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正确地看到了君子在制订礼法过程中的作用，也发现了人在执行贯彻礼法过程中的深远影响。礼法不论如何完备，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比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绝对完善，在法所不及的地方，需要以法为据，类比推理，“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取”，没有高水平的贤人是不行的。从争取民心方面看，贤人的作用更加明显。荀子继承了春秋以后的重民传统，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心的征服。他说：
“有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
要想取得民心支持，就要有一批善于管理政府和社会的官吏。
荀子说：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
荀子研究了理想臣属的标准，即怎样认识和看待人才的问题。
他把仁智统一、德才兼备视为贤人的根本特征。他说：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佑也。”
知，是指人的聪明、智慧和才干，仁，是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是自觉服从于等级社会的道德意识。仁的道德意识，对于社会的管理者极其重要。社会等级秩序的维系，依靠人的道德观念，而只有管理者自身做到了，方能反过来影响别人。荀子认为，君子贤者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就在道德观念，“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对道德观念的强调，引发于孔子思想，并对以后的人才观发生了深远影响。
仁智统一、德才兼备的君子有两个特点。其一，不同凡俗，独知独见。他们虽然处在人群之中，并不等同于一般百姓。“以天下王公莫好之也，而子独好之，天下之民莫为之也，而子独为之。”他们不惧怕经济上政治上的压力，立场坚定，不失信念，“好之者（指贤者——引者注）贫，为之者穷，然而子犹将为之，不为少顷辍焉。”
“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勇于为道义献身，艰难困苦，在所不惜。
其次，对历史和现实有透彻的了解。这种人“生于今之世志于古之道”，并且“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之所以失之”，对历史的发展和沿革，成功和失败，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们也不是老古董，“知国之安危若辨黑白，”对现实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极为清楚。荀子认为，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明白人，就是贤人。起用贤人治理社会，“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称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
荀子还以仁智统一的原则将臣属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而深入了对贤人的认识。第一，态臣。这类人“巧佞敏说善取乎上”。花言巧语，胡编乱诌，以取得主上好感。第二，篡臣。这类人“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坏主图私为务”。他们不从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从私利出发，拉帮结伙，建立宗派。第三，功臣。“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这类人内治国务可以统一民众，外出迎敌可以保家卫国，百姓信任，官吏拥护。第四，圣臣。圣臣比功臣高明的地方是，掌握了管理社会的一般原则，并能以这一原则灵活机动地处理各种政事，采用种种灵活的办法达到既定的目的。荀子形容说：“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圣臣是比功臣更高明的人。
与臣属的分类相对应，荀子也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俗儒。俗儒和俗人一样，“无正义，以富利为隆”。与俗人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杂博的知识，然而没有一贯的体系，以欺人惑众为务，得到一点利益就洋洋自得，“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是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这种人没有主见，以权贵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极尽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能事。第二，雅儒。这种知识分子，有比较诚实可贵的学习态度，“知之日知之，不知日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知道应该由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统一天下，并且能身体力行，按法行事。然而，不足的地方在于，“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也就是说，雅儒是比较死板的管理人物，对法没有规定的，过去没有见到的事，不知怎样处理。第三，大儒。与雅儒不同，大儒能“以浅持薄，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黑白，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奄然若符节。”如同圣臣一样，大儒掌握了一般的原则和类推的思维方法，处理复杂事物，井井有条，丝丝入理，轻松自如。综合如上分析，可以看出荀子对人的类型的划分贯彻了仁智统一原则，两种划分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俗儒、态臣和篡臣，是有智无仁，右才无德之辈，这种人绝对不能任用。雅儒、大儒，功臣和圣臣，在仁德上是可靠的。但智力、才能有高低之别，应区别起用。荀子的分析是富于启发性的。他的有德无德、才能高下之分的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才诊断不无可参考的价值。
