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都的掌故和历史稍稍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成都曾经有过许多来历不明的大石头。这些石头形状各异，颜色不同，有的像镜子，有的像竹笋，而它们的共同点是体积巨大。人们在猜测它们来历的时候，要么说是陨石，要么说是仙人带来。其实这些猜测都是错误的，这些石头跟上述两种说法无关，它们是古蜀国的人从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采集并搬运而来，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和寓意。
下面，先让我们来看看成都的大石遗迹。
石镜过去成都武担山曾经有一块5尺见方的巨大“石镜”，十分引人注目。这块石镜石质光滑细腻，又经认真打磨，因此真像一块镜子一样，白天可以照见人影；而且有太阳的时候，还能熠熠发光。这块石镜的来历，按《蜀王本纪》的记载是这样的：古蜀国开明王朝十二世时，武都有一个男子忽然变成了女子，长得千娇百媚，世所罕见，当地人都说这个女子是山精变的。有一天，坐在成都豪华宫殿里的开明十二世听说了这个消息，就想娶这个女子为妻。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末世的君主很荒淫，那是一个王朝将要灭亡的征兆。一个男子变为女子，而且出奇地漂亮，这有什么稀罕？大不了就相当于现在的人妖嘛！但荒淫无道的开明十二世觉得，这个女子能化男为女，一定挺好玩，于是就派人把她接进宫来。但是这个人妖妃子入宫不久，就因水土不服死掉了。开明十二世感到很悲伤，就派五丁力士前去人妖妃子的故乡武都担土，用担回来的土为人妖妃子修了一座巨大的坟墓。坟墓修好以后，开明十二世觉得还缺少一块墓碑来纪念，这块墓碑不能太小气、太平常，一定要又大又好，世上少有。于是又派五丁力士到盆地周边的山地中去寻找大石。找到以后，又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运回成都，由工匠们细细打磨，然后立在人妖妃子的坟头，算是了了开明十二世一桩心愿。
石笋成都过去有石笋，按《华阳国志》的记载，这种名为“石笋”的大石也是墓志，是蜀王死后立在墓前的一种标记。“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志其墓，今石笋是也。”成都平原本身是河流冲积而成的冲积扇平原，平原中并无大石，这些大石也是劳民伤财地从平原周边山地取回来的。按照《风俗记》的说法，石笋的用途也可能不是墓志，而是填压“海眼”的镇物，古代乃至近代的成都人，都认为成都有海眼存在。这些石笋宛若定海神针一样插在成都的海眼上，“动，则波涛大滥”。换句话说，海眼是不能动的，万一动了，成都就要发大水。《成都记》还记载说，离石笋两三尺的地方，每到6月下大雨，就会出现大水坑，“泓水湛然”。有人用竹竿去探试，深不可测；还有人用绳子系上石头去试，“愈投而愈无穷”，故有海眼之说。
成都的石笋位于西门外，当初共有一南一北两块，上面布满了苔藓和凹痕。北边的石笋高1丈6尺，四围共9尺5寸；南边的石笋高1丈3尺，四围1丈2尺。它们就像两株巨大的石柱伫立在成都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既像远古的记忆，又像岁月的遗痕。由于南笋在三国时曾被折断，所以看起来比北笋要短。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时曾经来到这两株石笋前参观，他用手轻轻摸了摸，又围着它们转了一转，断定道：“恐是昔时卿相冢，立石为表今仍存。”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两株雄伟的石笋了，但“石笋街”还能令我们依稀想起当年存在的两株石笋。
红石柱这块猩红色的大石柱曾经伫立在成都红石柱街街口，顶天立地。
支矶石支矶石原在成都满城将军衙门旁边，高近6尺，四周有铁栏围护。1924年，为了使这块成都人人皆知的大石头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当时的“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卢作孚受命创建支矶石公园（又名森林公园）。这样一来，人们来此参观，一眼就可以看见伫立在门口的红棕色大石头，令人怀想起沧桑的历史和远古的神话——据史料记载，这块支矶石是天上的织女支撑织布机的石头。相传，张骞有一次奉汉武帝之命，带着一帮人乘着木筏去探索黄河源头。他们在水天一色的黄河上游一边划桨，一边纵目四望，在群山间真正感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境，木筏和人都像飘起来了一样。不知经过多少时候，他们找到了黄河的源头，并且看见一个妇女正在那儿浣洗衣服。张骞就上前问道：“夫人，请问这是哪儿啊？”那浣衣妇女含笑不答，只是顺手摸了一块水边的石头递给张骞，对他说：“你回去以后，到成都去找一个占卜大师，他名叫严君平，他会告诉你这一切。”张骞带着这块石头千里迢迢赶到成都，找到严君平。严君平一看那块石头，就说：“张大人，你已经到过一次天上了，这石头明明是织女的支矶石嘛！”说罢，那块可以放在手掌心的小石头顿时变作一块巨石，“轰”的一声插在街边了。
