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族如无人，贝儿准同甲同村之人耕种。如同村人少，也可允许外村、外县、外府的人领种。其具体承个的办法是：由各“乡约社老禀明地方官，给予印票，交个户收执”。如果承佃之后，本户人员归来，那么当年所收粮食除纳赋外，“悉予承种之人”，等到明年播种时，“方许收回”。假如承个之人已耕作五年时间，仍不见本户回归，“即由该族戚、村甲承为永业”。他认为，实行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鼓励自食其力，杜绝不劳而获。二是编订审定人口册簿，统一赋税数目，减轻农民负担，极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曾国荃在给清政府奏折中明确指出：按明代现成规制，以田为经，以户为纬；地丁之粮，本来是一分为二的，即“地则永无消长，丁则时有减增”。清初成例也明文规定，“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然而，山西的情况特殊，“办理稍歧，……屡次推广，犹未改归一律”。从前州县官吏，因赋税数额有常定，“考成之典吃重”，于是就“不复计及丁口之盛衰，但论额征之多寡，循例征收”。这一极不合理的情况，迫使贫民百姓为了完纳，“始则卖妻鬻子，以供赋者有之，继逃入无何有之乡”。在大灾遍及全省的危急时刻，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不变通，农业生产也就很难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从而，他打算督饬各州县等官“另立粮丁细册，按里、按甲分户稽查，注明原额丁口若干，现存丁口若干，其缺额之丁，无丁之粮”，请准核实确切后酌减；至于那些“有丁之粮”，则归于地亩，“以定永久之赋”。他认为，这样实行，对“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这一办法因有利于国计民生，很快得到清政府的允准实行，对于促进山西全省农业生产的尽速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三是念民力之艰困，奏准均减差徭。曾国荃在奏折中痛切陈述，山西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凡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然而，各处办理差徭之事多寡不等，认派苦乐不均。原因是那些狡猾刁徒，“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名自认其粮”，如不改变这种陋习，就无法复苏农业生产。“为今之计，唯有减差、均徭之一法，尚堪略为补救。”其具体办法是，饬各州县官吏除各项大差持有传单勘合循照常例支应外，其本省军差、饷差委员一向没有定例者，“均应遵饬条款办理，其余概不准借端苛派”。如有擅自索取车马者，“即将舞弊之人照例治罪，并将该管官吏参劾”。这一具体措施也因符合实际而得到清政府的允准实行，农民对此感激不尽。
第三，整顿吏治，挽救官场颓风，鼓励为民请命，做好官，做清官。曾国荃认为，山西贫穷落后，百姓苦不堪言，除了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之外，官场腐败，风气不正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山西巡抚任上三年多时间里，曾国荃曾数十次奏参惩治不法官吏。具体分为这样几种情形：一是趁职务之便，征多报少，有意侵吞公利者；二是借赈饥之机，乘势扣留银钱者；三是玩忽职守，损失严重而又不知悔改者；四是视人命为儿戏，不能秉公执法者。在办案过程中，碰到的阻力不少，甚至有官员相互包庇，或贪官污吏反咬一口，倒打好官一耙的现象。曾国荃派出精干人员内查外调，掌握了大量确实证据之后，心不慈手不软，秉公执法，按律严参，毫不留情。尤其是对那些趁赈济灾民之机从中渔利的官吏予以严惩，一度扭转了官场的腐败气息。老百姓对此拍手称快，视曾国荃为“青天”，甚至有为了感激他而为其立生祠、牌位者。在澄清吏治的同时，曾国荃又奏设浚文书局于省城太原，令刻《六经》《四书》《小学》《近思录》《呻吟语》《牧令全书》《遗规荒政辑要》等书，让官民广为阅读，使得山西风气也有所好转。
综上所述，曾国荃在治晋期间，可谓尽心尽力做了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是值得肯定的。过去，人们因其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尤其是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之后，纵兵大肆烧杀抢掠之举而对他一生的言行予以全盘否定贝是不公正的。
