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他们：‘还能吃吗？’他们歉疚地说：‘对不起老师，我们实在吃不下了。怎么办啊？’我说：‘你们帮我把剩下的东西都拿过来，看着我吃。’他们十分惊讶地望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我不和他们一起吃饭的真正原因。
“——我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为每次带团出去，差不多都要碰上恼人的‘剩饭问题’。为这事，我生过气，发过火，但效果总是不太明显，所以，这一回，我决定用‘身教’的办法刺激他们一下。”
“我开始吃他们剩下的东西。也不管爱吃不爱吃，拿起来就往嘴里填。”
“学生们悄没声看着我吃，又羞愧，又难过。我竭力地吃，”吃得十分悲壮，恶心了也强忍着，继续吃。终于，有个女生再也看不下去了，小声央求我道：‘老师，您别再吃了。’……“我的‘悲壮行为’深深刺激了学生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餐盘里真的是再也没有了剩饭。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那个演出团从德国归来后，有个团员就这件事为校广播站写了一篇广播稿，稿子播出后，我们学校的师生都知道了这件事，全校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剩饭’运动。”
最后，丁校长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们得到了这样一项任务——去舀来一瓢淡水，我们该怎样评价这项任务的难度值呢？”
我想，假如我们面对的是江河，那我们完成起这项任务来就易如反掌；但是，假如我们面对的是大海呢？有时候，我就痛感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效果就好比是从大海里舀一瓢淡水。想想看，每年，我们公款吃喝都要浪费掉几座山那么多的食物，却斥责孩子餐盘里剩下少半个面包，这公平吗？可怕的‘集体无意识’，早让孩子见怪不怪了，我们与其一味地指责孩子，不如先从自身做起，给孩子一个清明而不是污浊的成长环境，“为能让他们成功地舀出一瓢珍贵的淡水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那次发言，让娇小美丽的丁校长成了大会的明星。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自打聆听了丁校长的发言，大会的自助餐厅气象一新，餐盘里的剩饭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第10节孩子间的战争
男孩儿的胳膊被咬了一口，是同班的一个女孩儿干的。
男孩儿的家里炸了营！奶奶老泪纵横，颤巍巍地托着孙子的小胳膊，心疼地往那红戳般的伤痕上吹气；爷爷气得拿拐杖梆梆地戳着地板，逼孩子父母立马带孩子去医院打破伤风针；妈妈厉声责骂爸爸是“废物”，怪他去幼儿园接孩子时没有及时找到那“凶手”抽她两个嘴巴；爸爸还算冷静，劝了老人劝妻子，又抱起儿子鼓励他别怕痛。
第二天，男孩儿的妈妈送他去幼儿园。她气呼呼地找到孩子的老师，撸起孩子的袖子给她看，并执意要见见那个咬人的女孩儿。
老师拗不过她，只好将那个女孩儿叫了过来。男孩儿的妈妈见到那个女孩儿，冲动地伸手就去撕那女孩儿的嘴，边撕边说：“我倒要看看你究竟长了一副啥样的狗牙！”老师吓得脸色惨白，忙冲过去求那暴怒的女人松手。女孩儿又疼又怕，尖声哭叫起来。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
女孩儿的家人知道女孩儿受了小朋友家长的虐待，就集结了一帮亲友，浩浩荡荡去幼儿园找园长理论，并声称要给“跟吃屎的孩子一般见识的畜生”一点儿颜色看看。园长苦口调解，希望他们不要将事态扩大化。但是，“亲友团”的成员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并排站在幼儿园门口，剑拔弩张地等待着男孩儿家长的出现。
这件事最终是以惊动了“110”而告结束的……很快，整个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幼儿园所在小区的居民、两个孩子父母的所在单位都知道了这件事，“咬人事件”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久，就又听到传言，说双方都放出了“斗狠”的话，扬言这事儿不能算完。
可是，处在这个事件中央的男孩儿、女孩儿却早已捐弃前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了。俩人一起打滑梯，一起玩跷跷板，还互相用手绢擦鼻涕呢！心有余悸的老师试图将他们拆开，但俩人说啥也要往一起够。男孩儿不好好吃饭，受到老师批评，女孩儿就主动去喂他，像个小妈妈一样。
老师十分担心，怕他们之间接触太密一不留神又制造“血案”，便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园长。园长叹口气说：
“孩子间的战争，永远都不会打上仇恨的印记，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记仇。在他们看来，咬一口跟喂一口同样自然。但是，大人们偏要用自己的手去掂量孩子的行为，努力挖掘那行为后面的潜在动机，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强加到孩子头上。你看那两个孩子的家长——这边以为那一口咬掉了自己家族的尊严，那边以为不报那一撕之仇就难雪耻辱。他们先用卑污的想法弄脏了自己的孩子，接着又用卑污的行为弄脏了别人的孩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捍卫孩子的干净，尽可能地学着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如果我们因为担心再发生不测而强行将那一对要好的小玩伴拆散，我们不就又不自觉地充当起了‘仇恨’的帮凶了吗？……”
