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路易斯·巴斯德87
有准备的头脑：检测异常现象
深刻的崭新见解通常是长期酝酿的最终结果。从最初的灵感到创新行动，一个新颖的想法要穿越一条曲折的路径。对创意过程的探索占据着许多最优秀的思想家的头脑，尽管如此，它的某些关键因素依然笼罩着神秘的色彩。88创造性是难以模拟的，因为它往往由随机事件和微观互动催化而成，而这些都无法预先确定，更不用说精确策划了。
然而，人们已确定，有个关键因素对非线性创意过程至关重要，那就是敏锐的观察。那些在某个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人倾向于关注他人可能忽略的东西，包括错误所带来的惊人的或间接的影响。路易斯·巴斯德简要地归纳了这一点：为了在做“神奇的”工作时获得意外惊喜，头脑本身必须具有准备和接受意识。在本章中，我将证明巴斯德的观点，并指出，机会不仅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且喜欢那些积极探索并努力改变普遍信念的头脑。图7–1总结了英明的错误所具备的基本逻辑
流程。
注：当决策做出之后，随之而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会使一个人产生深刻的认识，因此，上述循环过程对破除错误的思维模式非常重要，所以就需要有意识地创建更多这样的循环过程，这就是一个英明的错误所具有的实质。
为了解释重大发现的复杂性，本章将探讨一个传奇故事，即一个边缘想法如何演化为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神奇药物之一。当时，在曲折而离奇的环境下，杰出而富有创意的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种奇药。89在本章中，我们将追随这样的轨迹。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即深层面的科学培训、细致的观察、对新思想的开明态度，以及一种爱玩的心态和一种好问的思维方式。在前一章中，我提到了生物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他支持自己所说的“有限马虎原则”的优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莱明的故事展现了有限而有意的马虎所具有的典型力量。
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诺贝尔奖
1928年9月，弗莱明在伦敦圣玛丽学院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个长满葡萄球菌的培养皿。这项平凡的发现发生在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里，却将改变医学进程。
众所周知，弗莱明是一位杰出但又有些马虎的研究者。通常，他的实验室里乱糟糟的，这一天也不例外。他刚刚度长假回来，正在接待一个访客。培养皿里长满了霉菌。当时的培养皿是玻璃盘，清洗之后又会重新使用。弗莱明觉得里面的培养菌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于是把培养皿扔进消毒剂里。然而，他决定向这位访客介绍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他把几个培养皿从液体中重新取了出来。他注意到，其中一个培养皿里面有些奇怪的东西：有一个晕状物，周围的霉菌似乎已经把细菌溶化了。自从这一刻，这一天从平凡走向了不平凡。
弗莱明把培养皿取出来，原因并不是一次小心的、照本宣科的实验—而是一次错误所产生的一点机缘巧合的成分。培养皿受到了污染（在大多数实验室里，这都是很普通的一件小事），而且在清洗之前里面的细菌已经生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大多数实验室里并不怎么常见，但在弗莱明的工作场所却很是寻常）。它似乎注定要随着实验工作中的所有其他日常小错误一起被埋没。但是，弗莱明却注意到，这只被污染的培养皿和这些年经过他手中的其他无数培养皿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这看上去是个错误，但却最终促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医学突破之一：青霉素的发现。这种抗生素拯救了无数生命，弗莱明也最终因为他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让我们停留片刻，仔细观察一下那只起决定作用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还能教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像弗莱明的马虎这类寻常错误并不总是有坏处的。它们可以使规章制度的边界变得模糊，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令人振奋的新方向。第二堂课可以说更重要，那就是，思想准备对一个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关键。许多科学家可能会忽略弗莱明所留意到的那种古怪而有趣的生长模式。而他天性好奇，并且对细菌繁殖有一种痴迷。第三堂课是，如果单独来看，一个错误往往不足以产生这种引起突破性见解的环境，如发现某种重大疾病的治疗方法。人们可能需要一系列跨越时间的错误来创建某种异常值，并以此作为新的发现之门—在一个由诸多事件组成的低概率链上，这是一种罕见的乘法结合。虽然弗莱明发现那只被污染的培养皿的那一刻极其重要，但是如果先前没有其他一些必要步骤，这一事件也不大可能会发生。
