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虽然非常重视自己的母语，但是在强势文化面前，它们还是面临着诸多挑战，为数不多的客家方言岛正如一片片桑叶被周边文化蚕食。
一、客家话溯源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也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过去有人认为客家话是蛮夷部落不开化的语言，不但晦涩难懂，而且还缺乏根基。但事实证明，以上看法不过是少部分人如瞎子摸象般的胡乱猜测，他们对客家话其实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人确乎不知道客家人和客家话为何物；二是强势文化在弱势文化面前惯常表现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三是客家文化的推广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普及客家知识和文化，必将任重而道远。面对以上情况，客家学者应当放弃以往钻故纸堆的封闭式研究方法，而把视线投向普通大众，通过各种传媒用鲜活的方式推广和普及客家知识，这对提升客家人在当今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必将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客家话是周朝国语吗？
1991年冬天，海南中外客家（香港）联谊会正式成立，在他们发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客家组织的通告函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客家话原是周朝国语。”
客家话真有那么古老吗？古老得简直有商周青铜器的锈迹？随后不久，即有研究者出来指认，“客家话乃周朝国语”的论断不符合历史真相，纯属空穴来风主观臆测，是盲目地往客家人脸上贴金的典型表现。批驳的主要理由是：作为周朝国语的客家话既然当时已经被定型下来，并且被推广到全国范围内使用，那么为何现在周朝国都镐京（今陕西省境内）一带连一点客家话的影子也没有？不但陕西境内没有，连镐京附近的河南省也没有，这不成了咄咄怪事吗？是周朝境内没有客家人的后裔生存下来，还是他们全都卷起铺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总之，这是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虽然提出来了，但是难以服众。
客家话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吗？
客家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界还有不少新鲜大胆的观点值得我们一看，比如李鸿联在《客家文化对中国、日本的影响》一文中说：“客家人在春秋战国、商朝或更早以前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从那时起就以优越的生活文化同化着周围民族，同时亦被周围民族同化。而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就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中原话，客家话对中国语言来说，犹如欧洲的拉丁文对英德意等拉丁文系语言之影响有极类似的进程。”
接下来，作者还谈到秦时的客家话是怎样远渡重洋影响到日本人的语言（日语）的，他说：“秦始皇派徐福领着三千男女到日本时，其中的人士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后来这些人与当地的日本人混合成为今天优秀的日本中坚分子。”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变迁，但在日本文化的语言习惯中还是找得出明显的蛛丝马迹。比如日本人最顺口的骂人话“野郎”或“野狼”，就是出自客家人习惯骂语“野山狗”“野猴”。另外还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攻击骂语，很多都是从客家话移植而来。同时作者还指出，日语中的不少礼貌用语也是来自客家话，如客家人对长辈亲属的尊称常用阿公、阿婆、阿爸、阿妈、阿哥、阿姊，日本人也如此称呼。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以上观点纯属一家之言，因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并非是在中原地区，而是中原汉族的一部分，南迁到赣闽粤山区与当地土著繁衍生息若干年后才正式定型下来，语言方面也是如此。今天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客家话是在客家民系的孕育过程中诞生的，周朝乃至先秦语言只可说具有一定的客家话元素，就像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基础上发展而来一样，但不能说周朝或先秦语言就已是客家话。
日语曾经受到汉语影响，这一点是不错的，但说客家话影响了日语，则多少显得有些牵强。客家话包括客家民系的形成都不在先秦，怎么就可以武断地说客家文化影响了日本文化呢？
二、唐宋余韵 一脉遗留
在把客家话同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客家话中有不少唐宋时期的书面用语，甚至有人更为大胆地指出：“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宋以前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客家作品，唐宋八大家的诗文也大部分是客家韵味十足的篇章。”虽然这种说法太过头了一点，但如果从客家先民的南迁历史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可靠性，毕竟唐朝末年南迁的客家先民人数是很多的。因此有些学者借机得出结论：客家话的正式形成是从唐宋开始的。正如台湾省罗肇锦教授在《客家话会消失吗》一文中所言：“客话是唐宋时期南迁而形成的方言，与吴语、湘语、粤语、闽语比较起来，无论声音、韵音、声调、词汇、语法，都与官话较接近。”