这块名为“支矶石”的石头从唐代开始，一直伫立在成都的支矶石街西隅，曾经先后由严遵观的道士和支矶石庙的和尚供奉守卫。到了清代，街上有个老太太见支矶石立在露天，日晒雨淋，还曾搭建一座茅草屋加以遮盖。1958年，支矶石被移入成都少城公园（人民公园），至今尚存。其实，支矶石并非什么天上遗物，而是与石镜、石笋一样属于古蜀国大石遗迹。
天涯石此石现存成都天涯石南街80号，是一块巨大的红砂石，顶部尖圆，腰身硕大，根部埋在土里，表面青白条纹相间，形态古朴。据《画墁录》称，这块奇石高2丈，厚半尺，根部埋在土中，如果数人前去摇撼它，只觉得根部深不可测。《游宦纪闻》则说，这块石头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人坐其上，则足肿不能行”，但作者同时声明，他因害怕，从来未试过。而旧的《四川通志》则把它和石笋归为一类，说它也是镇海眼的“镇海石”。
海角石此石又称“地角石”，原在成都罗城西北隅，高约3尺，有庙奉祀，后因战事被毁。
五块石此石原在成都南门大桥（古万里桥）西侧，是由5块大石相垒的巨石奇观，高约1丈，传说也是作为封堵海眼之用。
此外，成都及其近郊还有不少这样的大石遗迹，诸如原新繁县城东北13里的“飞来石”，距新都县城北8里的“石镜”，距邛崃县城西70里的“石笋”（高10丈）等。这些暴露在成都平原上的古怪巨石，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曾经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从史料的角度进行考证，它们并非天外飞来之物，而应是古蜀国大石崇拜或大石文化的产物，并无多少神秘之处。
蜀宫宴乐
20世纪40年代，前蜀皇帝王建的寝墓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当人们进入幽暗而辉煌的墓室中，眼前出现了24个雍容华贵的宫廷乐伎，这些石刻的舞伎正在合力演奏当时流行的蜀宫宴乐，整个墓室仿佛都充满了优美缠绵的乐音。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高等音乐学府在讲授古代东方音乐时，仍把永陵24乐伎作为最经典的一幕加以传播和颂扬。
发现之旅
王建寝陵的发现纯属偶然。1940年，侵华日军的飞机飞临成都上空，投下一枚枚罪恶的炸弹。为了躲避突如其来的空袭，许多成都市民都携家带口，越过老城墙的缺口往城外跑。当时大家认为西方是个吉利的方位，因此有不少人都往城西三洞桥一带跑。为了有效地躲避空袭，当时的天成铁路局受命在城西一带开挖防空洞。
恰好当时西安路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土台，高约15米，直径约80米，长期以来被成都人误认为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年鼓琴的“琴台”。通过实地勘察，工程队认为把防空洞挖在这个土台下面最合适不过。然而仅仅挖到地下4米多深，就被一堵迎面伫立的砖墙挡住了。这堵砖墙看起来是如此古朴坚实，以至让挖洞的人一时间感到纳闷和手足无措。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大家仍然认为它是古琴台遗址，丝毫没有把它跟一座帝王的寝陵联系起来。
消息传开以后，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考古系、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骥先生欣喜地前往察看。当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那些巨大而古朴的砖墙时，断定这是一座规格很高的古代墓葬。由于发掘大型墓葬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请天成铁路局将挖开的洞穴覆土回填。
