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迷惘》
“文革”后期，父亲被抄的书归还了，一时间，借书的人多起来。父亲一生中最心痛书，别人借，不好意思红脸，心里总不愉快。当时借书的，有尚未恢复工作的省长和省委副书记，有知青，有中学老师，有油漆工，有人很爱惜书，也有人借了不还，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候借书的，还真都是读书人。
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称父亲的熟人介绍，来了就吃饭，吃了饭，父母去上班，由我陪着聊天，聊到后来，我也得去上班，来人还是赖着不走，只好关照他走时别忘了把大门锁上。第二天，父亲发现书橱里的书少了，吃准了是这人拿的。母亲害怕冤枉人家，可是父亲犯了书呆子脾气，立刻用商量的口吻写信给熟人，过了一阵，在熟人的督促下，窃书者乖乖地将一大包书寄了回来，中间夹了一封信，没有一句是检讨，用词愤愤不平，大意是你们这些有书看的人，根本不知道没书的同志的苦处。
这一包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译文》，上面刊载了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我那时正好十八岁，已记不清将这部小说看了多少遍。这是祖父向我推荐的不多的几部中篇之一，记得自己曾老气横秋地对祖父说，他没骗我，这小说果然不错。祖父晚年，曾写信给父亲，想重读一些作品，这本《译文》便是其中之一。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祖父已过世，父亲也不在了，回首成长岁月，再也没什么比书的启迪更重要。茨威格显然不是最出色的德语作家，但是即使不算是挺尖选手，他留下的文化遗产，也仍然足够后人咀嚼。茨威格留下的优秀中短篇，差不多都收在了新版的《情感的迷惘》中，重读这个新选本，情不自禁感慨万分。这位与鲁迅同龄的德国犹太作家，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不幸的晚年。茨威格流亡在外，没有被纳粹送进集中营，然而却失去了他的母语环境，对于作家来说，这是最残酷的一件事。
茨威格最后是自杀的。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忍不住颤抖。本质上看，茨威格是一个古典意义的作家，他的小说以细腻见长，能很好地进入女性的心灵深处，对女性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女人自己。他小说中女人的爱，让读者难以忘怀，这也是他的小说至今仍有销路的原因。现在的书太多，大家都有书看，不能代表大家都看书。不过，茨威格的作品还能卖，怎么说也是好事。
《情感的迷惘》茨威格著高中甫等译
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定价：18.00元
《冠军早餐/囚鸟》
也许美国人喜欢用早餐做书名，印象中，起码有两部好小说和早餐有关，一本是卡波蒂的《在蒂法尼进早餐》，另一本就是冯内古特的《冠军早餐》。《冠军早餐》和《囚鸟》是冯内古特不同时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或许不太长的缘故，出版社将它们合二为一，变成了一本书出版。冯内古特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尤其对年轻人，我读大学的时候，黑色幽默被列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最后，人们谈完了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法国新小说，拉美文学爆炸，总忘不了说说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当时，有些像今天的新生代，或者说70年代作家群，最新，因此似乎也最流行。十几年前，写作心态不好的人，一夸他作品中有那点黑色幽默，立刻觉得很时髦很得意。
我喜欢《冠军早餐》的叙事风格。男主人公科幻作家屈鲁特，居然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如果不是译误，就是黑色幽默，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最终获得了医学奖。在得奖的七年前，屈鲁特住在纽约州科荷斯地下室公寓里，以安装铝合金防暴门窗为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同事和老板根本不能想象他会是作家，已经写了170部小说和2000个短篇，这些作品都登在那些乱七八糟的色情刊物上。屈鲁特不是色情作家，他的科幻作品和色情无关，出版商不过是利用了他的文字，为了赚钱的目的，包装成了淫秽作品。很多人买屈鲁特的作品，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而是书中的色情图片。
屈鲁特的文字生涯正好走过了这么一段路程。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色情图片很有销路，淫秽两个字，是最好的包装，可惜到了后来，随着性的开放，色情的价格一落千丈，读者再也不会为了春宫图片去买一本书，当年，人们去买屈鲁特的书，因为里面有这样的图片，现在，屈鲁特的书已经变得很不值钱，过去要花十二块钱才能买到的一本书，如今值一块钱，这一块钱就是屈鲁特小说的真实价格。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个十分尴尬的现实，然而情况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