比如普通话中“肥”字一般指动物膘多肉厚，而客家话把人长得胖也叫“肥”，比如当你碰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对他说：“你比过去肥得多了！”对方不但不会生气，相反还会很高兴，因为“肥”对客家人而言非但不带贬义，甚至还有褒奖的意思。
唐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借人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晚年益肥，腹垂过膝。”
这表明客家话中确实保存有不同时代的古汉语词汇，而且这些词汇未随汉语的变化而变化，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除了唐代常见的客家话用语，宋代文人著作中也有不少客家人经常使用的词汇，如：
1.唱喏。唱喏一词是古代下级见到上级时，一面叉手行礼一面高声致意的礼节。宋代苏辙《栾城集》有云：“张利一任定州总管，日曾入教场巡教，以不得军情，诸军并不喏。”客家人至今有“唱喏”之说，代表一种敬意和问候。
2.鸟字。鸟之一字原为男性生殖器代称，在《水浒》中常用作骂人语，如“招甚鸟安？”客家话也沿用了这个字，用以骂人。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中记载了很多宋代民间市井用语，也即口语，这表明客家话确有宋代语言的影子。
3.会事的。《水浒》三十四回：“会事的下马受缚，免得脏手污脚。”会事的意为懂事的。而在福建长汀客语区，仍能听到这样的话：“撞到会事的婆娘，暗晡饭（晚饭）早早哩帮你做好黎（遇到懂事的婆娘，晚饭早早地就帮你做好了）。”
以上词汇（包括语音）的使用情况，表明客家话是从唐末宋初开始脱离中原语境走上独自发展道路的，这就像一条河流突然进入了一个分支，有些原汁原味的东西被保留下来。而客家方言的正式形成应当是大批中原汉人进入赣闽粤交界区，并与当地土著大规模融合的两宋时期。
三、以唐宋汉语为基础，以百越族语为辅助
既然客家话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汉语词汇和音韵，而且今天的客家话又与标准的普通话之间有很多相近处，有学者指出：“就汉字常用的四五千字而言，与客家话在发音上没有大的差别的约占30％～40％。因此客家人用纯客家话读文章、作报告，懂普通话的人基本上是可以听明白的。”（李昌韶《为客家人学普通话说几句》）那么，我们可以就此思考一个问题，即客家民系的构成是以中原汉族为主体，还是以南方少数民族（古百越族、畲族）为主体？事实上，通过对语言系统的详加探察，真相已然大白于天下，那就是客家人是较为纯正的中原汉族后裔。
当客家先民脱离故乡母语环境，走上一条独自发展的道路，其语言就不会不同当地民系的语言在接触中发生变化，但变化的程度就要视文明程度的高低而论了。影响的结果，必然是文明程度高的和人口多的影响或替代了文化落后或人口较少的语言。作为客家人来说，他们的先祖本是中原士族（包括一般百姓），代表着中原较为先进的发达文化，流行用语也应当是中原汉族的共同用语，无论是河洛雅言，还是唐宋官话。总之，他们是携带着这种优势语言进入江淮大地乃至赣闽粤交界山区的，他们对当地语言的影响是主流，而反过来被影响是支流。基于这种原因，客家人和客家话尽管在分布上十分广泛，地理上也形成不少孤岛，但其内部却有较高的一致性。
以客家话中的标准音梅县话为例，北方汉族中能听懂梅县话的人，比能听懂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的人要多得多，并且听懂的比例约在40％左右，可以说这个比例已是不低。究其原因，是因为吴语、闽语、粤语虽然同属汉语方言，但它们的语言成分中古越语的比例较重，所以北方人听起来就很吃力。在这里，先进文化和人口上的优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因为那些在生产和生活上相对落后的集团或人群，为了改变自己落后的面貌，总是会向先进文化妥协和学习。同样，人口数量少的集团或人群，如果长期处于人口众多的集团或人群包围中，那么他们的语言也会逐渐被人口多的集团取代。
自唐末宋初大批中原汉人迁入赣闽粤三角区以后，原住地的古百越族后裔相继迁往他处，只有少数人留下来，而且这少数人由于不适应汉族文化的统治，也逐渐退入了偏僻的深山老林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妇女嫁给了南迁汉人，即客家人的先祖们。因此，客家话可以说是以唐宋汉语为基础，以百越语为辅助的一种语言共同体。
四、客家山歌与《诗经》之渊源
山歌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书面语言更能体现出语言自身的优点，更加精炼、通俗和传神。嘉应诗人黄遵宪在辑录客家山歌时，曾对这种民间艺术大加赞赏，认为“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知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方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字。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作为诗人的黄遵宪，能把《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同客家山歌联系起来，称为天籁，可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的确，二者之间确有不少相沿承袭的痕迹，如客家山歌中大量运用了《诗经》常用的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用词也较古雅，叠字、连字也经常出现。
风吹凉帽叶叶转，眼线打来牡丹花；
妹子生得凤凰身，眼角尖尖会刈人。
妹子生得好人才，哪边风水管下来；
眼拐打来镰刀样，刈人心肝无血来。
妹在那排哥这排，妹砍芒杆哥砍柴；
芒杆丢来还过得，目箭丢来刈死涯（我）。
