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尚贤”、“尚同”。取消物我，人我以及人与人的等级、身份等一切界限，不加分别、一视同仁、公平公道。给每一位臣民以平等从政的机会，“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上德下效，下情上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生卒年不可确考，约生活于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之间。墨子出身下层，有很高的制造木器的技艺。传说他制造的一只木鸟，高翔天空，三日不落。墨子曾做过宋国的大夫，也经常到各地讲学，名气很大。墨子生活的时代，是以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为特征的。战争使得劳动群众被迫承受繁重的差役和沉重的赋税，民生痛苦不堪。墨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为劳动群众说话的思想家。他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己任，东奔西走，游说诸侯，力图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的思想在当时颇有影响，以致于能够同孔子学说相抗衡，史称“儒墨显学”。墨子本人也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爱戴，被看作传奇人物。
墨子起初从学于儒，“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走到儒家的对立面，自创了一个学派，史称墨家。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称为墨者。墨子在世时，墨子是首领，墨子死后，通过选贤推出新首领，称为“钜子”。墨家的纪律是严格的，其中有一项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出仕，要由钜子派出。墨家学文也习武，墨子曾派他的弟子禽滑鳌率墨者为宋守城。墨者出仕得到的禄俸也要交出一部分给墨家集团。墨家是一个管理严格有序的社会实体。
现存《墨子》书是我们研究墨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墨子》是墨子及其后学著作总汇。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所传。《墨子》书中每一篇都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大同小异，就是证明。《墨子》全书可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从第一至第七篇。第二部分是墨子的讲学记录，从《尚贤》至《非儒》，共24篇。
第三部分是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第四部分记载墨子的言行，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第五部分是军事著作，从《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我们研究墨子，主要依据第一、第二、第四部分，这是反映墨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其余大多为墨子后学的东西。
先秦时期站在被管理的角度看管理的代表人物是墨翟。作为劳动人民和广大群众的代表，墨子认为，社会的管理必须公正、公平，他倡导“兼爱”，要打破社会等级为核心的各种社会界限，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公平的社会管理必须让能人贤人当政，是为“尚贤”说，而每一位社会成员又都应该支持维护贤者的工作，是为“尚同”。“兼爱”、“尚贤”、“尚同”，构成墨子管理的三角结构。
墨子的社会管理学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最初为劳动者立言的社会管理走向反面，成为压迫劳动者的枷锁。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一个悲剧。
兼爱
“学孔子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虽离开孔门，但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是被继承下来了。孔子讲“仁者，爱人”，企图以感情的纽带桥梁作用，软化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墨子也倡导“爱”。孔墨的管理由此同法家的管理截然区别开来。法家韩非等人将儒墨放在一处加以批判，不是偶然的。
但是，墨子认为孔子仁爱的理论不彻底，是“爱有差等”，对不同的人所施的爱不相同，这样势必葬送爱的本身。为了同儒家的仁爱区别开来，墨子高举起“兼爱”的大旗。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混乱的根源是人们的爱不能做到“兼”造成的。他分析道：
“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
同理：
“父自爱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而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而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故也，皆起不相爱。”
就是说，父子、兄弟、君臣关系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只爱自己，不爱他人，同样的道理，世间一切罪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社会秩序的混乱，都起源于不能兼爱。他说：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要想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对症下药，实行兼爱的管理策略。墨子为我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兼爱图景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诚，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不相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爱，可以避免天下之祸、篡、怨、恨，会带来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和谐与互助，是治天下的第一良方。
墨子还研究了实行兼爱之道所得到的效应问题，并由对普通群众的兼爱分析，扩展到社会管理者的兼爱之道。墨子说，士有两种，一为别士，一为兼士，君也有两种，一为别君，一为兼君，两种类型的人会得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
“设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日：‘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日：‘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其身，为其友之亲若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即兼爱之士，他们爱无区别，爱人如爱已；别士即别爱之士，爱有等差，爱己不爱人。如果有人要远行，前途未卜，归期无测，他是将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兼士呢？还是别士呢？毫无疑问，即使是“愚夫愚妇”也不会托付别士的。可见，兼士得人心、受欢迎。
“设以为二君，使其一者执兼，使其一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日：‘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日：‘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别君只顾自己花天酒地，及时行乐，不关心民众死活。自利而不利民；兼君先民后己，利民爱民。假如突然遇上饥荒，天下百姓，会选择谁？毫无疑问：“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可见，兼君得民心，受拥戴。
兼爱之道的原理是心理感应。
人是有感情的，是可以感化的，如果你对别人象对待自己一样施以爱心，那么“我投之以桃”，别人必然会“另报之以李”“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无德而不报”，“爱人者必见爱也”。
墨子主张聪明的君主必须把兼爱当做社会管理的第一原则。
实行兼爱之道的核心和实质是取消人我、物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身份等等各种界限，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地施以仁爱，施爱要公平、公道。他说：