为了充分理解多次错误如何能让一颗有准备的头脑产生新见解，那就应该更深入地挖掘弗莱明的背景。他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早期的职业生涯是在一个运输事务所里度过的。1901年，他从一个叔叔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之后又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医院，希望像他哥哥汤姆那样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在一位朋友的敦促下，他加入了研究部门，担任阿姆洛斯·赖特爵士的细菌学研究助理，这位爵士是疫苗疗法和免疫学领域的一位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弗莱明去了德国的战场，成为艾米医疗团的一员。作为战地医院的一名负责人，弗莱明亲眼目睹了很多士兵因败血症死亡的场面。他观察到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事实：当下很多抗菌剂用在皮肤上很有效，但是当用来治疗战场上的重创时，它们对士兵的杀伤力会比疾病本身更为致命。他带着一项任务返回圣玛丽医院：搜寻抗菌药物。1922年，弗莱明发现了溶菌酶，它被认为是“身体自身的抗生素”。这项惊人的发现比青霉素的发现早了6年。和后一项发现一样，这一半也要归功于意外事件。
小时候，弗莱明的鼻子受过伤。由于这种早期创伤，他遭受频繁的感冒，而且伦敦实验室的取暖设备也很差。1922年一个寒冷的下午，弗莱明的鼻涕滴进了他的培养皿。带着一贯的好奇心，弗莱明观察到，被黏液溅到的一些菌落溶化了，但并不是所有菌落都出现这种情况。经过仔细观察，他确定受到影响的并不是他之前有意培养的菌落，而是由污染物滋生的其他一些菌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弗莱明把这些异质菌落放在另外的培养皿中，对它们进行二次培养，然后有意识地滴入更多的鼻腔黏液。他又一次观察到细菌在溶化。多亏这两次相关的错误—使用受污染的培养皿，以及滴入鼻腔黏液—弗莱明发现了溶菌酶，一种具有抗菌性能的催化蛋白。现在我们知道，溶菌酶，连同皮肤、淋巴细胞和抗体一起，构成了人体的四大防御机制，其作用是抵抗感染。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身体组织和身体排泄物中。在弗莱明发现溶菌酶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这第四道防线的存在，因此也从未通过任何特定的调查路线追寻过它。传统医疗智慧认为，只存在三种对抗感染的防线，因此这种新见解的形成及其对主流范式的挑战，都离不开英明的错误。
微生物界的米开朗基罗
学者们仍在讨论弗莱明的发现在何种程度上归功于策略或概率。90有些人认为，弗莱明对他的培养皿持纵容态度，即允许它们被污染，这的确是为了广泛研究微生物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永远不大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这样一种非传统的方法完全符合弗莱明的性格和教养。弗莱明是个古怪的人，甚至以英国人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这是理解他的惊人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莱明的家人喜欢游戏，却不怎么重视规则和界限。在高尔夫球场上，大家都知道他的策略与传统格格不入。例如，他打球时，就像一位台球手一杆把球打入底袋那样。弗莱明的一位同行科学家每晚都会尽心尽责地整理他的实验台，弗莱明却拿他开玩笑，说他过度整洁。就像发现青霉素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弗莱明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把培养菌保留了几个星期之后才丢弃。不论他的做法是否出于自觉的“有限马虎”，弗莱明都一直很好奇，他想看看这些培养皿里面是否会发生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的热情、好奇以及狂放还延伸到了实验室以外。他是切尔西艺术俱乐部的成员，该机构是由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特创立的。但是，弗莱明不用油画颜料在画布上作画，而是用培养菌形成的环状物创作艺术品，它们是由色素比较深的细菌孢子构成的。就像对待油画那样，他以同样狂放不羁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培养皿，他会把细菌群的形状摆弄成动物和他同事的模样。
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微生物界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位在培养皿以外思考问题的科学家。他那好玩的、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本性，与他那孩子般的好奇心和深层次的科学培训是一致的，这一点为他塑造了一颗善于准备的、能够拓宽正常观察范围的头脑。这就是帮助他观察青霉素的一种艺术家的视角吗？他这种用细菌作画的古怪技能为他赋予了一双特别敏锐的眼睛，让他能够在微生菌落的形状内观察到更小的不规则变化吗？很明显，弗莱明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也尝试过很多东西。但是当他看到一个突破时，他还需要具备识别能力—从他的错误和实验中学习—并且让其他人参与制定方案。在发现溶菌酶6年之后，在1928年一个重大的日子里，当葡萄球菌在他的培养皿中出现时，弗莱明已经作好准备将这种情况识别为一件更大的事情，而不是实验室里的一次简单错误。
