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对武侯祠的感情犹如面对自己的家世，一方面是耳熟能详，另一方面是无比亲切。这两种情感的滋生都离不开诸葛亮在成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成都人眼中，诸葛亮不是一个宰辅，也不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军师，而是一个有恩于这方水土的、性情忠厚的人。
故事
我现在居住的这条街道名叫“通祠路”，是一条短短的不为大多数成都人所知的街道。朋友们问我街名的来历，我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一条通往武侯祠的路！事实的确如此，从我居住的地方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武侯祠的正门。
当初我们一家人在选择居址的时候，曾经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儿子那时十二岁，已经把《水浒》和《三国演义》的经典故事背得滚瓜烂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能在水泊梁山居住是最好的，不过这儿不是山东，而是成都，只要能挨近塑着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像的武侯祠就不错了。于是就在那一带看了房子，很快搬了过去。
搬进新家的第一天，我站在窗前怀着急切的心情朝武侯祠那边眺望。尽管武侯祠我以前曾去过多次，但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它，仍令我激动不已。我看见在一片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楼宇间，武侯祠的园林、建筑和杏黄色的旗帜在远处异常鲜明地浮现出来，它仿佛是镶嵌在现代都市中的一座老城池，就像诸葛亮曾经留下的“八阵图”一样，仍在人喊马嘶，军旗飘扬。茂密的树木从灰色的围墙上方探出身来，仿佛是演武场上的十八般兵器。我知道，这样的感觉是源于父辈们讲述的三国故事，以及从小看惯的连环画和收音机里讲述的评书。我们从小浸淫在三国故事的虚幻世界里，对每一匹马、每一个人、每一件兵器、每一声叫喊都亲切和熟悉。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三国里面的人物和场景都是真实的，它们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对我来说，武侯祠是这样一个院落：它在顷刻之间把蜀汉的君臣和文武都收拢在一座院子里，仿佛是上天施行的魔法，那些本来在疆场上厮杀、在军营中谋划、在战马上驰骋的英雄豪杰突然间都丢下自己的事，跑到一座典雅的院子来齐齐坐定。这种瞬间凝固的效果，使人对武侯祠心怀敬畏。
晚饭以后，走出家门，沿着两旁都是仿古建筑的“蜀汉一条街”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武侯祠门前的照壁。大街上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辆从武侯祠大街上滚滚而过，空气中弥漫着火锅店那多少有些热辣的气息。然而在靠近武侯祠这边的街道却异常地清寂，在夜幕的笼罩下，只能看见武侯祠紧闭的大门以及门前广场静静伫立的杏黄色“蜀汉”大旗。我不知道这是成都人对武侯祠的敬畏，还是夜幕下的武侯祠本来就是一座古代的城池——城门已闭，守城的士兵蜷在黑洞洞的城楼上打着瞌睡，偶尔从围墙和古柏间透出一两点灯火，疑似关羽在油灯下苦读兵书。
我们沿着武侯祠大街一直步行到蜀汉酒楼，当停下脚步、踮着脚尖朝围墙蜿蜒的武侯祠内张望时，我一直相信这是一座被时间的魔法错置了的古城，它被和谐地安顿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中，继续上演着辽远的忠孝节义故事，它跟现代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却又息息相关。
群像
作家汪曾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成都的时候，对武侯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写道：“武侯祠气象森然，很能表现武侯的气度。这是我所到过的祠堂中最好的。这是一个祠，不是庙，也不是观，没有和尚气、道士气。武侯塑像肃穆，面带深思，西廊的武将并不剑拔弩张，故作威猛，东廊的文臣也不那么飘逸有神仙气，只是一些公忠谨慎的国之干将，一些平常的‘人’。”
我在武侯祠参天的树木和巍峨典雅的殿堂中流连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刘备殿上刘备的塑像面色和蔼，眼睛有神，嘴唇红润，颌下梳理得很好的胡须根根不乱，再配上肥厚多肉的耳垂，确实跟史书所载刘皇叔的形象十分神似。关羽的塑像也很大气、沉稳，气度非凡，跟其他关帝庙所塑关羽形象相比，显得更人性化、世俗化。唯独张飞的塑像稍显狰狞，他面色漆黑，双目圆睁，嘴巴再张开一些就可以用“血盆大口”来形容了——然而结义楼里面的张飞塑像却塑得很好，只是一个头上裹着一块布的北方大汉，他好像刚刚从庄稼地里劳动回来，坐在堂屋的凳子上，青色的胡须正从他宽大而红润的腮部生长出来。
