；倡法治，不能遽行也；倡议会大权，亦不能遽行也；倡军民分治，更不能遽行也。于是吾人于此必大大醒觉者，即须知中国此数年来之政变，皆未尝以言论为因果，实以历史上之因果为因果也。”言论还能对政治起多大的作用？这样，张东荪对政治失去信心和希望，是顺理成章的。
张东荪的所见，几乎是当时有识者的共见。在此之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动新文化运动，便开始将注意点由政治方面转移到思想文化方面了。张东荪虽较早意识到该问题，但转移得较晚，直到1917年接办《时事新报》时，才开始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思想文化方面。
对于将注意力由政治转移到思想文化方面而不再关注政治、评议政治的原因，张东荪在1925年所写的《联邦论辩》中解释说：“我近来久不作讨论政治的文字，因为精神集中于他方面，所以无暇及此。”即转移到哲学和文化方面。他又说“我也不愿再讨论此类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究竟是一件实施的问题，若所谈与所主张均不能见诸实行，而实际反相距渐远，则谈时安能有兴味呢？我所以不愿论到政治，纯因现实状态不成样子，完全离了轨道。若所言不求切于实际，便是在脑中自造一乌托邦，当然不算讨论政治。可见现在中国的政治真是无法讨论了。”这是张东荪不愿再评议政治的主要原因。
1917年初，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任《时事新报》主笔，开始致力于文化运动。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时事报》于1907年12月5日创刊于上海，主编汪剑秋；《舆论日报》于1908年创刊，为早年维新派的宣传机关。民国初年的《时事新报》，以编译中外报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为主要内容。该报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发表了许多倒袁文章。1915年黄群主持笔政时，与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呼应，公布了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一些密电，在当时舆论界声誉鹊起。梁任公称上海的《时事新报》为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1916年4月，张君劢从欧洲回国，兼任《时事新报》主笔，讨袁态度坚决，言论也十分激烈，《时事新报》日益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报纸。年底，张君劢北上时，将此职交给了张东荪。1917年开始，张东荪主笔《时事新报》，一直到1924年春辞职，前后达8年之久。
张东荪主编《时事新报》后，积极改善版面，亲自主持“论说”栏和“时评”栏，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评述，表示研究系和张东荪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见解。它成为张东荪议政、论政的主要舆论阵地。《时事新报》与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晨报》相呼应，成为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在上海的主要喉舌和势力据点。张东荪经过艰苦努力，将它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之唯一大日报”，在国内舆论界享有盛誉。
除了评议政治的社说和时评栏外，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注意介绍西方各种新的社会和哲学学说。从1918年1月1日起，柏格森的《创化论》由张东荪翻译，在《时事新报》上连载，达三个月之久。
为了更广泛地介绍新学说，指导和反映文化教育界情况，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18年3月4日，张东荪创刊了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致力于宣传新思潮。《学灯》一开始便用白话发刊，风格与北京的《晨报》副刊很相似。
《学灯》开始每周一次，5月间每周两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从1921年5月10日起，《时事新报》增辟《文学旬刊》；1921年9月16日，又增辟《社会主义研究》旬刊。每逢这些副刊出版时，《学灯》就休刊。《学灯》的版式也几度改变。最初每期只占大半版，1919年2月起扩充为两版。1922年后改为4开4版的附张。从1924年10月开始，《文学》和《艺术》等副刊的第4版辟为《教育界》附刊，《学灯》的篇幅只占三版；1925年7月后更缩小为两版。但同年11月11日起，又与《教育界》合并为四版。
《学灯》最初由张东荪负责编辑。但他一面忙于撰写每天的社说和时评，一面编辑《学灯》，还要为《学灯》写大量的文章，因此，颇感劳累。不久，张东荪便聘请匡僧主编《学灯》。1919年4月，匡僧因脑病被迫辞职，张东荪请好友俞颂华（瞻庐）负责。1920年后，张东荪以《时事新报》名义资助俞颂华与瞿秋白赴苏俄采访后，便又聘请好友郭虞裳（曾任上海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主编。1920年1月起，张东荪请著名哲学家李石岑接编，直到1921年7月底。1922年2月，改由柯一岑负责，直到1923年初为止。此后徐六几和郭梦良都曾担任过主编，张东荪也一度亲自主编《学灯》。这些编辑，在当时均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是受张东荪的影响的。”
张东荪在阐述创办《学灯》的缘由时指出：“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这是他创办《学灯》的主要原因。他接着说明了《学灯》的宗旨：“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实际上，《学灯》创刊时，主要内容是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在这三项创刊宗旨中，“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只是表示对待思想自由的态度，只有第一项“促进教育，灌输文化”，才是真正的宗旨。
