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以他土木专业的眼光看好这块地皮，认为将来可发展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理由如下：
1.地址周围都已发展，社区设施、交通，已有良好基础；
2.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会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自然美观；
3.地处市区边缘，有市郊的好处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中心或近郊，同样便捷；
4.位置临海，景色怡人，而海景住宅当然金贵些；
5.对温哥华的风物景致，他本人有感情。
就商业考虑而言，最后一项，未必实际，但李嘉诚接受了儿子的构思宏图。
李嘉诚同意了儿子的“狂想”，认为最后一点尤显商业眼光。
说这是“狂想”，一点不夸张。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这在加拿大建筑史上，也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投资浩大，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于是李嘉诚拉他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为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为李泽钜。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
但在1989年3月，正在进行平整工程的地盘内，发现了一张措词吓人的“告示”，上面写着：“加拿大同胞们，请制止癌症扩散。醒来吧！否则太迟了！政府出卖我们，鼓励华人渗透，买光我们的土地，提高我们的税。中国人口超过10亿，正像野火般蔓延！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下一代的前途、文化和机会呢？倘若我们不制止这种癌症的扩散，我们的孩子将一无所有！政府辩称这是有利于国家，怎样有利呢？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已！谁得益呢？可以打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站起来，为着你们的权利团结起来，否则太迟了！”
把中国大陆十亿人口和香港财团的稳步发展计划扯在一块，自然让人难以理解。但加拿大政府当时以宽厚的待遇，锐意吸纳香港资金和人才，则属事实。
“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气愤而又无奈。
据传媒报道，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将另一家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引起本地人的不满，他们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演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的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好价钱。加拿大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令人奇怪的是，处理这场风波的人只是李泽钜一人。李嘉诚从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听到消息后，李泽钜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仅仅是太平协和的董事；他的外貌，还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给人不成熟的感觉。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
“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会明白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香港“左派动乱”移民加拿大的，对香港的事再清楚不过。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拿大的地产投资缩减至2／3！更会使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省——卑诗省，落在其他省后面！
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作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将可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这实际上是以向香港市民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要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在积极配合以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六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李嘉诚的赏识，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香港《信报》1990年11月28日刊出《李泽钜设计万博豪园一鸣惊人》，对李公子推崇备至。
“对李泽钜来说，加拿大温哥华的房屋计划——万博豪园，就是他事业上的试金石。因为这个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是由他一手策划的。由看中地盘，到买地、发展、宣传，他都参与其中，全身投入……但初挑大梁，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的。
“幸而万博豪园在香港刊登广告之后，初步的反应甚佳。第一期嘉汇苑，平均每平方英尺230加元（约1540港元），这个价格，较香港很多地区都便宜，加拿大增收香港移民，港人今后到加拿大居住者必较现时为多，因此，李泽钜对万博豪园的销售前景非常乐观……
“由投地到施工，这期间，他遇到的争议、面对的意外和困难不计其数。如果换了一个性格懦弱、信心不足的人，早已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未如此，仍然一丝不苟地去做，笑骂由人，愈战愈勇，卒底于成……
“为了这个庞大计划的早日完成，李泽钜过去二年内在港加两地穿梭来往，不辞舟车劳顿。1989年全年，他来往港加两地26次之多，坐飞机如普通人坐巴士一样。”
万博豪园总体规划由李泽钜一手设计，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有湖光山色之天然美，他辟出50英亩作为区间公园，使其成为居家休闲胜地。
李泽钜说：“由于万博豪园这个计划实在太大了，自己深感肩负重任，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的发展。在飞机上，即使看书，都以城市规划以及居住环境的书为主。”
小超人初出茅庐
李泽楷初出茅庐，第一仗就打得令世人瞩目。可以这样说：李泽楷出道的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
李泽楷于1987年在加拿大取得电脑工程学士后，在加拿大投资顾问公司Gordon集团工作了两年多。1990年，他回到香港，加入父亲旗下的和黄集团，出任和黄资金管理委员会董事，不出数个月，就策动一宗240亿元的大买卖。
长实、和黄及李嘉诚本人宣布与李泽楷前老板Gordon集团，向美国哥伦比亚储蓄及信贷公司，收购一批总值3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垃圾债券，各占一半股权。
垃圾债券息率高但风险也极高，因此李泽楷在策划这宗交易时也异常小心。
他获得卖方同意，只须付10%的本金，如果债券价格跌逾10%，卖方就要以原价购回。
换言之，买方是最惨也不会亏本，长实、和黄及李嘉诚最多时应占一半股权的1.5亿美元本金（12亿港元），赚则没有上限限制。
虽然这次交易最终因美国方面认为对买方太优惠而告吹，但已令年仅24岁的超人幼子李泽楷技惊四座，“小超人”的美称由此而传开。
1991年，香港政府发放卫星电视牌照，李泽楷向父亲借了5亿港元，成功投得香港首个卫星电视。当年5月，卫星电视开播，在两年间即覆盖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300万家庭用户，广告客户包括万国宝通、大通、百富勤、国泰航空等顶尖商业伙伴，李泽楷靠自己的努力建起了一个卫视王国。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两台历史悠久，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事实证明，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予以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1989年风波发生后，香港再爆信心危机。当时的香港政府把取得有限电视经营牌照所需投资的最低线设为55亿港元，这使得和黄集团的高层管理者们对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举棋不定，正在他们犹豫之时，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仓有线传播公司。
包氏女婿、九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踌躇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有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然而，看似失败的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
按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区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总计1.2亿美元（当时约折合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的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黄负责经营。该卫星共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了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李泽楷回港不久，正赶上“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简称卫视）成立，李嘉诚家族与和黄各占一半股权。卫视将向亚洲卫星公司所拥有的“亚洲卫星一号”租用线路，其中和黄又占有该公司1／3的股权。
李泽楷对卫星电视抱有浓厚的兴趣，时任长实总经理的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信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形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丈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隐居起来。包玉刚逝世后，人们才知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其父李嘉诚，很多事李嘉诚不出面，但决策权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言下之意，读者却不难揣测。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有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甚至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谩骂”，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家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仓大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在双方的比拼中，和黄基本上处于攻势，九仓处于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穴”，既要求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