荀子是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上给实践以应有的地位。他的名言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他把实践（行）引入对臣属的分析和考核，提出了实践考核法，认为仁智统一的贤者，需要一个途径去认识，这就是行动、活动、实践。人的德性好坏和能力高低，都会在人的所作所为之中体现出来。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要将他放在一定的实践活动之中，看他如何行动。荀子说：
“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滔也；接之以声色、权利、愤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
就是说，用政治规范去要求，看他能否恭敬地遵守；放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看他能否应变自如；放在安逸的环境里，看他是否放荡淫乱；使之接触音乐、美色、权利和愤怒危险的事件，看他是否离开职守。如果经得住考验，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称之为贤者了。
荀子还认为，为了考察一个人，必须为之提供一定的条件和政治地位。造父，是最有名的车把式，没有车子和马便无从展示才能；羿，是最善射的，没有弓和箭就无从发挥特长。而大儒或圣臣，是善于治理天下的，要使其展露头角，必须给他最起码的“百里之地”，作为活动地盘。通过对“百里之地”的治理，其高水平的德和能就显现出来了。应该说，荀子的“百里之地”实践考核法是有价值的。路遥知马力，实践显真才。实践锻炼人才，也可以发现人才。事实证明，经得住实践考验的在实践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往往就是人才，而仅仅凭自我表白或别人的评说，很难说就是人才。
讲实践，看政绩，看看在“百里之地”上工作的业绩和结果，这是识别人才的最可靠的办法。
如果说，在实践中可以认请谁是贤者，那么，这并不等于就获得了贤者。在知贤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取贤之道。荀子认为，取贤可以采取物质吸引的办法。“入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贵爵重赏，即给予很高的政治和物质待遇，这可以把那些高德高才的人吸引过来。
荀子认为明君不但应该懂得如何识贤取贤，还应该懂得如何任用贤者。任贤的关键在于，以德能作为授与权力地位的唯一依据，使德能与权位彼此协调一致。他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要使普天之下的有德能之人，都获得一个相应的地位，“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同时，又要保证每个官吏都有称职的德能，“朝无幸位，民无幸生”，这样，就达到了德能和官位的根本一致。
为贯彻唯德能授职的原则，必须排除唯亲是举。荀子并不否认血缘亲疏关系，主张在德能相当的情况下，去疏取亲。“贤齐则其亲者先贤，能齐则其故者先官”。然而，荀子和孔子不同。孔子认为举贤应该“外不失举，内不失亲”，在保证亲者为官的条件下适当照顾外人。但在荀子看来，亲者可以为官，但前提是有德有能，非德能莫举。虽在亲亲之列，没有德能也不能得到照顾。如果说，孔子的观点是在保证亲属为官的条件下，适当照顾外人，那么荀子的观点则是在保证德能的条件下，适当照顾亲属关系。荀子比孔子前进了一大步。
从这种观点出发，荀子坚决反对任人唯亲的做法。荀子分析说，任人唯亲，主观意图上是有利于亲，实则两败俱伤。他说：
“是何也？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国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没有能力的人，反而让他占居高位，对于君主说来，是昏暗；无能的人占了高位，只得欺上瞒下，打肿脸充胖子；昏暗的君主和欺诈的臣子结合在一处，国家的灭亡立可待之，因此说，唯亲是举，是俱害之道。反之，如果“内不阿子第，外不可以隐远人”，唯德能是举，象文王那样，事成功垂之后，封侯子第，百代受益。因此说“唯明主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这清楚地道出了地主阶级的自私之道。说到底，唯德能是举和唯亲是举，就终级目标说是一样的，只有大巫和小巫之别。尽管如此，唯德能是举的观点，却道出了人才管理的一般准则。
为了贯彻唯德能而授官的原则，荀子还认为，要打破死气沉沉的等级观念。荀子是科层制度的鼓吹者和维护者。他认为，人分为等级，天经地义，不可改变。没有等级就没有人群，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的管理。这是孔子以来领导层给划分理论的积极继承，这是我们应该肯定和发扬的。荀子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为，等级制不应该是死的，而应该是活的；就是说，等级本身不变，处在各个等级之上的人却可以改变，一个人德能和职位相当，可以维持原位，反之，就应离开这个职位。如果一个人，即使是老百姓的子弟，具备了高级的德能，就应该给予同其德能相当的地位。这种死等级和活人选的结合，是活的等级制。荀子说：
