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
最初认真阅读罗素的文章，是读研究生上外语课。当时就感到很震惊，那种明白流畅的文体，时间过去十几年，至今仍然让我向往。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罗素，说明评奖委员会这一次，还真没看走眼。和其他得奖者不一样，罗素不是小说家，也不是诗人，更没有写过剧本，但是他侧身其中，丝毫不比别人逊色。罗素的著作很多。从学术上看，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数学纲要》。这是一本大多数人不太明白的书。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罗素的影响在于他的哲学随笔，从五四时期开始，罗素的各种小册子，常常在书摊上畅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就我个人的读书经验，在文体上，中国作家真受罗素影响的并不太多，而从中悟出些道理的人，比较突出的也就算是王小波。
我完全出于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中国问题》，很大的一个书店，这已经是最后一本。新版的《中国问题》初版于1996年12月，印了一万册，一个月以后就加印，总印数达到三万。中国具有巨大的图书市场，我是一个经常逛书店的人，发现这本书，竟然是在一年以后。
当年坐大学图书馆的冷板凳上，曾翻阅过中华书局版的《中国之问题》，是这本书的初译，可惜那时候只是匆匆而过，并没有认真拜读。现在重读《中国问题》，感慨很深，一些话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罗素的这本书写于七十多年前，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现在也许仍然还是问题。社会的进步显而易见，然而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却不会因为社会已经进步，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罗素始终是一位对人类进步事业十分关怀的人文学者，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他对于中国寄予的希望和理想，甚至比我们中国人自己还要远大。在二十世纪，东方想摆脱西方的影响绝无可能，然而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服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在某种意义上，罗素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因为他直接涉身于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满怀热情地将绝大多数问题写了出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几乎同样重要。
罗素注意到了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窘境，知道中国人那种急于改变的心情，但是并没有自以为是地开出一张什么药方。中国的问题，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必须指出的是，罗素不仅仅耍嘴皮弄笔杆，他曾两次入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反战，被监禁六个月。还有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后的1961年，由于参与百人委员会的民众反抗运动，刑期由两个月，减至七天。
《中国问题》[英]罗素著秦悦译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定价：10元
《叫魂》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孔飞力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光荣退休，顶替空缺的正是孔飞力，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哈佛大学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中国人对汉学家的态度一直很暧昧。对于某些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汉学家手上似乎捏着诺贝尔奖的生杀大权，也许太当回事，结果一些所谓汉学家简单地成为了二道贩子，吃香喝辣，其实一窍不通。难怪前一阵新生代作家们搞调查，把汉学家一顿糟踏，骂得狗血喷头。平心而论，汉学家并不都是文化掮客。西方人研究中国，很多优势我们无法具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熟视往往无睹，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借助洋人眼睛，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我们鼻子底下常常忽视的东西。观点不同，看的也就不一样，此外，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汉学家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我们得学人家的观点和方法。
《叫魂》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历史著作。中国治学的传统，向来有文史不分家之说，从这一点看，《叫魂》也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孔飞力先生一共只有两本汉学专著，此前的一本是《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两部专著都被认为是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品。正如译者在后记中写的那样：“《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应该感谢孔飞力先生为读者提供的这次阅读机会。两百多年前，一场并不存在的妖术恐慌，在中国大地蔓延，上至帝王，中间是各省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搅得不得安宁。规模浩大的除妖运动因此展开，因为无中生有，所以一切变得非常荒诞。为什么会对无中生有的东西，产生那么大的恐慌，这是中国大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章节。剖析“叫魂”这一点，可以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全面，在精彩生动的叙说进程中，孔飞力对中国各阶层人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最有说服力的分析。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定价19.80元
《文明的历史脚步》
买这本书完全是因为韦伯的名气，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写文章，情不自禁地就会拉出韦伯撑腰。引用他的语录正在成为时髦，记得在大学读研究生，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讲座，提到国内新出的某本专著，开头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教导我们，不要迷信一切权威。这似乎是一种幽默，是迷信不要迷信，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学风，那时候写文章，总是马克思怎么说，动不动引用《资本论》，要不就是异化，就是存在主义。
我不觉得《文明的历史脚步》是一本多么了不得的书。韦伯生于1864年，卒于1920年，因为对东方的深入研究，他的一系列作品，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什么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不能在东方漫步，为什么东方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孕育，结果总是胎死腹中，韦伯的意义在于他比别人更早地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今天已经变得很流行的问题，在韦伯苦苦思索的那些年代，甚至于在他死去的很多年里，并没有多少人在认真思索研究。
