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把他的眼睛冲刷得很亮。那眼睛像对杨青说：我能进来避一下雨吗？你看，我正站在雨里。
杨青放下裤腿往旁边挪了挪身子，也用眼睛对他说：这还用问，这儿有的是地方。
陆野明闪过那面闪烁着的珠帘，一弯腰，坐在杨青旁边。
他们眼前更加朦胧起来。四野茫茫，一时间仿佛离人类更远。
这里分明就是一个世界。
杨青又想起那个使她苏醒的黄昏。充实和空旷都能激动起人的苏醒。她想，发生点什么，难道不正是这个时候？她微微闭起眼，切盼起来。
她像在熬日子过。
一切的一切都告诉她，没有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雨停了，雨滴仍然顺着他们头顶上的麦穗闲散地溅落。这儿那儿，他们四周是一整圈小水坑。
陆野明在距杨青一拳的地方抱腿坐着。杨青发现，有几个脚趾头从他那双黑塑料凉鞋里探出来。杨青觉得它们很愚昧，就像几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她莫名其妙地怨恨起它们，仿佛是它们的愚昧，才使得陆野明忘记了她的存在——多好的淅淅沥沥的细雨。
太阳很快就出来了。人们的脊背又从四面八方的麦秸垛里露出来。他们吆喝着，感叹着，怨那雨的短促，怨那雨的多余。
大芝娘又在招呼杨青，那声音在雨后的原野上格外迅速，格外嘹亮。
杨青站起来，抻抻自己的衣裳，转身对陆野明说：“叫我呢。你先回点儿上换件衣服吧，我包袱里有你的背心。钥匙在老地方。”
杨青说完扑着身子向前边的欢乐奔走，刚才的遗憾被丢在那个横三竖四的小垛里。
找到大芝娘，杨青又回身向后看。陆野明正在麦茬地里大步走。
“看，陆野明回来了。”杨青对大芝娘说。
大芝娘看着陆野明的后影，一时找不出话说。她想起沈小凤那两对枕头。
杨青身上有了劲，她决心跟紧大芝娘。
第二天陆野明回队割麦子，一天少话。收工时沈小凤在一片柳子地里截住了他。陆野明想绕过去，沈小凤又换了个地方挡了他的去路。
麦茬地上升起一弯新月，原野、树木正在模糊起来。
“你就这么过去？”沈小凤说，口气就像通常那些对着自己男人的女人。
“不这么过去，怎么过去？”陆野明索性站住，面对沈小凤。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她说。
“不回来到哪儿去？”他说。
“我不希望你对我这么说话。”
“怎么说？”
“像那天晚上一样说。”
“那天晚上我说了好多话，你要哪句？”
“要你最愿意说的那句。”
“我最愿意说‘你走开，我过去’。”
“你没说过这句。”
陆野明不言语，两手插在裤兜里，眼睛死盯住那越来越模糊的地平线。脚下有一群鹌鹑不知被什么惊起，扑扑拉拉飞不多远，跌撞着又落下来。
“我那封信呢？”沈小凤又开始追问起陆野明。
“我收到了。”
“收到了为什么不回信？让我好等。”
“你愿意等。我不能一错再错。”
“你错了？”
“错了。你没错？”
“我没错。”
“没错写什么检查？”
“那是不得已、不情愿。不情愿就等于没写。”
“我愿意写。”陆野明说。
“这么说，你不爱我？”
“不爱。”
“不爱，为什么把我变成这样儿？”
“所以我错了。”
“你回来就是要对我说声错了？”
“就是。”
“那以后，我还是你的吗？”
“不是。”
“我是，就是，就是！”
黑暗中，陆野明又感受到了那双小拳头的捶打，比平时要狠——那双雪白的小拳头。接着，那头亚麻色的头发也泼上了他的胸膛。
“你……”陆野明站着不动。
“你什么？你说，你说。”沈小凤死死抵住他的胸膛。
“你是你自己的。”陆野明到底推开了她。
他绕过一蓬柳树棵，踏着沙土地，大步就走。
陆野明疾步走，想赶快逃出这片柳子地。他用心听听后面的动静，沈小凤好像没有追上来。陆野明这才放慢脚步，无意中却又来到那个麦秸垛旁。当他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路线，沈小凤早从垛后转出来截住他。