“上贤使之为王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
“贤不待次而举，罢（德行不好）不能不待须而废。”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的“不待次而举”、“不待须而废”的观点，是令人振奋的。
荀子揭示了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有人群便有组织，有组织便有上下左右的隶属关系，这是不平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作了主人，领导和被领导只是分工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平等的。然而，也不能否认在领导和被领导的隶属关系中，仍然有不平等。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就在于以德能作为唯一依据，使人们彼此平等地安排到各个恰当的位置上。这可以称之为不平等条件下的平等权利的实现。荀子的这种观点，对于鼓励人们努力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和能力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为了贯彻唯德能是举的原则，还需要依据人的德能的不同性质，给予相应的官位。荀子已经认识到人的德能是不同的，具有质的差异和多样性的特点，因此，要顺应自然，分别德能的不同而授官。他说：“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不敢遣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
诚实，勤劳，细小事情都精打细算，这样的人是事务型的，是管理具体事务的材料。“修饰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恻之心，守职修业不敢损益，可传业也，而不可使侵守，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修养品德，端正身行，遵循法律和名份，从不敢损害破坏原有制度，这样的人是守业型的，应该做执行性的官吏。荀子又说：
“知隆礼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未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
就是说，不仅能够隆礼、好士、爱民、按法办事、尚贤使能、务本禁末、不与下争小利，而且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是从一定的思想和原则出发，自觉地去做的，实际的各种规范和作法，只是他自己思想原则的具体体现，一旦不符还能够改造现状，别立新则。这种人，也就是“圣臣”、“大儒”。他们是决策型人才，应该作为管理社会的决策人物。
荀子是孔子以来儒家管理智慧的继承者，是战国末期大儒。
孔子顺应民心民意，注重德治教化，以“人和”为最高目标的管理思想，荀子毫不怀疑地继承下来了。荀子高出于孔子、孟子。他没有满足于“和为贵”的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时代发展提供的新的知识，尤其是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在人道主义思想框架内，加上了新的内容。他不满足于“人治”，虽然也讲“有治人，无治法”，但又给法和实际上也是法的礼以重要的位置。在荀子那里，法，赏和罚，是很重要的管理手段。这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荀子也倡导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同时，又讲以力服人，迫使人不得不服。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其恶者伪也，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两种观点似乎从哲学上分析本质区别不大。实则不然。从孟子的性善论，得出的是“求放心”、“求善心”，是顺应人心的“仁政”。从荀子的性恶论得出的是改造恶性，逆人性而行，是反人性，这是另外一条管理路线，这也是以力服人的人性依据。儒家的荀子培养出两个法家人物——韩非和李斯，这绝不是偶然的。荀子吸收了法家的东西，又给法家发展以巨大影响。然而，荀子作为儒家的一员，其思想走向仍没有摆脱本学派的界限。固然，他认识到了赏罚的意义和作用，但与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君主率先垂范的办法比较，仍居次要地位。他说：
“忠信均辩，说乎赏庆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
就是说，用忠信公平的办法，比庆赏还要令人喜欢；先纠正自己的缺点，然后去慢慢地责备别人缺点的办法，比刑罚的威力还大。这和他的学生韩非所“集大成”的法家观点相比，差距是极为明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法两家在荀子那里“合流”了。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种要求。韩非和李斯之走上反面，成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和社会管理的实践者，这与其说是法家理论的发展和成功，不如说是一种回光反照。因为不久即来的二世而亡，以强烈的社会震憾告诫世人，片面的以力服人、逆人心而动是难以持久的，随之而来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外儒内法”的儒、法，道合流。而这合流的“始作俑者”是荀子。事实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操在手中的儒家管理大略，是荀子的而不是孔子的。荀子以他的先见和深刻，为中国封建社会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