1942年秋天，成都的天气十分晴朗。正式的发掘工作在冯汉骥先生的主持下开始了。考古学家首先从原天成铁路局所挖防空洞偏西的位置开挖。此处正当北面墓壁的正中，因此很容易就打通墓壁进入了墓室。空气中弥漫着腐土的霉味和墓室特有的阴森气息。在清理墓壁边沿的文物时，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前蜀皇帝王建的谥册，因此，可以断定长期被误认为司马相如抚琴台的巨大土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陵”。
正当考古学家们为这一巨大发现而感到惊喜和振奋的时候，社会上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是王建墓内挖出了金娃娃和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这个消息引起了当时成都一伙袍哥地痞的垂涎和关注，为了圆他们贪婪的发财梦，这伙人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发掘现场。他们腰间都佩着乌黑锃亮的短枪，为首一人找到冯先生要求出示“施工执照”，俨然以当地的地头蛇和土皇帝自居。他们甚至把温文尔雅的冯先生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非要冯先生交出“金娃娃”不可，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伙人除了威胁和叫嚣以外，还像猪犬一样在打开的墓壁四周搜寻，企图将陵墓内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幸好墓室内堆满了历代沉积下来的淤泥，匪徒们的险恶用心方未得逞，发掘工作也因为这次意外变故拖延一周。
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从1943年3月开始，由于前中央研究院和前中央博物院的考古学家加入，因此力量大增，发掘工作从陵墓的南北两个方向同时进行。进入墓室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室内堆满泥沙，陈设也极其零乱，经探查发现此墓早年曾被盗墓贼光顾过，盗洞就位于墓室的左上方。可以想象，当年的盗墓者从墓顶厚实的封土层掘洞而下，在深度到达墓室穹顶时，抽掉了封墓的砖石进入墓室。王建墓内的陪葬品异常丰富，各种从未见过的金银珠宝把盗墓贼的眼睛都晃花了，他们就像是一群突然闯入珠宝店的暴徒，拿的拿，抢的抢，砸的砸，末了还把王建的棺木打开，洗劫了这个前蜀皇帝随身的葬品。等这番肆意的劫掠进行得差不多时。一个头目一声唿哨，于是这伙贼人又从下来时的洞口爬出去，草草用土封填盗洞，然后在星光下一哄而散。
由于这次盗墓的时间很早，大概在王建的灵柩下葬后一两百年以内，所以上千年的雨水和泥土就顺着盗洞进入墓中，把原本肃穆辉煌的墓室弄得一片狼藉，所有的木质文物，包括木门、棺椁全部腐烂了。从现场发掘情况看，王建棺椁的上半部分已经被盗贼砸坏，并被掀到了石质棺床的东侧。考古学家只在零乱的棺底淤泥中发掘出154公斤水银，这些用于保护王建尸骨不致腐烂的特殊物质经过长时间的存放已变成一粒粒的小珠子。
尽管盗墓贼洗劫了永陵中的珍宝，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现在看来，前蜀皇帝王建所葬之永陵，称得上是一座永恒的艺术宝库，它不仅形象地再现了唐五代音乐舞蹈的动人场面，而且表现出了高超精湛的雕刻技艺，其成就代表了前后蜀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在石质棺床的东、西、南三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两组异常精美的石刻：第一组是抬扶棺座的十二力士雕像，第二组便是闻名中外的永陵24乐伎浮雕。浮雕的边框被花团锦簇的云彩、飞龙、鸾凤、莲花所围绕，中间就是这组浮雕的精华部分：24个唐末五代时期的歌舞伎正在弹奏乐器、翩翩起舞。舞伎共有2尊，乐伎共有22尊。她们穿着艳丽的华服，云鬓蓬松，有的人鼓起双腮吹笛子，有的人轻击小鼓，还有的人合着音乐的节拍载歌载舞。她们一个个身材丰腴，面目圆润，美丽动人，具有唐代宫廷美女的一贯风范。24个美女中有22人的发式不同，乐器共有20种23件，既有笙、箫、笛、筝等中国传统乐器，也有羯鼓、腰鼓等少数民族乐器，甚至还有西域乐器。
美妙动人的音乐在这座地下皇陵中似乎一直在鸣响，它穿过一千余年的时空隧道，带着当初的清越和绕梁的余音浮现在今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