顷刻间沈小凤已不再是刚才的沈小凤。她扑到他的脚下，半卧在麦秸垛旁，用胳膊死死抱住他的双腿，哆嗦着只是抽泣。陆野明没有立即从她的胳膊里挣扎出去。他竭力镇静着自己，低头问她：“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有。”沈小凤说。
“那你说吧。”
“听不完你不许走。”
“我不走。”
“你真不走？”
“真不走。”
“我……不能白跟你好一场。”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得跟你生个孩子。”
“那怎么可能！”陆野明浑身一激灵。
“可能。我要你再跟我好一回，哪怕一回也行。”
“你！”陆野明又开始在沈小凤胳膊里挣扎，但沈小凤将他抱得更死。
“我愿意自作自受。到那时候我不连累你，孩子也不用你管。”沈小风使劲朝陆野明仰着头。
“你……可真没白在大芝娘家久住。”
“就是没白住，就是！”
“我可不是大芝爹。我看你简直是……”
“是不要脸对不对？”
“你自己骂出来还算利索。”
陆野明趁沈小凤不备，到底从她那双胳膊里抽出自己两条腿，向旁边跨了一步，说：“我希望你和我都重新开始。”
陆野明走出麦场，沈小凤没再追上去。
她没有力气，也不再需要力气。她只需要静听。她又听见了“乳汁”“乳汁”，再听便是那彻夜不绝的纺车声：吱咛咛，吱咛咛……那声音由远而近，是纺车声控制了她整个的身心。
当晚，沈小凤没回知青点。大芝娘家没有沈小凤。
第二天有人为沈小凤专程去过平易市，平易市没有沈小凤。
端村，太阳下、背阴处都没有沈小凤。
远处，风水在流动，将地平线模糊起来。
又是一年。
知青们要选调回城。那知青大院就要空了。临走前，人们又想起那好久不喝的薯干酒。晚上，有人领头敲开供销社的门，打来一暖壶。女生们也参加了，还托出她们保存下的冻柿子、冰糖块、榆皮豆。人们只是喝酒、吃柿子，没人开始一个话题。
后来，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便齐声唱起那个电影插曲：
咱们的天，
咱们的地，
咱们的锄头咱们的犁。
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
种地不是为自己，
一心要为社会主义，
嗨，社会主义！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唱到最后只剩下了男生，并且歌词也做了更改：
咱们的天，
咱们的地，
咱们一大群回平易。
上来下去为什么呀，
你问问我来我问问你，
一心要为社会主义，
嗨，社会主义！
……
陆野明没唱。
杨青也没唱。
陆野明抄起煤铲添炉子。他狠狠地捅着炉子，狠狠地添着煤，像是要把那一冬的煤在一个晚上都烧掉。
杨青端着茶缸喝了一口薯干酒，没觉出那酒的过分刺激。接着她又喝了一口。
陆野明扔了煤铲，蹲在墙角吃冻柿子。墙角很黑，柿子很亮。
第二天又是个霜天。一挂挂大车载着男生女生和男生女生的行李，在万籁俱寂的原野上走。牲口的嘴里喷吐着团团白色哈气。
近处，那麦秸垛老了；远处，又有新垛勃然而立。
十一
四月柳毛飘，卖鱼儿的遥街叫。
大芝娘又在院里开地。栓子大爹隔着半截土墙问：“把院子都开成地？”
大芝娘说：“他叔，你说辣椒这物件，莫非咱这片水土就不生长？”
“学生们都吃，想必这不远的地方就有种的。”栓子大爹说。
“我估摸着也是。是种子儿，是种秧？”大芝娘问。
“兴许是栽秧。”栓子大爹说。
“你不兴打问打问？”大芝娘说。
“莫非你想试试？”栓子大爹问。
“你给我找吧。”大芝娘说。
栓子大爹背了荆条筐，赶了几个近集，又去赶远集。走在集上他不看别的，单转秧市。葱秧、茄子秧、山药秧他都不眼生，见了眼生的便停住脚打问。
栓子大爹终于从远集上托回两团湿泥，两团湿泥里包裹着两把辣椒秧。
大芝娘在菊花畦边栽下辣椒，栓子大爹留出几棵，栽在麦场边。
麦子割倒，辣椒秧将腰挺直。
棒子长棵，辣椒也长棵。
棉花放铃，辣椒开花。
后来辣椒花落了，显出一簇簇豆粒大的小生灵，都朝着天。
有人隔着半截土墙问大芝娘：“莫非这就是辣椒？”
大芝娘说：“由小看大，闻着就像。”
有人在场边问栓子大爹：“莫非这就是辣椒？”
栓子大爹说：“也不看看谁买回来的秧子！”