他在晚年担任总督十来年的期间内而励精图治外而坚持民族立场实力筹办水陆防务。
正当曾国荃在山西准备全面刷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事业时，1880年8月奉上谕命督办京东军务，驻节山海关。原因是，沙俄蓄意挑衅，增兵守伊犁，将派军舰到中国海面巡游示威，京城形势紧张。是年8月25日，曾国荃率新募之亲兵三营自太原起程赴山海关驻防。先饬所部刘维桢、郭宝昌两军乘轮船北上，湘毅马步八营由山西大同、直隶张家口疾进。9月26日，曾国荃负疾力行至天津。为了实力配合其侄曾纪泽在沙俄为改订伊犁新约而进行的谈判，他于10月7日从天津动身于14日正式抵达山海关，迅速调兵遣将设防重要海口。由刘维桢部两千人屯驻威远城；由郭宝昌部两千人屯驻傅家岭、金家山；由刘鸿年、刘连捷、叶必信、杨西平、袁大升等部五千人屯驻二郎山、回马寨等处，并兼顾小河口、石河口、秦王岛；又咨调提督李长东部将杨玉书部千余人屯驻老龙头、长龙冈；宋庆部九个营与博崇武旗兵，分驻关外营口。由于国内实力备战设防沙俄想以武力威胁来取得谈判桌上好处的阴谋未能得逞驻俄公使曾纪泽坚持民族爱国立场，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以代替崇厚原来所订的《还付伊犁条约》。曾纪泽在沙俄谈判的成功自然与曾国荃在国内实力备战设防的举措有关。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1881年3月曾国荃又奉到上谕：“陕甘总督着曾国荃补授，即行来京陛见。”是月15日，他由山海关返抵天津，交卸出海关防务，并与李鸿章会商布置山海关设防部队后，于次日奉准养病三个月。5月初，曾国荃回到长沙就医。9月23日他又奉到上谕：“近闻关内外降回潜至陕境窥探，曾国荃病体如已就痊，着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
此时法国加紧了侵略越南的步伐中国西南边陲危急严重。所以，当曾国荃于1882年初准备赴任陕甘总督时，又于是年5月下旬奉到署理两广总督的上谕。“两广地方现在筹备边防，关系紧要着即刻起程，驰赴署任。毋庸来京请训。”于是，曾国荃立即于7月24日自长沙起程，经郴州、乐昌于8月24日到达广州，次日正式就任两广总督。这时，因法国侵略军已侵占越南河内，广东所属各军主力大都出关至广西边境备战，提督黄得胜部两营设防钦州重镇，吴全美则统率水师船队至中越海面巡练。曾国荃驻广州，督饬善后局多方筹集军饷，并派人到外国购买雷艇、鱼雷、大炮等。经过对两广实际军事形势的分析，曾国荃于是年9月27日奏陈边防事宜，全面提出了设防两广，赴援越南抗法的主张。在此前后，他给正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的曾纪泽写过三封信鼓励其为维护中国利益坚持外交斗争。曾纪泽在是年11月14日的复函中，陈述了他在巴黎与法国人辩论的艰难处境，表示要尽力任事，但他告知叔父大人，“越南之患，仍未已也”淤，敬乞他认真做好战备，配合其在国外的谈判。1883年1月28日曾国荃遵旨奏保大鹏协副将赖镇边、明德协副将利辉、赤溪协副将吴迪文、崖州协副将梁栋材、龙门协副将戴朝佐等人任水师总兵之职用以加强广东防务。
是年3月上旬，曾国荃奉旨复奏法越交涉的具体意见。他从历史和现实状况分析出发，极力主张中国应当尽力保护越南利益不为法国所侵吞。保护越南，实则是为了保护中国西南边陲利权。进而，他认为两广边境与越南接壤者广东只钦州一地“本非要冲”，而广西则沿边千数百里，“在在与越境毗连，将来画界定拟后，粤西自当留兵防护。”究竟何处为重要设防之点，他打算请广西巡抚派员“履勘边境，绘图附说，径呈总理衙门，以备核览”。他明确指出，这就是主张留兵设防广西的理由所在。5月15日，曾国荃就总理衙门亟应密筹防务一折奉旨复奏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做好实战准备的看法。7月他又与两广巡抚会奏清廷，认为“今日防务，虎门最要”。
黄埔、常汧、白兔冈尤为门户锁钥，“更宜先事预防”。自虎门至广州一带炮台，必须赶紧修筑。在沿路水道，暗置水雷作为辅助之力。他认为，这是“先守门户，以固省垣根本”的部署所在。进而，他认为“守边之道，控扼在乎得地，而守御尤在得人”。现今为了对付法国侵边，必须防守各炮台，必须屯集重兵，“方可以资防护”。尽管在此时战争尚未爆发，“不宜遽招多营，徒资耗费”，但须将现有兵力重点扼守要道，已饬选久经战阵之四十人充当教习，会同各镇将，对士兵“训练对敌分合进退之方谕以奇正埋伏步伐止齐之法”遇到警报，即令号召成军，防守各炮台、土垒。此外，又招广东沿海各沙户渔船，将其“编联名册”，遇其有事，“则调集支河港汊之内，分段巡防，以辅兵力之不足。”对于沿海各州县，则饬地方文武，将各营兵丁认真训练，各乡团练多筑碉堡，“以期人自为守”淤。由于曾国荃在两广地区做了认真细致的全面设防，所以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始终未能侵入广东内江内陆一步。
