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是评定一段历史时期是否可以被称为盛世的基本条件，只有国家统一了，社会才能稳定，百姓生活才有保障。“康乾盛世”在这一条上还是比较符合的。清代的国家统一问题一直形势比较严峻，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稳定，经常出现问题。北方的蒙古最为典型，康熙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葛尔丹将漠西蒙古统一在一起，建立了正式的政权组织与清政府相抗衡，康熙三次西征，击败了葛尔丹，完成了统一，但这个统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蒙古后来仍然多次和中央政府对抗，清朝对西部边境的控制一直没有完全实现。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彻底一统新疆才算完成统一，清朝的疆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此时清朝的总面积为1300多万平方千米，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至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到曾母暗沙，是当时世界各国之中疆域最辽阔的。曾有学者这样赞颂当时清朝的广大疆域：
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
然而，清政府为了开拓并保持广大的疆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巨额的财政支出，消耗了国力。康熙朝用兵较多，军费开支巨大，康熙帝驾崩时财政已经十分窘迫，国库仅剩800万两白银；雍正朝休养生息，逐渐攒下家底；到了乾隆朝，乾隆的“十全武功”又造成了巨额的财政支出。到乾隆晚年，国库空虚，整个大清朝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子。
康乾盛世期间，农业发展十分迅速。首先，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使得耕地面积增加很多：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有526万顷耕地；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达到851万顷，超过了明朝最高耕地数。除耕地面积增加之外，农业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广东地区通过种植早稻、晚稻和油菜、甘薯，一年可以做到三熟。江西无法种植晚稻，也可以做到一年两熟。多熟种植技术在南方全面推广，粮食产量因此大幅度提高，每年增产60多亿公斤。还有，这一时期农业分工更细，作物种植得到推广，很多农民专门从事蔬菜生产。北京郊区就有专门的菜农，他们不仅按照时令种植各种蔬菜，甚至能够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种植反季节蔬菜，在秋冬季节也能为北京市场供应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河北一些地区原本不种植棉花，在乾隆年间棉花种植得以推广，这些地方十有八九也都种植了棉花。南方的甘蔗更是普及，甘蔗田动辄上千顷，远远望去如同芦苇荡一样。另外，从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马铃薯得以普遍推广，增加了粮食产量，为人口的增多创造了条件。明朝晚期是欧洲的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使得全球的农业作物得以交流，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自美洲传到南洋，又经南洋传入中国。这些作物传入中国之后，其种植技术也跟着传入，并且不断改进成熟。明代的《农政全书》，清代的《金薯传习录》、《齐民四术》等书中都详细记述了番薯、玉米、马铃薯等作物的种植、贮藏、加工技术。这些作物都非常高产，有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些作物都属于粗粮，它们在食物中比例的上升也说明了当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低劣。因此康乾盛世的人口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低生活水平的增长。
从人口总数来看，明朝时人口总数曾经过亿，明末战乱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减少，一直到康熙时期，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乾隆五年全国人数1.4亿，22年之后，已突破2亿，又过了33年，3亿大关也已突破。有三个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一是社会在百余年的时间内总体处于比较安定的局面，休养生息的时间较长；二是这一时期实行税制改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等，取消了人头税，百姓对人口增加没有了顾忌；第三，粮食产量提高，尤其是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普及，使得养活大量人口成为可能。然而，这一时期人口只有量的增长，并没有质的提高，相反，人口素质却呈现一种普遍下降的情况。这是清代思想黑暗统治的结果，中国人因此逐渐失去活力，变得愚昧、落后。此外，人口的增多也带来了很大压力，年景稍有不好，饥民、流民人数就会激增，这也给中国后来的工业化带来了负面作用，人口增长空间被压缩，对工业化进程是一种制约。
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是比较落后的，主要是因为之前历朝历代传统的天下观已经落后于时代，但却仍在清朝得以维持。清政府仍将外部的所有国家都视为夷狄，采取怀柔远人的政策，希望外夷能归附中华上国，但对外国又严加防范，以防出现夷狄乱华夏的事情。为此，清朝仍然采用旧的朝贡体制，以天朝上邦自居，接受别国朝贡，向清朝朝贡的国家都是一些周边小国，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除了朝贡国家之外，清朝在这一时期还遇到了侵略者，主要是沙俄。清朝经过军事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明确了两国的疆界，沙俄南侵的势头被阻止。
如果仅仅以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清朝在这一时期做得还是不错的。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从经济和思想两个方面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推进，欧洲列强的综合国力都有了质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强烈的改变世界的欲望。相比之下，中国却始终陷于一种“盛世”的停滞之中，其中最为可悲的就是思想的禁锢、落后和保守，偌大一个大清朝，竟无一人能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也不屑于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当然，康熙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近代科学知识，而且很有兴趣；乾隆时期，也曾见识过西方的科学发明，对其兴趣盎然，尤其西洋的军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清朝的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也一直用西洋人。但这些都仅仅局限于统治集团高层，甚至只有皇帝一人的个人兴趣，并没有向社会全面推广，用于提高生产率，增强国力。而当西方列强——尤其是沙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之时，清朝统治者却毫无反应，他们一味沉醉在盛世的辉煌之中，忙于修建园林，安于享乐，根本没有想过该用哪些措施来防范，更不可能想到应该通过进行社会变革来完成国家向近代的转型。
或许说清朝统治者面对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毫无反应是冤枉了他们，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反应的，但这种反应是简单而愚蠢的，那就是闭关锁国，断绝和世界的来往。康熙一代雄主，在这一问题上也目光短浅，他认为中国出海口太多，在他这个时代尚无大碍，日后必定是国家的祸害。于是他厉禁天主教，严格实行闭关政策，将当时众多的通商口岸都关闭了，只留了广州一个。之后，中西交流越来越少，大清帝国仍然保持了大国的形象，但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虽然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从清朝才开始，但清朝的闭关政策使得落后进程加快，程度加深，并且错过了追赶世界的时机，这是不容置疑的。
“康乾盛世”是一个盛世，但却是一个没落的盛世。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在这夕阳的无比辉煌之中，慢慢走向了黑夜。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上的苦难深渊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