冯内古特的想象力丰富，他小说中的细节，是黑色幽默最好的例子。看他的小说，总是忍不住要笑，阅读中的笑也是一种被打动，即使笑之后仍然是悲伤，是莫名的绝望。美国人的幽默实在值得学习，我们很多文章都喜欢板着脸写，然后让读者板着脸看，仔细想想，有什么必要。
《冠军早餐/囚鸟》冯内古特著董乐山译
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定价：19.00元
《词语》
见过好几个版本的萨特自传，三联版《词语》最有特色，正文后附有“萨特著作目录及提要”，由国外的萨特研究者编撰，具体编排方式，有些像中国的年谱，言简意赅，对进一步深入了解传主极有帮助。
和许多有名的自传一样，《词语》也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自传。说白了，只是萨特的童年自传，和常见的自传不同，它并不以有趣的轶事见长。正如译者潘培庆先生说的那样，这部自传的意义，只是在于它的文化性质。它注定不是一本轻松的书，中间夹杂了太多的议论，跳跃也比较大，从写作到出版，《词语》经过了整整十年，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和重视心情。以萨特的名声，这本书随时随地可以问世。
萨特把自己的童年，或者说是把自己的一生，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读，另一部分是写，无论是阅读是撰写，都是在和词语这个人类文化的符号打交道。萨特早年丧父，他的童年是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度过，这个老人是他的外祖父，一位家里拥有许多书籍的语言教师。萨特在书的环境里长大，阅读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在字还没有完全认识的时候，便在书的海洋之中航行，此后，他的一生都在水里挣扎，书海无岸苦作舟，阅读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宿命。童年过分孤独的生活，没有小伙伴，已故的作家们便成了他的朋友。萨特在书本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对于他来说，词语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而现实的世界只是词语世界的“摹本”。
撰写成了萨特的另一种生活。他为写作同行们下了定语，“干我们这一行的都一样，都是苦役犯，而且还文了身”。在词语的宫殿里，他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词语的主宰。早在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时，萨特就发现了运用词语的奇妙魅力，在他最初撰写的故事中，“作为英雄，我与各种暴政作战，而作为造物主，我又把自己变成了暴君”。想象给了萨特最大满足，而用词语把想象固定下来，便成了他征服世界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有些事实说出来可能会很尴尬，是读和写这两种简单的生活，使萨特成其为萨特。纵观萨特的一生，或许多少也能找到一些“体验生活”的影子，当过兵，打过仗，做过俘虏，参加过抵抗运动，有过很多女人，但是与阅读和撰写相比，其他种种经历都显得微不足道。
《词语》萨特著潘培庆译
三联书店1988年版定价：5.60元
《猫和鼠》
格拉斯起码有两个理由，让目前的中国人知道他。首先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界的大事，不管你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一位文学最高奖得主，是新科状元，媒体饶不了他。其次，他的小说《铁皮鼓》被拍成电影，在欧洲反响不错，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又获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响更了不得。只不过当年的媒体不像今天这么热闹嚣张，因此至今还见不到盗版的VCD，事实上，我一直在地摊上留心这部电影，很多年前曾看过录相，真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很值得收藏。
格拉斯本来还有一件事可以使得他在中国流行，这就是小说中的性描写。1961年，《猫与鼠》出版不久，引发了一起“艺术和色情”的争论，这是继《铁皮鼓》之后，格拉斯最有影响的一本书，但是攻击者为他扣上“色情作家”的帽子，认为《猫与鼠》在“道德方面毒害儿童和青少年”，因此应该列为禁书名单。出面要将其列为禁书的是一个州的劳动、福利和卫生部，这是个一本正经的政府机构。格拉斯不服气，拉着出版社一起抗辩，专门聘请了五位专家，对《猫和鼠》进行审读，这种审读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结果以格拉斯胜利结束。但是仍然有好斗的评论家揪住他不放，于是闹上法庭，双方针锋相对，各不退让，最后法庭做出裁决，禁止评论家“在文学批评以外的场合，将原告称为‘色情作家’”，格拉斯对判决很不满意，不满意也没办法。在法制国家里，法庭说了算，要生气也只好回家生气。