从顿悟到效用
医学并没有因弗莱明的发现而在一夜之间有所改变。许多年之后，医学界才充分认识到这项发现的卓越之处和适用性。在注意到蓝绿色霉菌对细菌所产生的作用之后，弗莱明把霉菌单独培养在一个器皿中，制造出一种滤液，并称之为“青霉素”。当时，他推测这种物质不会在人体中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因而也不可能和抗生素制剂有同样的价值。于是，在1931年，弗莱明把他的关注点从青霉素研究上转移开来，尽管直到1940年前后他才会再次研究这种物质。他鼓励其他研究者开展进一步的实验，并找出使青霉素在治疗中更加有用的方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挑战。1939年，澳大利亚科学家霍华德·华特·弗洛里在牛津大学向人们证明，这种药物具有安全性，但是用在小鼠身上无效。弗洛里在人身上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他的实验所包含的青霉素剂量由于太低而无法起效—发现之路上的又一次错误。接下来，恩斯特·钱恩正确地找出了青霉素的分子结构，他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德国科学家，和弗洛里一起在牛津工作。这让他有机会对这种药物进行分离与提纯，并因此发现了更为有效的剂量。1940年，钱恩–弗洛里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第一项研究成果。
而那一刻，距离弗莱明在实验室产生灵感的一瞬间过去了整整10年。实际上，当弗莱明到钱恩的实验室去看他的一手结果时，钱恩呼喊道：“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91弗莱明依然健在，而且，他原先的发现也已经处在取得巨大医学成就的边缘。有了一种浓缩度更高的药物之后，科学家们很快就能将它应用到人类身上。1942年，在牛津的拉德克利夫医院，约翰·巴姆斯泰德和奥凡·海斯两位医生首次用青霉素成功治愈了一个病人。在历经14年的失败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辉煌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拯救了大约15%~20%的伤员，没有青霉素，他们很可能会因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既是有史以来使用最广泛的抗生素，又是整个现代抗生素领域的基础。结果证明，青霉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杀灭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阳性菌，其中包括那些引起猩红热、肺炎、淋病、脑膜炎和白喉的病原体。弗莱明于1944年获得爵士封号。1945年，他与弗洛里和钱恩因共同成就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人类而言，弗莱明污染培养皿的习惯终究成为一个英明的错误，抑或是一项杰出的研究策略，这已为全世界所
公认。
灵光一现
弗莱明的例子并非独一无二。许多其他科学突破，从闵可夫斯基关于糖尿病的分析到里歇关于过敏性的详尽研究，都遵循着一种相似的模式。这些惊人的发现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多因果特征，它们出现在有利于意外惊喜产生的环境中，不管是人为还是巧合。92机遇是运气和有准备的头脑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反过来，天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广泛地应用时间和精力—很可能需要长达数十年的付出—以作好迎接重大发现的思想准备。
弗莱明的睿智见解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意外发现。如前所述，关于他的“马虎”研究习惯（就像允许培养皿堆放、忘记关窗户或者用细菌创作“艺术品”）是否异常到足以值得特别关注，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讨论如下问题：究竟是弗莱明的眼睛受过很好的、与众不同的训练，所以能够发现异常的生长模式，还是如果遇到同样转瞬即逝的证据，其他微生物学家也会注意到这种异常模式。
弗莱明最为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他的周边视觉。曾经在接待一位访客时，弗莱明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他扔进洗涤槽的培养皿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细节。我们可以推测，多年以来，通过对长有细菌的玻璃培养皿的研究，这种较敏锐的周边视觉已得到了磨炼，从而成为这次灵光一现的原因。不管一个人希望多么仔细地分析这个复杂的案例，有一点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青霉素的发现需要在运气、错误和有准备的头脑之间找到一个特殊的交汇点。
周边视觉
