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老舍完成了《二马》最后几节的写作，随后，和“小马”一起依依惜别了伦敦这个文学之梦开始的地方，结束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长达5年的任教生涯。但是老舍没有选择直接回国，而是去了西欧的另外几个国家潇洒地游历了一趟，给异域生活留下了一个艳丽无匹的尾声。
之所以说“潇洒”，因为老舍的这次归国之旅似乎没有什么严密的计划，他离开伦敦先后到了法兰西、荷兰、比利时、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等国家，用去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他原本设想的两三个星期。而且到了马赛后，钱就所剩无几。
老舍自嘲说：“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老出去的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指缝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还想着它》）剩下的钱仅够买到新加坡的三等票，于是“久想看看南洋”的他就索性前往新加坡。
一路走来，走到哪里算哪里，十分随意，甚是洒脱，诚可谓“泛若不系之舟”。
9月，老舍由马赛港启程前往新加坡，在三等舱一气坐了20多天。海很快就看腻了，舱内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囊中羞涩的老舍心里开始盘算到新加坡怎么办。就那么心里悬虚着，终于到了新加坡。
已是10月份，船驶进新加坡海港，老舍上了岸，雇了辆洋车，凭借着零星的记忆，找寻当地的商务印书馆分馆。老舍不记得街名，只记得它是在条热闹的街上——5年前，他往英国的途中，曾在新加坡上岸玩了一天。洋车一直跑下去，老舍心想：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呢，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呢，便玩完。幸好，找到了商务印书馆。
老舍在这家分馆找到了一份《小说月报》，说明自己就是那上头小说《二马》的作者，想找份事情做。当时的《二马》正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经理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好找。便让他去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先生。找到了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
老舍又去了不远处的中华书局，经理徐先生领着他到当地的华侨中学，一去，学校正好缺一位国文教员，立马搬来行李，上任大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大家不由得为老舍捏一把汗，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孤身一人在人地生疏的新加坡，钱又花光了，老舍怎么会如此大胆呢？此时的老舍已经不是5年前那个籍籍无名的中学教师了，一方面他有了英伦名校5年的执教经历，另一方面，他已是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其中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已分别于1928年的1月和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颇为畅销。所以，老舍孤身一人闯荡新加坡，透出的正是那份满满的自信。
找好了工作，心情不错的老舍掏出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犒劳自己。然后，又在学校预支了工资，买了一条夜间必须盖的毯子；买了身中不中、西不西、南洋风味的白衣裳；赊了部《辞源》，作为上课的工具书，以备查阅。一切打点妥当，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个觉。老舍后来在《还想着它》一文中，用一贯的幽默笔调记叙了这里的情景：
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讲多是壁虎。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十分讨厌。
住宿条件虽不佳，但老舍的心情却十分舒畅。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渡过去。六点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不过，没住几天，老舍开始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好在服用了校医开的金鸡纳霜，很快便痊愈了。除了这个小意外，老舍对在新加坡的生活颇感到满意。
异国的风情，如诗如画令人陶醉。“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还想着它》）学校的学生也很不错，都能听懂国语，而且大多还讲得很好，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是衣着并不奢华，性格大都爽直活泼，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整天与学生接触的老舍倍受感染，童心大发，在休息时间开始着手构思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
据老舍回忆，他本来想写一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
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
我们在西洋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还想着它》）“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可是，这个设想最终没有实现，因为他对这个题材并不熟悉，要写作就得到各处去游历采风，得在城市中研究经济的情形，而当时的老舍既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此外，他的语言也不通，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都不会，所以最后没敢动笔，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将永成为梦想”了。
“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老舍开始创作《小坡的生日》，这是他在新加坡的唯一一部作品，因而也就成了对自己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获的一次浓缩式表达。小说用六七岁小孩子的口吻，描写了生活在南洋的男孩小坡和一群猴子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故事后半段则全部是小坡的梦境，“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别具一格。老舍对这本小说感到特别满意，他说：“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写到5万多字的时候，学校放年假了，国内的老母亲又催着回去，于是老舍辞去了华侨中学的教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新加坡。老舍在新加坡共逗留了5个月，新加坡之旅，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他在日后的散文中说：
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无论在经济上，商业上，军事上，民族竞争上，诗上，音乐上，色彩上，它都有种魔力。（《还想着它》）
1930年2月，老舍搭船北上，正式启程回国，凭海临风，想必定是感慨万千。逝者如斯，距离1924年9月出国，已是5年零5个月的光阴。天还是那么蓝，水还是那么清，归家的游子却是旧貌换新颜。此时的老舍正值31周岁，古语有云“三十而立”，老舍的这趟异域之旅，不仅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历，而且赢得了声誉，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果真是立身扬名，不虚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