大秧谷黄了，辣椒红了。东一点，西一点，仿佛谁在绿地随意厾上的红手印。
菊花白了，辣椒更红了。红白一片。
五星串着畦背儿乱跑，不掐白菊花，只捡红辣椒揪。
第二年，栓子大爹从干辣椒里削出籽儿，种出秧，逢人就说：“栽几棵吧，栽个稀罕。”
端村人在菊花旁边种起辣椒。秋天，端村的原野多了颜色。
十二
春日春光有时好，
春日春光有时坏，
有时不好也不坏。
在端村时，点儿上一个男生写过这么一首诗。杨青觉得那诗既滑稽又真切，止不住常在心里背诵。
如今，写诗的和背诗的都回了平易，杨青依然重复着那首诗。平易市悄悄地接受了他们。
杨青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用“接受”二字来形容这伙人的复归，他们原来就是平易人。现在见了面还要互相打问：哪里接受了谁，或者谁不被哪里接受。直到杨青像平易人那样骑车上了班，才觉出眼前的豁亮——春日春光有时好。
那时车轮碾轧在不算平坦的马路上，不算稠密的旧商店从她眼前缓缓滑过，小胡同里还不时传出对于香油或豆腐的叫卖声。她觉得这才是平易人应该享受到的。就连过十字路口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把她叫上便道罚款训话时，她也能生出几分自豪。假如你不是个平易人呢，假如你还在端村呢？端村没人为了走路罚你的款，端村也没有红灯。
你付给警察五角钱，警察撕给你一张收据。你又开始骑车，店铺又从你眼前滑过——有时不好也不坏。
有时，豁亮也能从你眼前消失。一走进接受了杨青的那家工厂，一走上那间水泥铺成的潮湿、滑腻的车间地面，她立刻就想起那诗的第二句——春日春光有时坏。
那是一个不算大的造纸厂，在离车间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挺挺地戳着几个麦秸垛。那旧垛的垛顶也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朵硕大的蘑菇；新垛的垛顶只蒙一张防雨帆布。那布的四角被绳子拉紧，坠着石头。
新垛很快就变作了纸浆，变作了纸，总是剩下那几座老垛。垛顶的黄泥慢慢变成了青泥，碎麦秸在檐边参差，不再耀眼，不再像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像疯女人的乱发。
它们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如今，它们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
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的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她还常把那些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假定成年轻时的大芝娘。从后看，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一个太阳下，三个女人都有。连她。她分明地挪动了，也许不过是从一个麦场挪到另一个麦场吧。
冬天，人们把自己裹得很厚。杨青在街上仍然盯了人们看，骑车的人，步行的人。
一日，三个步行的人走出长途汽车站，往火车站走。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人，那小人扁脑袋，奓耳朵。杨青立刻认出了他们，还认出了那双大皮鞋：牛皮、翻毛、硬底。走在城市的便道上，城市的声音虽然淹没了它的声音，但那声音一定比在黄土小道上清晰得多。另一个男人背上斜背一只花土布包袱。包袱很沉，赘得那人脊背向一边倾斜，弓着。
杨青骑车绕到三人面前，紧紧刹住闸，故意不言语，让他们辨认。
老少三人迟疑了好一阵，显得很慌张，以为是他们走错了这个世界的规矩。杨青笑了。
“栓子大爹，小池大哥，你们不认识我了？我是杨青。这是五星吧？”她低头盯住那个死攥住小池衣角的小人儿。
