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但异国他乡的孤独却表现得更加实在、真切。英伦岁月，孑然一身的老舍独自品味着这份背井离乡的孤寂。较之在国内，老舍在伦敦的知心朋友很少。虽有好友许地山，但其不久即去了牛津，只能偶尔来往。
加上他初到伦敦，人地生疏，语言也不流利。所以，老舍后来说：
“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英国人》）从中不难体会他的些许无奈与伤感。有一次，老舍在伦敦铁桥旁遇见了许久未见的许地山，两人竟然在桥堍上足足谈了五个多钟头。后来实在两只脚受不住了，方才握手告别。老舍那压抑许久、无人倾诉的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老舍的空闲时间相对比较集中，到伦敦后的第二年，初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百无聊赖的老舍就常回忆起国内的往事来。而且，这一时期老舍又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颇想一展身手。于是，孤独的心境、空闲的时间、丰富的积累、跃跃欲试的创作热情，混合发酵开来，共同催生了老舍的最初文学创作。
他想起了北京，想起了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一闭眼，北京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般地浮现在他的脑海。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就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老舍拿起了笔。
虽然拿起了笔，但对小说的写作技巧一概不知，老舍用一种十分放松、休闲的心态开始了写作的尝试，他说：“好吧，随便写吧，管他像样不像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于是，凭着中学时代积累的写作经验，老舍开始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创作，用的是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
《老张的哲学》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小说的主人公老张，身兼学校校长、杂货铺老板以及“巡击”三职，信仰回、耶、佛三种宗教，但最信奉的则是“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营商、当兵、办学堂则财通四海，钱达三江”的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对老张来说，只要能发财，不存在任何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小说以诙谐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刻画并嘲讽了小市民的市侩哲学，充分暴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与腐朽。
具体到小说的写作，并不是一气呵成的，不足15万字的小说，从起笔到完成，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老舍说自己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老张的哲学》脱稿后，老舍立刻把它寄给好友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常培又把它转呈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罗常培：《我和老舍》）后来，许地山来到伦教，老舍掏出小本给他念了两段。许地山只顾了笑没给什么批评，但提议寄到国内的《小说月报》。老舍不敢抱什么希望，他马马虎虎地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连号都没有挂。结果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就刊登了出来，并连载6期。
在写作技巧上，《老张的哲学》还略显青涩，这点在作品的选材和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中曾写道：“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这是初买来摄影机的办法，到处照像，热闹就好，谁管它歪七扭八，哪叫做取光选景！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但整部小说已充分显露出了老舍独特的艺术个性，如对北京市民、特别是平民生活的描写，浓郁的北京味儿，幽默诙谐的笔调，等等。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真正开始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罗常培作为旁观者，记录下了小说发表后的反响：“《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分期发表后，因为语言的流利，风趣的幽默，描写的生动，讽刺的深刻，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很想拿它去出版，结果却被郑振铎拉到商务去了”，不久，“合印成书，销路畅旺，称得起脍炙人口。”（罗常培：《我与老舍》）初试牛刀就成绩不俗，老舍得到了极大的鼓励，遂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犒赏自己。及至杂碎下了肚，老舍又开始了另一篇小说《赵子曰》的构思，用的仍旧是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
《赵子曰》也是一部讽刺小说，老舍称它是“老张”的尾巴，两本小说虽然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在精神上却实在是一贯的。《赵子曰》聚焦的依然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鼓楼天台公寓里的一群大学生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主人公赵子曰不好好读书，四处惹是生非，被大学开除。之后他更为放纵，捧伶角，赌博，酗酒，日子就消沉在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之中。关键时刻，多亏了挚友的劝说诱导，方才浪子回头，洗心革面，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工夫，《赵子曰》完稿。老舍交给好友宁恩承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结果宁恩承笑得把盐当做了糖放进茶里。在艺术特色上，《赵子曰》延续了幽默、诙谐的风格，文字上更为“挺拔利落”，技巧也更加纯熟。商务印书馆在这部小说的广告词中写道：“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赵子曰》是老舍在文学道路上跨出的又一大步。
《二马》是老舍在伦敦创作的第三部小说，也是回国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如果说前两部都是对国内往事的回忆，那么《二马》则是对伦敦之行所见所闻所感的一次艺术化总结。老舍说，“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我怎样写〈二马〉》）小说以一对中国父子马则仁和马威，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为主线，通过父子两代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碰撞，既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又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有所反思。《二马》的创作时值国内革命军北伐，身处异国的老舍与朋友们“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狂喜；退却了，懊丧。身处异域就倍感爱国，这成为小马所代表的积极进取的青年形象的灵感来源。小马有力地反衬了老马的保守、落后，而二马在异域所遭受的歧视与侮慢，形象地展示了由于国家的衰弱而给国人带来的种种屈辱，爱国主义精神在文中得到切实的提升。
《二马》不仅角度新颖，在心理分析和描写上也更加细腻，语言上则尽量摒弃文言中现成的字词，全部使用大白话，努力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对于老舍的文字，宁恩承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老舍的文字很像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细腰之美，均呈现出来。文言文像从前民装女人，穿了许多褂子、裙子，上边有许多绣花，缠着足扭扭捏捏，失了自然美态。一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文白杂错很像放了足的女人，扭扭捏捏，去不掉缠过足的笨拙。这种“改良派”比不上天足落落大方。老舍的小说不用文言，不用诗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不受缠足的限制。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宁恩承：《老舍在英国》）在英伦的短短四年间，老舍以三部长篇小说的傲人成绩跻身文坛，而在此之前，虽然老舍也发表过《小铃儿》等作品，但“不过是为充个数儿”，作梦也没想到可以写点东西去发表。正因如此，老舍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我的创作经验》）伦敦是老舍写作之路开始的地方，而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则承载着老舍的写作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