东西廊的一干文武大臣也塑造得平易近人，就像汪曾祺所说，文臣公忠谨慎，武将踏实内敛，没有更多夸张和想象的成分。
有一年冬天，我常常带喜欢《三国演义》的儿子去那儿看这些人物，我们站在幽暗的长廊下，把塑像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一对照。那种感觉不是通过舞台观看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情节的变化，而是像查看身份证或户口簿那么亲近，因为面对每一个人物时，我们可以非常细致地审视他。而这些塑像的神态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模特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等你看。
武侯祠森然紧凑的层层殿宇，以及井然有序的人物塑像，是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个英雄辈出、刀光剑影的时代忽然被凝固下来，而武侯祠似乎就是一幕蜀汉君臣朝觐时的特别景象，文武大臣排两班，国之君王坐中间，这多么符合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传统、和谐、自然、有序。你在这里看不到一点冲突，完全是“天下大同”。
跟杜甫草堂相比，我个人是更喜欢武侯祠的，因为武侯祠能让人看见一个时代，看见成都人对那个时代的歌咏；而杜甫草堂相对来说要虚幻些，尽管它也是成都人为一个诗人所建的祠堂性质的园林，但被秋风所破的茅屋是原来的样子吗？老妻画纸、稚子敲针的日常生活细节在哪里？杜甫在哪儿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既没有桤木、燕子，也没有大邑的青瓷。总之，我们除了想象，已经无法忠实地复原杜甫当年在成都的生活场景了。
当然武侯祠还是有缺憾的。在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中，武侯祠总是跟森森的古柏连在一起的，就像大慈寺原本跟壁画连在一起一样，那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参照，或者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但是现在武侯祠内的柏树还远远称不上“森森”。当年杜甫游览武侯祠，也许是刚到成都不久，路径还不熟悉，他拦住一个路人问道：“丞相祠堂何处寻？”人家就告诉他说：好找啊，就是锦官城外那个柏树又多又大又密的地方。杜甫照着柏树的方向走去，果真就找到了。那时候武侯祠的古柏“霜皮溜雨”，“黛色参天”，树皮老得跟百岁老人的面部皮肤一样，刻满了岁月沧桑的痕迹。
我在武侯祠漫游的时候，心里一直记挂着那些古老的柏树，因此曾在殿前殿后的树林里寻找过古柏的踪迹，哪怕是一根年轮像磨盘那般粗犷的树桩也好，但是我没有找到。后来在孔明殿背后的屋檐下看见一个根雕形状的大树桩，一问，果真是一棵古柏的树桩。但它是否就是武侯祠当年的古柏，这已无从考证，而且那个树桩被棕色的油漆涂抹过，被根雕艺人加工得细腻光滑，完全没有古柏的原始和粗犷了。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益州诸葛亮庙中大柏，相传为诸葛亮亲手所植，故人多采其叶，以作药味，其甘香异常。”可见武侯祠中的古柏在明代还森然矗立，只是由于明末的兵燹，武侯祠才遗失了这么珍贵的记忆参照物。
君臣
一天中午，我跟儿子坐在武侯祠的回廊上，耳边满是悠扬的蝉鸣声。儿子手拿一本刚买的连环画快速翻阅着，忽然抬起头来问我一个问题：你说武侯祠是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可是为什么里面又有刘备殿、刘备墓？而且大门上的匾额不直书“武侯祠”，却写成“汉昭烈陵”呢？
是啊，这就是武侯祠让人疑惑的地方。按照通常的理解，武侯祠就应当是专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因为诸葛亮曾经被封“武乡侯”。但是这座祠堂的门额上分明写着“汉昭烈陵”，那应当是刘备的陵才对，因为刘备死后被说“昭烈皇帝”。这的确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叫人疑窦顿生。
翻阅史籍，才知道原来这一带既有刘备庙又有武侯祠。换句话说，成都人在纪念蜀汉皇帝刘备的同时，也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君是君，臣是臣，人们想把香火往哪上就往哪儿上。但是刘备和诸葛亮在成都人的心目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排位——君是臣纲。相反，成都人对诸葛亮的情感，远远超过了他的顶头上司刘备。在成都人心目中，诸葛亮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忠诚智慧的化身，他把全部心血都贡献给了蜀汉帝国和蜀汉人民，他的日常生活异常俭朴，家里的老婆也很丑，称得上是黄脸婆，但他从没见异思迁的想法，更不用说三妻四妾地胡来。而且死后也不愿大肆操办丧事，只希望葬在前线定军山中，有一口棺材和一领席子就够了。最让人感叹的是，他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大，就“荫庇”家属和后代，死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薄田和几百株桑树。这样的人哪里去找？而跟诸葛亮相比较，刘备的形象就要黯淡得多，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论智慧不如诸葛亮，论武功不如关羽、张飞，然而他却做成了皇帝，而其他的人都在为他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老百姓心中不服啊。