“可不是杨青！”栓子大爹恍然大悟，一脸的喜出望外。他万没想到在这个人挤人的大地方，还有人能认出他们。
“你们这是……”杨青打量着小池的包袱。
“出趟远门。”栓子大爹说。
小池规规矩矩地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栓子大爹，他牵着五星的手只是笑。笑时嘴角两边多了几条皱纹，“括弧”一般。
杨青猜出了他们的去向。端村人不做大买卖，不攀大单位、大干部，通常没什么远门可出。
“是不是去四川？”杨青问。
栓子大爹没有立时回答。小池涨红了脸。五星怯生生地看着杨青，将头靠在小池腿上。
“我送你们去车站吧，来，快把包袱夹在后衣架上。”杨青去摘小池的包袱。
小池说：“不沉，不沉。”
杨青还是摘下那包袱，夹上后衣架。他们在杨青的带领下，慌恐地躲着车辆和行人。
到了火车站，杨青替他们看好车次，让小池排队买票。栓子大爹这才跟杨青说起去四川的事。
“你看，说话间五星都长大了，可那边还有咱端村的骨肉。叶落归根，好比命该你们还得回平易一样，那边的骨肉终得归咱们端村。”栓子大爹说。
“那，五星呢？”杨青问。
“先让五星见见娘，再看花儿的意思。花儿也是个底细人，亲的热的，就是亲的热的。”
栓子大爹说得很婉转，但杨青还是听懂了那意思。她想，五星就要留在花儿身边了。她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五星的两眼很茫然。杨青又想起他小时脸上常有的那种愁苦相儿。
小池买来车票。杨青从站前小摊上给五星买了两根膨香酥，一包江米条；给栓子大爹买了一包黄蛋糕。
五星将那两根拐棍似的膨香酥使劲搂在怀里，那俩“拐棍”一红一黄。
栓子大爹双手捧着那包蛋糕。
五星的那包江米条，被小池用小拇指勾住，悬得很高。怕有人撞在上面。
上车的人很多，栓子大爹和小池挟着五星，旋即就被挤车的人卷走。他们憋红了脸，不惜力气地挤着，栓子大爹那皮鞋踩着别人的鞋，也叫别的鞋踩着。
后来站台上只剩下杨青。她想起刚才他们向她打问了所有的男生女生，唯独没提沈小凤，也没提陆野明。
陆野明和杨青不常见面。离开端村，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见面就是见面，如同上班、吃饭。但每次见面他们都能给对方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似乎都想对得起在端村的日子。晚上，他们走在一条条有着稀薄林荫的林荫道上，注视着装点在那里的男女，寻找、模仿着他们应该做出的一切。
陆野明像所有男者一样，把自行车支在路灯不照的地方，半个身子斜倚在后衣架上，有分寸地抽烟。杨青站得离他很近，又不失身份地显出点淡漠。谈话也总是由远而近。
“我们厂定了新规矩，出门、进门都得下车。”陆野明说。
“噢。”杨青说。
“你们厂呢？”陆野明问。
“我们厂随便走。”杨青说。
“你说有必要吗？”陆野明问。
“麻烦。”杨青说。
两人愣一会儿，杨青又说：“热了。”
“越来越热了。”陆野明说。
“反正厂里得防暑降温。”杨青说。
“我们车间发了茶叶、白糖。”陆野明说。
“我们厂还没信儿。”杨青说。
又愣了一会儿。
终归，他们接触到那个不可少的实质性问题，又是陆野明吞吐着先开口。他用了最微弱的眼光看杨青，语气里带着试探和要求。端村，“尼迈里”访问过的那个黑夜，仿佛留给了他永远的怯懦。
杨青没有说过“行”，也没有说过“不行”。
他们还是如约见面，听音乐会，看话剧，游泳，划船，连飞车走壁都看。每次，陆野明总是把一包什么吃的举到杨青眼前。陆野明托着，杨青便在那纸包里摸索着，嚼着，手触着食物，触着包装纸。那包装纸总是分散着杨青的注意力。她想，她触及的正是她们厂生产的那种纸，淡黄，很脆。那种纸的原料便是麦秸。
每天每天，杨青手下都要飘过许多纸。她动作着，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她竭力使活计利索。
一个白得发黑的太阳啊。
一个无霜的新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