就像弗莱明的案例以及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的其他例子所说明的那样，有准备的头脑所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可以识别其他人无法注意到的异常现象或弱信号。弱信号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们潜藏在人们注意力中心范围以外的一个区域内—它们处于边缘位置。在我和乔治·戴于2006年所写的《周边视觉》一书中，我们讨论了个人和组织如何能够磨炼自己从边缘找到弱信号的能力。93我们把弱信号定义为一条看似随机或不连贯的信息。起初，它似乎只是背景噪声。但是，当人们通过一种不同的框架来审视它时，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更大的重要模式的一部分。锐化你的周边视觉的最大挑战，就是获得一种不同的框架—学会通过一种不同的精神视角来处理信息，而不是在熟悉的情境下待命。唯有那时，你才会把这点点滴滴联系起来，发现具有启发性的新模式。
再来看一个惊人的历史实例—“二战”初期错过信号的故事。941941年12月7日早晨，美国“保卫”号驱逐舰的舰长听到一阵低沉的爆炸声，这是从夏威夷州的珍珠港传来的。就在浮出水面之前，这位舰长已经向某个目标投掷了深水炸弹，因为他推测那是一艘进入港口的外国潜艇。当启程返回港口时，舰长听到低沉的爆炸声，这就是现在看来富有传奇色彩的珍珠港突袭事件的首次空袭。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甲板上的海军少校说道：“我猜他们正在爆破从珍珠港到檀香山的新路。”
舰长用和平时期的思维去理解爆炸声。他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解释为道路建设的一部分，并因此无法注意到美国和日本之间最初战争的信号。尽管他那天早上碰到一艘外国潜艇是件不寻常的事，但是他的头脑仍然默认当时处在熟悉的和平环境中。舰长听到响亮而清楚的爆炸声，就知道这是一艘驶进港湾的外国潜艇发出的。然而他缺乏清晰的思路和中立的判断，而这些都是一颗有充分准备的头脑应当具备的—因此，他失去了一次机会，以致无法通过一种更好的、与众不同的方法把诸多要点联系起来。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走出这种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试着更慎重地对我们周围的世界下判断。面对新情况时，要抵制草率判断的冲动。要向前迈出一步，寻找其他观点，而不是受制于单一的视角。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些实用性的方法，包括：变得顽皮和好奇（就像弗莱明一样），寻找另类的答案，以及挑战你自己的假设。边缘信号本身并不能引起注意。你必须寻找它们，就像在一个谜题中寻找线索那样。你需要拥有一颗有着充分准备的头脑。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强调说，不可能存在没有被理解的知觉。95我所说的是精神的训诫，即我们都持有的一套先入之见，这和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信条有关。这些训诫通常充当过滤器。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和同事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从一副扑克牌中取出几张来，拿到被试者面前，只让他们看10秒钟，然后让他们记住自己所看到的。96在拿给他们看的这些牌当中，有一张颜色有误，例如黑桃或红桃。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反常现象。简言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而把不符合他们主导思维框架的数据过滤掉。和在扑克牌实验里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扭曲自己所接受的信息，让它和我们的先入观念保持一致。
康德关于心理偏见的思考，促使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一种寻找真理的辩证方法。他建议个人努力在一种假设（论点）和一种对立假设（反论点）之间创建有意识的张力。这种辨证方法在美国的法庭上经常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相反的观点展开角逐，这就让陪审团得以在考虑双方看法之后再决定真相究竟如何。黑格尔式寻找真相的方法其实就是力图创建若干质询系统，它们可以引导我们的心智意识到一个复杂问题的多层
面上。97
在今天的管理界，这些经验如何适用于个人和组织？实践证明，有一种鼓励集体思维扩展和辨证思考的管理技术比较有效，这就是情景规划。98例如，在安然公司的迅速崛起中，我们公司受雇于一家对战略规划感兴趣的信用合作社，其总部设在休斯敦。安然公司碰巧是这家信用合作社的独家赞助商—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多亏安然公司的成功，这家信用合作社才得以经历指数级增长。作为一个练习，我们让该合作社的领导者设想一种情境，即他们再也不能依赖安然公司的慷慨存款。起初，他们不愿意怀有或产生这样一种悲观看法。该信用合作社的一些领导者似乎觉得，即使是抱有这样一种想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原有的企业关系注定失败。但是，领导该项目的资深合伙人罗奇·派瑞尔却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试试这种做法。