一个妙龄女子的眼神，竟被客家歌手比喻作花、箭、带钩的刀，令人想起《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千古佳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近代学者罗香林、朱希祖都拿《诗经》和客家山歌做过比较，朱希宜在为罗香林《粤东之风》所作的序中说：“《周南》的诗，共十一篇，开首第一篇的《关雎》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尤其是《遵彼汝堞》这一章，所谓‘未见君子，怒如调饥；已见君子，不我遐弃’。这种热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见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了起来……”
此外，客家山歌还吸收了来自《离骚》、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以及唐诗律绝的影响，比如有一首名叫《赞妹》的客家山歌就唱道：
阿妹生来确实靓，髻尾梳来搭衫领；
阿哥看到心火起，生意唔（不）做田唔耕。
听罢令人想起汉代乐府的秦氏好女“罗敷”，你看她“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之襦”，直引得“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巾；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这与客家阿哥见到情妹时“生意唔（不）做田唔耕”是何其神似啊。从写法到心态，都有明显的《汉乐府·陌上桑》的痕迹。
当然，客家山歌除受到《诗经》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外，还吸纳了南方吴楚文化尤其是聚居地畲瑶等土著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歌唱形式上脱离单独吟唱的方式，而向南方少数民族集对唱、即兴唱、群体联唱为一体的多样化方式发展。黄遵宪在《境序诗抄》中就说：“土人旧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蛋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每一辞毕，辄间以无辞之声，正如妃呼唏，甚哀厉而长。”
可以说客家山歌在内容上承袭了以《诗经》为首的中国传统诗词歌赋乃至俗文学的特点，而在表现和歌吟形式上，则充分吸收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五、客家土语和南方官话之异同
迁徙与口语
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分期分批进入南方山地以后，与当地的古百越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客家人吸收了对方的语言成分。据考古资料证实，百越民族原居中国北方，属于史前时期大汶口文化区域和更早的河姆渡文化区的居地，史称“东夷集团”。由于他们过早地脱离了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后来逐渐演化成偏居一隅的南方土著群落，其语言风格和汉族有较大差异。
民系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使得客家话中的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在傣、苗、瑶、畲等古百越族后裔的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对应。如在亲属称谓上，客家话使用“娓”表示女性长辈，称伯母为“伯娓”，舅妈为“舅娓”。“祖母”一词，客家话称“娓姆”或“依姆”，也是南方土著的习惯。
其次是在“语序”上明显受到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中的修饰语一般是在中心词的前面，比如“公鸡”“母鸡”“客人”“热闹”“喜欢”等，而客家话却把上述词语倒过来说：“鸡公”“鸡嬷”“人客”“闹热”“欢喜”。习惯用语中还把“灰尘”说成“尘灰”，把“力气”说成“气力”，把“多吃点”说成“食多滴子”，把“再吃点”说成“食滴子添”。
第三，把“个”当作“的”用，如“打铁个”（打铁的），“涯们个”（我们的），“教书个”（教书的）。而在壮族、侗族的语言结构中，量词也有这个作用，如“只虎凶”（凶的虎），“棵树大”（大根的树）。
此外客家话尚有把“来”“去”二字连用的习惯，也是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的，如长汀地区的客家话就把“去进城”说成“来去入城”，把“回家去”说成“来去归”，把“去玩”说成“来去嬲”等。客家话有古百越语言的影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它还与相邻的闽、赣、粤方言发生过一定程度的融合，特别是双方边界相交地区，甚至有“混合方言”出现。总体说来，客家话在内部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又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小有差异，四川的客家话受四川官话的影响较深，广东客话受粤语影响更大，江西的客话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赣语的影响。而且，由于不少地区的客家方言岛已处于其他语系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影响度还会更大。
客话举例：
一日三餐——食朝、食昼、食夜
公公婆婆——家官、家娘
弟弟妹妹——老胎（弟）、老妹
大碗——碗公
太阳——热头
月亮——月光
回家——转屋下
明天——天光日
睡觉——睡目
昨天——秋晡日
眼睛——眼珠
今天——今晡日
洗脸——洗面
娶媳妇——娶心舅
衣领、袖子——衫领、衫袖
毛巾——面帕子
舒服——安乐
去年——旧年子
上午下午——上昼、下昼
头发——头发毛
上面下面——上背、下背
大拇指——手指公
衣服——衫裤
小拇指——手指尾
堂屋——厅下
雀斑——乌蝇屎
一片叶子——一匹叶子
肚子——肚白
鼻子——鼻公
脖子——颈茎
穿件外衣——著件面衫
水泥——洋灰
用菜下饭——拿菜绑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