我对韦伯知道得还是太少，就他谈到东方的一些文章来看，或许结论是正确的，然而从举证的角度来看，多少有些勉强。韦伯的文章在西方有很大反响十分正常，东方是一个谜，西方人想了解东方，韦伯的分析判断，很自然地就成了解谜的钥匙。韦伯毕竟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汉学家，和同样是德国人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韦伯是社会学家，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是大学里的必读课本，而关于他的讨论，最合适的地方，也是大学课堂。
中国人一度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资本主义是一个学者绕不开的课题，不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历史必然，正活生生地展现在人类面前，并没有因为对它的憎恨，因为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就走投无路，就日暮西山，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仿佛刚抽足了鸦片一样，方兴未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神气活现。无法预测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究竟有多长，韦伯当初感兴趣的，或者只是想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文明，研究它在东西方的不同境遇，它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更重要的，是还可能走多远，最终走向何处。这些问题并没有完，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去思索，去讨论。
《文明的历史脚步》马克斯·韦伯著黄宪起张晓琳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定价：8.00元
《狱中记》
看过王尔德传记的人，再读《狱中记》会很有意思。我不喜欢艺术中的唯美主义，总觉得这四个字是句骗人空话。王尔德的小说从未真正打动过我，他才华横溢，离经叛道，放在中国文化中，应该属于金圣叹一类的人物。我对王尔德的兴趣，更多的是他耐人寻味的人生经历。小说家的创作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笔，一是用自己的生活。王尔德最著名的理论，是艺术不应该模仿生活，生活反而应该模仿艺术，因为有虚拟的艺术作模仿和参照，王尔德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艺术，特别有情调。
少年成名，有很多钱，挥金如土，过着众人眼里的放荡生活，临了声败名裂，锒铛入狱，客死他乡。王尔德只活了四十六岁，死于中耳炎，据说是坐牢时留下的病根。作为同性恋者，在那个时代，他显得非常不道德，是该死的鸡奸者。王尔德在狱中写了这篇很长的文章，我曾经见到过取名为《惨痛的呼声》的片断，那是他最优美动人的散文，远比年轻时的名作更出色。不知道这本《狱中记》是不是在国内首次出版，反正完整地见到这篇长文，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一度很想搞明白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之间的是非恩怨，把这两个男人的文章放在一起研读，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他们总是在别人面前恶毒攻击对方，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句，王尔德把道格拉斯说得一无是处，而道格拉斯则干脆说他是“老男妓”。仇恨也会让人感到震惊，他们之间反目为仇，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因此大饱眼福。1891年，36岁的王尔德被21岁的道格拉斯吸引住了，深深地爱上了对方，或者说是互相倾慕。此时的王尔德如日中天，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道格拉斯，王尔德的事业一下子走到了尽头。考虑到两人受到的种种伤害，有点仇恨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最值得让人感动的，还是《狱中记》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爱。王尔德对艺术的执著，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自以为是，足以引起从事艺术活动的同行们共鸣。爱在王尔德的笔下是个不同寻常的字眼，它是人生的一种归宿，是艺术的终极目标。一般情况下，爱情发生在两性之间，放大了也只是亲情和友情。王尔德的《狱中记》除了流露对艺术的真爱，还表达了一个同性恋者惨痛的呼声，这是我们很生疏的一种情感，游离于传统的道德体系之外，既让读者感到好奇，感到困惑，更感到震动，感到无奈。也许，王尔德的艺术世界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也不可能找到钥匙。真实在羞羞答答的掩饰中欲盖弥彰，仇恨成了障眼的戏法，也许，我们静下心来，把王尔德最后的文字认真读完，沿着他的心灵轨迹进行探险，会在不经意中走出去一大截。
《狱中记》[英]奥斯卡·王尔德著孙宜学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定价：26.80元
《二十世纪的书》
一个世纪前，美国《纽约时报》邀请了一些名人，为它的“读书版”写贺辞，也许怕读者怀疑其真实性，所有签名都用了“摹本”形式。我对印刷史不甚了解，不知道摹本是否就是照相制版。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读书版”不受重视，所以要大张旗鼓造声势。那些贺辞都很有意思，是活生生的广告，“卡内基先生认为它给时报增光添彩”，“舍夫先生说它为提高时报的品位作出了巨大贡献”，“波特主教没有哪个星期六不读它”。时至今日，已弄不明白卡内基和舍夫是谁，他们是谁早就不重要，美国人喜欢的角色必然是阔佬，大家忘了这些成功人士，甚至也忘了那些在读书版上名噪一时的作家。
书评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虽然“比被评的书更短暂，更容易被人遗忘”，但是它能左右文学图书市场，造成文学风气，却是不争的事实。好的书评是赤裸裸的参与者，是一种提醒，是对遗忘和忽略的恐惧。书评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感觉良好在于，它希望注意到一些问题，留心某种现象，明确无误告诉人们应该读什么，应该怎么读。“书就是新闻”，《纽约时报书评》一直把对书的关注，当作意义非同寻常的事情。
好书与好书评是一种互动关系。没有好书，苛求好书评无疑缘木求鱼。一百年之后，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一本厚厚的《二十世纪的书》被编辑出版，它是无数《纽约时报书评》的精选本，是对过去岁月的一次隆重检阅。无论写书，还是写书评，包括编辑读书版，这本书都值得翻阅和参考。遗漏是免不了的，好书评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好书它并没有遗漏。
《二十世纪的书》是一本非常好的备忘录，它再现了《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的目光，是在炫耀，在展示自己曾经作过的努力和贡献。很显然，被《纽约时报书评》看中，不一定都是杰作，看走眼也不奇怪，声名显赫又昙花一现的流行读物，或许正是因为它的推波助澜造成了广泛影响。然而瑕不掩瑜，毕竟有太多的好书评，集中出现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这是其他读书版无法比拟的。经过一百年的努力，《纽约时报书评》已经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它的权威性一致共认，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能够出现在它的版面上是所有写作者的梦想。
《二十世纪的书》是对文学历史的一次重新梳理，披沙沥金去伪存真，过去，它用自己的声音表明态度，在第一时间里，对好书的传播起到良好的推荐作用，现在，孩子已长大，那些受惠的好书又一次反过来作证，用实绩来回报“书评”的知遇之恩。
《二十世纪的书》[美]查尔斯·麦格拉斯编
李燕芬张瀞文陆兰芝朱孟勋杨惠君刘建台合译
三联书店2001年10月初版定价：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