一些有趣的想法诞生了，从由安然公司收购该信用合作社，到更可怕的情景，包括安然公司或信用合作社自身遇到了麻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设想的情境中，没有一种接近安然公司的最终下场：于2001年在丑闻中解散。）派瑞尔随后询问，要是在今天，如果他们知道这些负面情境有的实际上会发生，那么信用合作社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同样，资深团队回答时也带着些许不情愿。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错误”设想：把他们的电邮系统从安然公司的企业制度中抽离出来，并且在安然公司办公大楼以外的区域开设分支机构。他们甚至提出把信用合作社的特许状改变成一个SEG（选择员工集团计划），这样一来，除了安然公司的员工以外，其他成员也可以加入。
关于这些情境作为实际可能做法的探讨，改变了领导者的思维定式。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观念，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安然公司支持的想法并非完全牵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识到，为了回应这些情境，他们产生了一些实际可行的想法，这些想法可以作为一种对冲方法加以实施，以防范安然公司衰落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实际上，该信用合作社甚至实现了几个这样的想法。后来，当安然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时，该信用合作社却获救了—据监管机构称，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他们发展了一种超越安然公司的策略。当然，现在回顾一下，这种策略确实显得很有先见之明。然而，当他们创建该策略并将其付诸实施的那一刻，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看起来就像一个蓄意的错误。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作好思想准备，从而让我们更快地看到弱信号，正如图7–2中所总结的那样。尝试这些技巧的组织越多，他们就会有越大概率注意到发生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果，而这种后果通常是潜在的或间接的。管理者将更加容易发现期待中的任何惊奇或偏差，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发展更敏锐的周边视觉这个问题上，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是：注意惊奇，与他人分享惊奇，并深入探索惊奇。这就需要面对认知、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挑战。图7–2中列出了一些工具和方法，组织可以借助它们来提高自身对弱信号的敏感度。99
由于意外惊喜在创新过程中是这样一个关键成分，因此重要的是，任何发现过程都是以一种足够“松散”的、允许随机误差的方式设计的。然而，将这个原则付诸实践可能很困难。很少有研究中心会鼓励他们的科学家把实验室弄得看起来像飓风灾区一样。鼓励研究人员在空闲时间用培养菌环状物作画的研究中心更是少之又少。研究基金—圣杯奖，科学界衡量进步和成功的关键指标—很少颁发给那些古怪的、表现独特的人。这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人们的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对于完美的追求确实会减少重大发现的机会吗？我相信会的。在这一原因的推动下，我从理论上说明错误，对其进行研究，并把错误当作写作题材。我不是说由于运气好而产生巨大回报的错误，而是说为深刻的新见解作铺垫的错误。
在结束部分，我将讲述一个故事，它既凸显了随机错误的重要作用，又强调了在调查周边迹象时具备系统的警惕性的价值。100十年前，荷兰制药企业欧加农正在进行一种新抗组胺剂的临床试验。负责登记医疗检查试验志愿者的秘书注意到了一些现象：队伍中的一些成员表现得异常愉悦和友好。或许，这是一个额外观测值，但是她却认为值得和运行试验的管理人员分享一下。管理人员感到好奇，于是决定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所有“轻浮”的参与者都在服药小组。最终，如同所设想的那样，原化合物的研制失败了：结果证明，它并不是一种成功的抗过敏药物。但到那时，管理人员却发现他们手上有一些更好的东西：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良方。这种药品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并且随后作为由欧加农生产的脱尔烦上市。实践证明，这种药物非常成功。如果该企业没有着手研发一种缓解过敏症状的新化合物，这一成果就永远不会得到实现。即使这一途径后来证明是个错误，它也还是包含着一线希望，这是由一位特别细心的员工发现的。这个人密切关注细节，并相信她所看到的。反过来，管理人员也乐意听取她的意见，并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有必要成立专门的部门以这样的方式来探索边缘事物，需要许多有思想准备的人，他们愿意分享信息，并且更深入地探索周边隐约泛起的迹象。这就需要一种好奇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领导者鼓励各个层级的人们勤学好问，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并能捕捉细微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