“籍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力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
为彼犹为己也。”
就是说，视人如己，破去我执，爱人如爱己，这样，就不会有偏心也不会有冲突和憎恶。
兼爱也就是无偏无私地对一切人，也就是公平和公道。《墨子·小取篇》说：“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
周爱，就是普遍公平地爱一切人。能爱他人如爱自己，没有分别是重要的，但在爱他人的时候，不能分别远近亲疏，一律同等看待，一视同仁，也是重要的。否则，就会导致别爱、偏爱的局限。
《大取篇》说：“兼爱相若，一爱相若。”兼爱就是一爱，亦就是一视同仁之爱。墨子引《周诗》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
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文中所引前四句今见于《尚书·洪范》，文字略有差别；后四句，今见《诗经·小雅·大东篇》，文字基本相同。这些诗句是歌诵文王公平政治的：“古者文武为正（政），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均分、赏贤、罚暴，亲戚兄弟与路人没有区别，这是公平政治的基本内容。
兼爱的关键在于兼，兼的底蕴是公平。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墨子，对社会的公平和公道，感触尤深。社会的管理者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的爱和恶大多是不公平的，因为墨子谈论的爱不是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爱利并存，以利为实在内容的。有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政治权力的升迁，身处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极少有希望获取到上层管理者的“爱”和“利”，而这也是社会混乱不安的根源。
墨子为此大声呼吁君主们应该公平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只有兼，才有安。这就是墨子兼爱说的社会意义。
然而，同儒家的仁爱之道比较，墨子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些。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有差别的。无论从血缘关系言，还是从社会和心理关系言，人与人的远近亲疏都不可能相等。儒家倡导“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多为别人着想，多一些换位思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获得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儒家的爱人是在异中求同，差别中寻找统一，是比较实际的管理策略。比较而言墨子的兼爱，更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兼爱之说的价值在于发现了公道原则。墨子的劳动人民代表者的身份使之更深刻地体会到公道的意义，被管理者更易体会出公道的需求。墨子以十分鲜明的语言，向管理者提出了公道对待的要求。这是对整个管理理论的重大贡献，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贤
墨子的兼爱不是空洞抽象的。兼爱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对君主而言，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君主如何为天下兴利除害呢？那就是推行尚贤政治。
墨子《尚贤》篇论述说：任何一个社会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政务得到治理。然而，事实上却经常贫穷、人少、混乱。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当政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认为，固然君主是治理社会的关键，但是他离不开下属的辅佐。下属官吏的品行和才能如何，直接影响君主治政的绩效。这如同染东西一样。这里有一束丝，本没有什么颜色，但“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用青颜料去染就成青色，用黄颜料去染就成黄色。君主如同丝，君主所用的人就象颜料，他们可以将君主染成不同的颜色。象太公望、周公这样的贤才辅佐武王，使之灭殷立周，成为英明的开国之君，名扬千古；如干辛、推哆（音齿）之类的佞臣辅佐夏桀王，使之成为亡国之主，遗臭万年。可见，就人主说来，择人是极其重要的。择人是人君的根本任务，为政之要。贤明的君主应“劳于论（择）人而佚于治官（管理事务）”。抓住择人这一要害环节。而不要陷入到具体的事务堆里。否则，即使“伤形劳神，愁心劳意”，不但不能治理政务，反而愈加危险。
墨子指出，当时的君主们眼界狭隘，知小而不知大。他们杀牛宰羊，知道索找熟练的屠户；裁缝衣服，明白应该找到高明的裁缝。
但是，遗憾的是，当他们遇到治理社会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时，却不肯借助贤人，其结果是国亡家破，身死名毁，这不是知小而不知大么？墨子还认为，尚贤是提高人君的影响力知名度的重要因素。
“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只有“尚贤”。尚贤，能够感召天下贤者，使人心归属，众望一向，从而获得广泛持久的影响力。聪明的君主应从治乱安危的高度，给予尚贤策略以应有的地位，尤其要有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长此以往，坚持不懈，无论在成功时还是在失败时，都不忘记尚贤。
“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贤者，政之本也。”“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墨子不仅充分论证了尚贤的重要意义，而且为王公大人们设计了尚贤谋略的宏观构架。就尚贤的基本问题，诸如人才的标准、选拔、任用和管理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墨子认为，贤者有三端，即德、言、术。他说：
“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也。”
厚乎德行，指待人以“兼”；辩乎言谈，能言善辩，指能上说下教，办理邦交；道术即道艺，指治国才干，明于道理，善于政务。德行、言谈、道术俱佳的人，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墨子所谓德行、言谈、道术，包含了今人所说的德和才两个方面。两者比较，墨子更重视前者。虽然，墨子认为，作为贤者，应该有才有德，贤能统一。他也说：“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没有是非观念，不能辩别美丑、善恶，不能算做人才。但是，与才比较起来，墨子更强调德。他有一句名言：“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做官虽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道德。道德犹如大树的根本、根基，根基不牢固，不必丰盛它的细枝末节。墨子强调的道德主要是兼爱之心，即“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慈”。意思是说：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裕时表现出疏财助人之大义；对人之生，表现出自己的慈爱，对人之死，表达出自己的哀痛。也就是说，要视人若己，视人之身若己之身，视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人之国若己之国，不分彼此的去爱一切人。墨子认为，人们之间可以感化，如若领导者能够兼爱，那么便可以感化下属，从而提高管理绩效。因此，他将兼爱视为人才的最紧要条件。此外，贤者还应有以下特点：第一，讲求信用，说到做到，不说空话。“言不信者行不果”。
说话不守信用的人行动就不果敢。君子不要乱说大话，自吹自擂，“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专会说道，行动迟缓的人，即使说的头头是道，也不要信；“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富有智慧的人内心明白而不夸夸其谈，脚踏实地地做事而不夸耀自已的功劳。唯有如此，方能取信于人。
第二，立场坚定，意志坚强。他说：“志不强者智不达”。意志和毅力不坚强就不能使其变得更加聪明。还说：“守道不笃”，即信仰和执着游疑多变的人，“不足与游”。
此外，作为贤者应该具有敢于谏诤君主的美德。《墨子·鲁问》篇有一段鲁阳文君和墨子的问答。鲁阳文君说：“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人是最好的臣子：让他抬头就抬头，让他低头就低头，日常无事很安静，有事一呼便应之而来，是这样吗？”墨子答道：
“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