不久后的一天，这两个孩子的家长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又碰面了。女孩儿拽着妈妈，非要让她跟她一起去男孩家看刚出生的小狗；男孩儿跟妈妈示威：“她要不去我就不回家！”两个妈妈讪讪地跟在两个孩子的后面走，都不由地在心中暗自叫苦：唉，这场仗打得这个亏啊……
§§§第11节孩子，其实你不必这样
距离高考还有二十多天了，高三复习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天，一个叫程海的高三男生来找我，嗫嚅地说：“老师，我写了一篇备考作文，想麻烦您给看看。”我欣喜地接过作文，告诉他说：“一点也不麻烦，给你这个高才生看作文，我好荣幸啊！”
我不教他，但我一直在留意他。他长得又瘦又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他各科的成绩都十分优异，在年级一直稳居前十名；他是“特困生”，三年的高中学费全免。
那是一篇写得挺不错的作文，我很喜欢，就边改边将它敲进了电脑。当我把一篇打印稿交给程海时，他喜出望外地看着我，一叠声地说了七八个“谢谢”。
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看着他特别卖力的样子，由不得有一点儿心疼。我跟他的班主任说：“程海这孩子干什么都不会偷懒吧？”
班主任说：“何止是不会偷懒，他简直就是苛求自己。他生活那么困难，却不肯接受大家的捐助。你知道他怎么买饭吗？二两米饭，半份素菜，从来都是这样的。”我说：“高三这么苦，这么累，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了十四个小时，是超强体力劳动呢！他才吃这么点东西，身体非垮了不可！”班主任叹口气，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我特意到高三的售饭区等候程海。程海来得很迟，我知道他特别惜时，晚一些来为的是错开排队的高峰。程海往打卡机里插卡的时候，我看到显示屏上清晰地跳出了“41.05”元的字样。他买了一份饭、半份菜，还剩下四十元钱。我和他边聊边往就餐区走。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人注意我们时，我把自己的饭卡递到程海面前，假装很随意地说：“我们交换一下好吗？别紧张，我需要减肥，你需要长肉，咱们一起努力，到高考那天，你把我饭卡里的钱用完，我把你饭卡里的钱用完，你说好不好？”程海有些手足无措，低声说：“老师，我的……钱，够用。”我说：“我看见你的卡里还有多少钱了。别让我着急了，咱俩其实是互相成全。好了，把你的卡给我吧。”程海说了声“谢谢”，就和我交换了饭卡。
我的饭卡里存有二百元钱，足够他这二十多天用了。那之后，当我去食堂买饭，偶尔遇到往高三售饭区走的程海，我都会向他做一个“V”型手势，鼓励他努力吃，努力学。
高考来了。
高考又走了。
程海到学校来找我，郑重地将饭卡还给了我，并真诚地向我道谢。我也找出他的饭卡，笑着说：“我的任务完成得不赖，你可不如我。你看你，还是这么瘦！”程海说：“其实我长肉了，偷着长的，老师看不出来。”
很快，高考成绩下来了，程海考出了六百二十八分的好成绩。
作为关爱着他的老师和关注着他的朋友，我就像自己又经历了一次金榜题名一样高兴。
临近放假的一天，我到食堂去买饭。我把饭卡插进打卡机，显示屏上居然显示出了“160”元的字样！我一下子蒙了。我把饭卡抽出来，到储款机那里去查询，结果是这张饭卡近期没有储过款！也就是说，在高考前的二十多天里，程海仅仅花去了他“自己”的那四十元钱！
我捏着那张饭卡，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看着冷清的高三售饭区，想着那个几乎天天来食堂都要“迟到”的、又瘦又小的、只买半份菜的男生。我惊问自己：“是不是，我在无意中伤害了这个十分十分要强的孩子？”
此刻，如果程海出现在我面前，我将对他说些什么？我想我可能会说：孩子，穷，本不是你的错，不要用自己羸弱的身体去给“穷”这东西殉难，它不值得。如果一个人，表示愿意和你并肩迎击困难，你自然可以分析他（她）的用心是否真纯；而当你明白地知晓他（她）原是惴惴地揣了一颗善心，并希望用这颗善心给你温暖的时候，你就应当赐给他（她）一个机缘。在这个世界上，钱永远不是最要紧的东西，如果你以为唯有清算了钱才不至于亏欠他人，唯有捍卫了钱才不至于辜负他人，那你就错了。要知道，有人会把你欣然领受一份善意看成是对他（她）的至高奖赏。他（她）期待着你幸福地体察到他（她）的良苦用心，他（她）也期待着你日后同样成为慷慨地赠与他人温暖的人。
孩子，说真的，我今生将能挣来无数个一百六十元钱，而从这无数之中拿出一份喂饱你一生中最不该饥馑的日子，这该是件多么让我欣慰的事！可惜，你没有给我机会，你也没有给自己机会。我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个美丽的故事：你给了我一篇作文，我将它敲进了电脑，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份有价值的记忆。相比之下，如今被我捏在手中的这张饭卡是多么的不幸，它本是想殷勤地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的，岂料却留下了一处败笔。
孩子，你在大学还好吗？买饭的时候，别总去得那么迟，早一点儿去，可以买到热一些、可口一些的饭菜。
§§§第12节行善的理由
单位号召大家为灾区捐款，同事老陈捐了二百元，工作人员便按照规定将他的名字和捐款数额记录了下来。老陈问：“你们记这个干嘛？是不是还要公布啊？”对方回答道：“是。”老陈于是说：“那就请再退给我一百元吧，我只能捐一百元了。”工作人员不解地说：“公布出来是为了让您觉得光彩啊！您怎么反倒少捐了呢？”老陈说：“越是公布我就越得少捐啊！你看，我们主任才捐了一百元，我捐二百元，这不是不懂事吗？我拿那多捐的一百元买主任的冷脸子、白眼子，多不划算啊！”