1883年底曾国荃奉命离粤抵京，于次年2月初署理礼部尚书。过了半个月，又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兼办南洋通商事务。他于3月10日离开京城4月7曰抵达南京次日接篆视事。此时，法国侵略者正在大举进攻越南北宁而以兵舰五艘游弋吴淞口外示威两江防务十分重要。曾国荃即率僚属于5月6日出省视察沿江两岸炮台，以提督李朝斌部守白茆沙，提督李成谋部守镇江。这时，法国人福禄诺至天津议和不成，声言以兵轮往南京，进行武力威吓。曾国荃在镇江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各处严为戒备。5月11日他在返回省城之后，又饬提督王紫田部守下关炮台，道员李光久部守雨花台，杨明海部守崇明，雷玉春部守福山，曹德庆部守吴淞，张景春部守江阴陆路炮台，陈缇部守镇江等处炮台，吴家榜部守瓜洲。并奏准以李成谋统辖江南兵轮，李朝斌专顾苏淞。两江重要防区做了严密部署后，曾国荃又于6月遣派总兵潘鼎立、道员赵济川募军赴援广西前线，遣派王正和、张升楷募军赴援台湾。
7月14日，法国两艘军舰以“游历”为名，擅自驶进福建闽江口。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在上海叫嚣，如果中国不接受法国的谈判条件，法军就要执行最后通牒，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尾船厂，占领福州。在法国的外交讹诈和军事进攻面前清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即令曾国荃、陈宝琛等前往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7月25日，曾国荃一行抵达上海，28日与巴德诺举行谈判。由于法国人所提条件太苛刻，会谈无结果，曾等于8月17日返回南京。由于当时形势异常紧张，曾国荃在返回南京的当天晚上，立即与李成谋、刘连捷等详细商议布防事宜；次日，又亲自到宝山等军事重地视察；19日，抵达镇江加强战备部署；8月21日，抵达下关，督饬陈缇等实力备战。26曰清政府被迫正式下达对法国宣战的命令。随后，清政府又调左宗棠至南京督办军务。曾国荃与左宗棠会同彭玉麟全面部署两江军事方略，纷纷调兵遣将，筹集饷糈，添募军队，并派兵赴援台湾。1885年5月，中法和议已成，全线宣布停战。
鉴于中法战争中两江方面军事上暴露出的弱点，曾国荃于当年5月16日上奏清廷，请求加拨款项，在吴淞、江阴等要隘添置快船、鱼雷船、铁甲船等，“饬下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五省，每年共办洋银一百万，以七年为期，专备购船之用”。随后，又奏请暂缓酌裁长江水师之额。
在1886年至1889年11月去世前这几年的时间里，曾国荃将主要精力放在兴修水利、整顿吏治、赈济灾民、疏理厘捐等内政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受到清政府的多次表彰。
综观曾国荃的一生，早期寒窗苦读，在科举道路上拼搏了二十余年；中期随兄长征战各地，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借此得加官晋爵，功成名就；晚年老成持重，念民力之艰辛，慨国势微弱，恨外敌入侵，颇能实心任事，处理内政外交，颇着成效。晚节不亏，从总体上值得肯定，不可因其曾与人民为敌而对其一笔抹煞。
他自幼在父兄的督教之下着意功名，但自知天分不高，乃放弃举业，在自学做人方面甚得长兄赞许。
曾国葆(1828-1862年）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字事恒。他在兄弟五人中年纪最小，但在父兄的影响和督教之下，并无骄怠之气，自幼用功读书，心志远大，落落大方，“视人世毁誉，及书史褒讥微恶，不甚厝意；不随众为疑信，时或诘难参伍，大破群惑”。
在长兄曾国藩于1838年中进士之后，他的其他三个哥哥都发愤攻读，曾国葆也不示弱，决心与兄长们一比高低，每日用功学习不止，在先生的督教之下进步较快。曾国藩1844年3月做官京城之时，写信嘱咐曾国葆：“每日亦须看史，然温经更要紧，今年不必急急赴试也。”就是说，曾国藩以自身经验告诉曾国葆，应试科场必须全面掌握一切知识先且不要打无把握的仗。曾国葆听从长兄的嘱咐，日益致力于文章，并常寄习作给长兄修改指教。曾国藩很诚恳地对其优缺点予以一一指出，“季弟文气清爽异常，喜出望外；意亦层出不穷……书法亦有褚字笔意，尤为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