事隔多年，回头看这件事，大家都觉得那位揪住格拉斯不放的评论家很蠢，法庭也糊涂得够戗。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的读者，还是东方的中国读者，都不会觉得《猫和鼠》有什么过分的色情描写。性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我们总以为西方人一向开放，其实20世纪60年代初期，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再版，也曾在英国发生轩然大波，而此时，这部以性著称的书，距离初版本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另一本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是屡遭禁止，它在美国出不了，先在法国出版，然后才出口转内销，成为美国人的畅销书，据董鼎山介绍，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城镇的图书馆里，它仍然还是禁书。
《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洛丽塔》在中国出版，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麻烦，麻烦成全了两本书，使它们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猫和鼠》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尽管它是一本很出色的小说，完全可以和戈尔丁《蝇王》相比美，经过改革开放，那一点“性”已算不了什么，因此它的畅销也注定不可能。现在能支撑这本书的一个卖点，是诺贝尔文学奖，迟早一天，这奖也蒙不了人。见怪不怪，《猫和鼠》最后将遭遇那些真正的读者，他们不是奔性而去，也不是因为诺贝尔奖，而是其他的一些别的什么。
《猫和鼠》君特·格拉斯著蔡鸿君石沿之译
漓江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定价：8.50元
《杜拉斯传》
在好几本杜拉斯的传记中，还真有些犹豫，吃不准该为哪一本说几句话。杜拉斯成为一种热门，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话题至关重要，进入传媒时代以后，反客为主的情形愈演愈烈。现代读者对作品本身，常常不如对作家本人的轶事兴趣更大，杜拉斯身上的事太多，对于传记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中国读者眼里，法国人最浪漫，而法国女作家中，最敢胡闹的也许就是杜拉斯。早在还是一个女孩子时，她便是个问题少女，到了晚年，已是66岁老太太，又为年仅27岁的扬·安德烈亚打开了家中的大门。这个看上去一脸忧郁的年轻人，成了杜拉斯最后的情人，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六年，交往的众多异性中，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现在，老杜拉斯死了，报纸上正在连载扬的纪念文章。
1960年，法国阿尔戈电影公司的创始人多曼想拍一部关于广岛核爆炸的电影，打算让一位女作家执笔，最初考虑的两位作者是萨冈和波伏瓦，萨冈18岁成名，是个神童似的人物，而波伏瓦则是萨特的终身伴侣。两位才女的知名度当时都在杜拉斯之上，制片人约萨冈见面，这位心高气傲的女作家竟然忘了时间，让人家白白地等了好几个钟头。机会最后落到了杜拉斯身上，制片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拨通她家的电话，杜拉斯一口答应，并主动邀请导演喝茶，两个倾向于电影革命的人谈得很投机，喝茶最后变成了喝酒。
杜拉斯的一切，都从反叛开始，反叛是个很重要的姿态，与众不同是她追求的目的。在一开始，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媒体的宠儿，因为媒体总是媚俗于大众。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拒绝而走得更近，因为不想媚俗又真正地媚俗。是电影成全了杜拉斯，还是她成全了电影，将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对于大众来说，人们更多的只是知道电影，知道《广岛之恋》，知道由梁家辉主演的《情人》，毕竟看场电影要比看小说轻松得多。杜拉斯写过的电影剧本多达十九部，影响最大的电影《情人》剧本恰恰不是她亲手改编，这是一个意外。刚和电影打交道的日子里，她的作品在书店中滞销，小说集《树上的岁月》印三千册，几年后才卖了九百多册。《情人》出版后，印数很快高达百万，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是电影拉动了作品的销售，到后来，她的作品本身就是畅销书，是电影导演的抢手货。最初是小说借助于电影，后来已是电影沾光于小说。
杜拉斯写的电影剧本《情人》被拒绝了，她已经名成功就，因为这种拒绝可以获得很大的一笔钱。她后来挣了很多钱，多得有些离谱，导演需要杜拉斯的故事，她需要电影带来的丰厚回报。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她也是不多的玩电影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电影便意味着大众，杜拉斯是个很不错的玩家。
《杜拉斯传》[法]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定价：36.00元
《杜拉斯生前的岁月》[法]弗莱德里克·勒贝莱著方仁杰译
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