在创办《学灯》初期，张东荪主要是通过议论教育问题来灌输新文化的，所以它在当时是一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刊物。这在张东荪历次所发的征稿启事中，可以窥得一斑。1918年4月，张东荪发表《学灯》启事：内称“近来吾国教育弊端百出，如学制之荒谬，教员之堕落，学风之卑下，此外邪说披猖，道德陵夷，尤为伤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铸鼎燃犀之笔，为之一一揭发，与纰缪之主义激战，以其文字投诸本报，当敬为披露，并愿以优厚之酬资，为定交之纪念。”1918年4月15日，张东荪又刊《学灯》启事：“本栏征求下列各稿：一、征求学艺上之意见；二、征求教育上之意见；三、征求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四、征求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五、征求教育上之讽刺画，六、征求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在1918年4月张东荪所发的另一《学灯》启事中，又说：“本栏征求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详述历史沿革及现在状况，如能将校长照片及校舍摄影附寄，尤所欢迎）。诸君如以平日参观所得，赐稿敝报者，无任欢迎。”可见，张东荪一再表示欢迎介绍各地中等以上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批评和揭露教育界的黑暗、讨论青年修养和教育理论的稿件，而且也的确大量发表了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学灯》前后开辟过“教育小言”、“教育研究”、“教育界消息”、“学校指南”、“学校消息”、“青年俱乐部”等专栏。直到1919年后，一般性的“思潮”栏才逐渐代替教育方面的言论、而居主要地位，但有关教育界的报道和评论始终占有很大篇幅。
张东荪特别关注《学灯》副刊。在创办初期，他亲自为“讲坛”和“教育小言”两个栏目撰稿。从1918年3月到12月，张东荪在“讲坛”栏中，连续发表了《国人读书力之缺乏》、《贩卖外国书籍之必要》、《中西思想之绝对相反》、《说鬼》、《运命思想亡国论》、《运命思想余谈》、《论演说》、《论译书》、《论报纸》等12篇《随感录》，讨论读书、译书、贩卖西书等问题。同时，在“教育小言”栏目中，他连续发表了《职业教育》、《人格之感化》、《教育与生计》、《教育与教会》、《门户之见》、《竞争之风》、《教授留学》《哲学与教育》、《文艺与教育》、《本栏之提倡》、《秦贺兰之思想》、《只崇洋却不模仿》、《模仿与文化》、《新……旧》、《人格与主张》等文章，讨论当时的教育问题。这些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与当时其他报纸相比，内容充实，思想开明，给人以清新之感，因而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
此时，张东荪及所创办的《学灯》，积极努力于介绍和输入西方各种新思潮，但他却不主张对旧思想进行攻击，极力回避新旧文化的冲突。对此，1918年9月，张东荪在《本栏之提倡》中，明确主张：“一、于教育主义，提倡道德感化之人格主义，以为职业教育之实用主义之辅助。二、于教育制度，反对抄袭的制度与反对固执不化的制度。三、于教育事情，揭穿各种教育流弊。四、于教师，主张改造以身作则之良教师，反对现在与恶社会同流合污之教师。五、于学风，主张改造活泼朴实之学风，反对现在萎糜不振之学风。六、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七、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按照张东荪的设想，进行新文化运动，只需要单纯地输入新的思想，而不必去碰旧的思想，新思想进来多了，旧思想自己就会消灭。他说：“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会消灭的。”他认为这种看法才是符合“新陈代谢”的道理的。张东荪对待中西文化的这种态度和观点，贯穿其所办《学灯》的始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东荪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激烈地反对旧文化、与旧思想进行论战的态度和做法表示不满。1919年1月，傅斯年等北大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张东荪立即发表了《新潮杂评》，对该刊输入新思潮的做法表示欢迎，希望它也能够如《学灯》一样，站在中立、稳妥的立场上，只做输入新思潮的工作，而不要像《新青年》那样向旧文化挑战。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又说：“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
但傅斯年所办按《新潮》显然与《新青年》站在一起，主张一方面输入新思想，一面破坏旧思想。在《新潮》1卷2期上，傅斯年作《破坏》一文，对张东荪只注意输入新思想与不破坏旧文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若是中国并没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那么只用介绍新的就完了，不必对于旧的打击了。只是中国本来有一种道德思想，文艺，大家对它信服的很，以为神圣似的。若果不发现了他的不是，不能坠大家对他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还用什么方法引新的进来？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有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气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著手，一方面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张。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
傅斯年的批评，特别是骂张东荪的议论“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激起了张东荪的强烈不满。从其一贯主张的将精力放在输入新思想、不刺激旧思想的观点出发，他立即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时评《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对傅斯年的观点进行反驳。在《新潮》1卷3期上，傅斯年发表《答〈时事新报〉记者》，也很不客气地对张东荪进行批判。傅斯年认为，张先生的脑里，当然是饱有西洋的活灵魂的。又何妨抬出什么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时间与自由意志》等，做盔甲，著上一篇“不骂不破坏论”，他又说：“张先生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我们对他当然无所用其客气。”“他一向对于《新青年》是痛骂的，至于痛骂的理由，无非说《新青年》骂人，居然以骂人两字，把《新青年》上建设的事业一笔勾销。即以张先生《白话论》而论，其中各节，何尝不是《新青年》当年讨论过，现在实行的。”论战中双方显然都夹杂着有不少感情的因素。
张东荪在遭到傅斯年的痛骂后，仍坚持其“不骂不破坏论”，拒绝与傅斯年进行过多的争论，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不骂主义之胜利》，坚持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