我认识一位学者，他抛出过这样一种著名论调：“我比谁都想捐款！但是，在我没有搞清楚两个问题之前，我不能贸然捐款。第一个问题是：谁能保证我的善款在送达使用者手中之前不会被‘抽条’？第二个问题是：谁能保证使用我的善款的人真的配用我的善款？在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让我满意的答复之前，我要求保留不捐款的权利。”
有一个公众人物，突然宣布将自己的几千万存款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人们在惊讶之余，也发出了各种声音。最能代表大众倾向的一种声音便是：“这家伙一定做了亏心事！他的钱肯定不是正路上来的！他捐出这些钱绝对是在赎罪！在作秀！在哗众取宠！”
……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少捐款或不捐款。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慷慨解囊者百般猜测、百般奚落。
然而，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掏出了钱。
广州有一家企业，设立了“大学生助学金”。这个企业是慷慨的，每年拿出一百万元资助那些寒门学子。但是，这种资助是有条件的，每一个受助者都要与企业签定《道义契约》，承诺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返还助学金，强令今日的“受助者”成为明日的“助困者”。结果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间就有二十一人向企业返还了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元。
我将这个案例讲给几个朋友听，他们听后激烈地争论了起来。
一方说，行善就是要有条件！无条件的行善很可能是养懒与纵恶。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串冷酷无情的受助人名单，他们连给资助人写一封感恩信都懒得去做，伤透了行善者的心！所以，当感恩没有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用“契约”来约束行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一方却说，行善却要讲条件，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受助者得到的金钱是有数的，受助者返还的金钱也必定是有数的，但是，慈善精神是难以量化的。当受助者被责令返还够了一定数额的金钱，他一定会觉得他和资助方彻底清算了，他会以为他再也不欠别人什么了。请问，我们还怎样期待他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去虔诚地传递那爱与善？
看到过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三十八倍，而人均慈善捐款却相差七千三百多倍。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理由阻止上述争论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将悲哀地看到那个庞大的数字变得更加庞大。
有个同事，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面的摄影版。
那是一组照片。拍摄的是北京一个叫“亮子”的人为赣州贫困地区捐了一件从没有穿过的漂亮毛衣，这件毛衣被打了包，装上了火车，运到了赣州，分到了一个姓赖的乡村教师手中，赖老师穿上它走进了课堂，带劲地给学生们讲起了“抛物线”。
同事说：“不知你怎么看这件事，反正我觉得这组照片不咋样。你想，这千里追踪爱心毛衣，成本得有多高啊！还不如把那高额成本拿出来，献一份爱心给赣州人民呢！”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十分喜爱这组照片！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收藏你这张报纸。这组照片，首先是让亮子感到了巨大的幸福，他知晓了自己捐出的毛衣穿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那来自乡村课堂上的温暖会让他倍感欣慰；其次，这组照片让赖老师感到了巨大的幸福，领受他人的爱心，并且让学生们知道这件漂亮毛衣的不寻常的来路，这会让赖老师的心在感动中蕴蓄起无限的力量；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组照片，把千万件捐赠物品所走过的爱的历程打开了给人看，让每一个捐赠者和每一个受赠者都在这里面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也让那些还不曾行动起来的人找到了行动的理由。所以，我以为，这组照片所产生的效益，远远超过了它的成本……”
关于行善，特蕾莎修女给出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定义：“说到底，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决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英国人给我上的“食品课”
前不久，我和两位校长应邀到英国的“Robert Clack School”
做“影子校长”。我们在“Robert Clack School”逗留了一周的时间，印象最深的当属学校给我们上的“食品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