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难免会觉得奇怪：一、他们为什么要写小说；二、他们写小说是为什么。越是优秀的传统中国小说，读的时候越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啊？——除了《红楼梦》，那可能是作者要感怀身世，怀念逝去的家园（姑且这么说）；再就是《聊斋》，可能是为了自慰，蒲松龄作为一个屡试不中者，失意，困顿，于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性感还能力通天的女超人搭救落难书生的梦境，这也是符合心理学的。我能理解罗琳为什么连写七部《哈利·波特》，却不能理解吴承恩为什么写一百回《西游记》。实惠是没有的，前面已经说过，相反倒是负担，因为可能遭遇文字狱；《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更因“多言”而累及子孙三代遭报皆哑——当然这是传说——这个传说是意味深长的：说明中国人对于写小说——说人三，道人四，指人是，评人非，是有忌讳的……善、追求和歌颂光明罢——也没什么光明的。全都是通向“没有光的所在”。即使打着劝世小说的旗号，也看不出作者明显的道德批判。像《金瓶梅》——估计它之被禁，也并非因为情色描写，而是因为对人性与世事黑暗的描写，人人在其中，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既不配被救，人家也不稀罕得救，与时代地域无关，那是永恒的“活着”的规律——这比情色描写可怕多了。
张爱玲在《更衣记》一文中感叹中国古代服饰装饰精细讲究——累赘，若说是为了美观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
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传统的中国小说在某些方面就像鞋底绣花。“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作者为着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工程倾注心血：精巧的机关，埋伏与呼应，隐语与谜语……《金瓶梅》自不必说，《红楼梦》更是发扬到了极致，而《海上花》则是其后唯一与之最有得一拼的。说是“游于艺”吧，那应该是在富有余裕的情况下进行。让人除了继续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写小说之余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疑惑：他们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当然，当时光来到1892年——韩邦庆写作《海上花》这一年，社会与文化的环境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这时上海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份报纸《申报》，而韩邦庆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小说期刊《海上奇书》（比我们熟知历史悠久的《小说月报》、《小说林》还早得多），《海上花》即供连载——边写边载，“在线连写”，亦属当时中国第一；《海上奇书》则随《申报》发行渠道发售。写小说终于有了挣钱这样一个正常合理的目的了。然而《海上奇书》却在一年之后停刊——中间有过一次改刊，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作者声明“惟说部贵于细密，半月之间出书一本，刻期太促，成稿实难；若潦草搪塞，又恐不厌阅者之意”；而停刊则无说明。也可能是同样原因，也可能是销量不佳——他的朋友说他不听劝告，坚持吴语着之，“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朋友认为他意欲独树一帜，“实为大误。”
这朋友显然是喜欢《海上花》的，才认为问题出在吴语上。然而无论是哪个原因，似乎都是作者本人造成的，却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者没有把销售获利当做最高的追求。《海上奇书》停刊之后《海上花》的写作并未停止，又一年后——1894年——全书完成并出版，也在这一年，作者在贫困中病逝。他到底没有摆脱他的前辈们的命运——似乎走上了这条路，就很难摆脱这个命运。这惊人相似的命运除了一个辛劳却寂寞的“无功”的人生的落幕，还包括：良好的出生与家世，温柔富贵乡里的早年，然后却是变故与中落，不得不经历人世无常，人情冷暖，人生幻灭……
所以，至此我只能作出一个十分俗套的结论——对于他们“怎么做起小说来”，我其实是很想回避这个结论——那终究还是：“我为的是我的心。”于是，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里，作起小说来。那片言只语却不无泛泛的抒情终不能表达内心的一切。为了看破、失意、寂寞、满腹的话没处说，作起小说来。“我为的是我的心”——虽然他们把自己的心埋藏得非常之深——传统中国小说的世界是没有“我”的世界……连喜恶都不大流露，更不论是非。也只有“我为的是我的心”，才能如此不惜心血付诸此。不计目的结果（虽然不是没有期望），既是为着我的心，那当然希望得到呼应。为心灵找到同伴——他们是为了寻求知音，得到安慰。