明代初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到成都就任蜀王。他初来乍到，便想去南门刘备庙上一炷香。结果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那儿，发现刘备庙前门庭冷落，而武侯祠门前却人头攒动，异常热闹。这让他很生气，回去以后就下了一条命令，说是武侯祠逼近刘备墓和刘备庙，不合礼制，“君臣宜一体”。于是就下令废除武侯祠，把武侯祠原有的建筑归并到刘备庙。建筑格局和祠堂的名字虽然改了，但成都人却不顾什么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仍然一口一声故意把“汉昭烈陵”称为武侯祠。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诸葛亮是为成都造福最多的人。不纪念他，纪念谁？
儿子听罢我的讲述，发出了一阵会心的微笑。随后我们又专门到孔明殿去看了诸葛亮和他儿孙的塑像。诸葛亮的塑像居中，手里依旧拿着他那把著名的鹅毛扇，面部表情沉稳深思，丝毫没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站在他的塑像前，我想，这位公忠谨慎的蜀汉丞相要是知道成都人如此对待他，一定会坐立不安的，他会忙不迭地从神龛上走下来，搀起参拜他的游人说：快别这样，你们大伙还是去参拜刘备和廊下的文武大臣吧，我的这点小功绩算得了什么呢？
武侯祠的另一个看点是对联，它们大多为历朝历代的封疆大吏所书，蕴含着治国富民的深意。这些典雅深沉的文字一旦被纳入武侯祠的建筑和氛围，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和感动。诸葛亮殿正中的橡柱上便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当年毛泽东参观武侯祠的时候，曾对这副对联赞赏不已。“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既是诸葛亮治蜀的心得，也是后来为政的人应当坚持的准则。
欢乐
成都的庙宇、祠堂、故居、胜迹都有一种世俗的欢乐气息，武侯祠也不例外，那是今人借助前人的精神和物质遗存寻找当下的欢乐。
这年正月初一武侯祠“游喜神方”活动我是去凑了热闹的。按照成都的民俗传统，新年第一天游喜神会给这一年带来喜庆吉祥，因此每年的武侯祠“游喜神方”活动都是热闹非凡。“喜神”由身穿古装的人扮演，为了增加这个活动的娱乐性，甚至选择在川的外国人扮演喜神。许多喜气洋洋穿着臃肿冬装的人在喜神的带领下，在武侯祠中载歌载舞，流连忘返。这一天，端坐在神龛和廊下的蜀汉君臣塑像甚至跟平时不一样，我恍惚觉得他们的表情比平时更加惊喜与活泼，他们在观看成都人的欢乐的同时，想起了蜀汉故国的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
中午的时候，成都连日阴晴不定的天空中终于出现了明媚的阳光。我们一家人排着长队等在镌刻着“喜神方”三个大红汉字的石碑前，等着上前去摸一摸。尽管平时在石壁上触摸“福”字的活动我是绝不参加的，但今日却承受不住这欢乐气息的挟裹，竟不自觉地排到了队列之中。在成都少见的冬日阳光下，人们脸上的表情富足美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石碑前，伸长手臂，从“喜”字的最上面摸到“方”字的最下面。一遍还觉得不过瘾，又来二遍三遍。摸完石碑下来，大家好像得到了神的暗示和祝福，全都显得精神焕发，目光沉醉，心满意足。
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古装的人，高高地坐在一张大方桌上，面前摆放着一坛以“孔明”命名的酒。有很多妇女顾不上白酒对唇舌的辛辣刺激，掏出三元钱焦急地看着卖酒的师傅用竹筒从坛子里舀出酒来。抿一口，连说好酒。师傅这时候便会送给她们一句祝福的话。
接下来又到武侯祠最深的一重殿去听戏。其实不该称它是殿，它本来就是一个古戏台，四川乃至全国都难以找到那么典雅气派的古戏台。两边是古色古香的楼廊，中间是摆满了茶桌和竹椅的院落，我们随意而闲适地坐在竹椅上，睁大眼看着川戏演员在对面的舞台上变脸和吐火。
这是成都人的欢乐，成都人对武侯祠的亲近和留恋。在武侯祠中游逛的时候，还比较容易碰上东南亚、韩国、日本游客，他们是冲着三国文化来的。据说三国文化中有人际关系法则、公司管理法则等现代社会元素存在，因此这些外地人来到武侯祠，在结义楼前上香，在关羽像前肃立，在刘备殿前认亲，在孔明像前深思和感叹。
武侯祠既是成都的武侯祠，也是世界的武侯祠，它把一个时代、一种人格、一种理想物化在一座典雅的庭院里，让人们观看、沉思和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