而如果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再看张爱玲那段话——是的，从“实用”的角度，鞋底绣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当那鞋子成为历史、成为文物，它就有意义了，价值大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当时的工艺与流行，我们还希望从中看到更多——它成了前人留下的值得研究和解读的珍贵密码。就像我们现在看《红楼梦》，恨不得一个字里再扒出一筐字来。也许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传统的中国小说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写给后世读者”？用在这里相信总没有人能够嘲笑。这是只有在过去的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清楚的世界里，没有现代的时空的概念，人才会有这样朴素的信念。
这也是只属于传统中国小说家的手艺，《海上花》是最后一部，稍后那部《孽海花》就有了职业写作的气息了，职业写小说的时代终于迟迟地到来了，而现代小说家有机会学会更成熟和更有效率的写作——目的更明确的写作；更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没心情，也没必要再那样写作——不需要你努力留下什么，信息爆炸的时代，哗拉哗拉地全给翻过去盖住了。比较起来更显出传统的中国小说家是古怪的一群神经病——宝贵，永远不再，值得珍惜的理想主义的神经病。
“假情假义也出色”——电影《海上花》
把《海上花》拍成电影是高难的活儿，内容太多，容量太大。拍电视连续剧比较“容易”，也不是不可能出精品，如1987年拍摄的《红楼梦》。我臆想要拍《海上花》也是那样拍。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
一篇接一篇拍。但若要拍成电影，在几个小时的长度之内，大概就只能选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部分，拍个“故事片”。像电视普及之前——1987年拍摄《红楼梦》之前——我们看到的也不过是越剧《红楼梦》——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故事、电影《红楼二尤》——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等，大家也都接受了。
侯孝贤（导演）、朱天文（编剧）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选取的是：
沈小红的故事，黄翠凤的故事，周双珠周双玉的故事——她们的故事在整部书里确实相对出彩，在这部“淡出鸟来”的书里。但还不是完整的。周双玉喝的是啥——最关键的，没有点破。黄翠凤对罗子富下套和敲诈的情节也去掉了，变得温情许多。沈小红的故事比较完整——还添加了一点油、加了一点醋，更强调了温情。在这种无情无义的地方，仍有着丝丝的情义，虽有限，更教惆怅。“假情假义也出色”——这是陶云甫形容黄翠凤的话。用在这里正好。当然这可能是他们慈心。
给观众留点幻想与回味的余地。
真相是我们无法面对的：贞烈殉情女喝下的是预先炮制好的假鸦片，高傲的风尘奇女其实是“拆梢”——和鸨母一起下了套子让罗子富钻的。身份尊贵、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连局账（嫖资）都能漂则漂——人间哪有真情在，能省一块是一块——这说的是赵二宝的那位史公子，不过电影完全弃之没用……
这大约是对的，像当年的《橘子红了》，后来的《色·戒》，都是把原作中那点似是而非的“美好”的感情抽出来无限放大——《橘子红了》原作中的大老爷，根本就只当那小姑娘是棵带着乡土清新原味的嫩菜，作为吃多了肥鸡大鸭子的老家伙吃来自然更别有味道，不过吃过也就吃过了，哪里像电视里拍的当真起来，还跟人家男朋友、自家兄弟决斗！至于《色·戒》，原作中易先生对王佳芝那点“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艳遇”的沾沾自得之情到了电影里居然“真的”变成了“爱情”，恕我粗鲁，对这“爱情”，我只想说声“呸！”
当然，这种改编、这种创意也是需要灵感和才能的，是令人敬佩的技巧，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真实可能是我们都不愿面对的，尤其是感情的真实——曾经躺在一张床上的人对你一毛钱的兴趣都没有了，必要时杀了你才能松一口气——这种真实，哪个要听，哪个要信？
谁说谁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