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暴君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末代皇帝，《逸周书·谥法解》中说“好内远礼曰炀”，因此礼官们把杨广的谥号叫做“炀”。“好内”是好色的意思，“远礼”则是说离国家法礼要求太远，自己任意妄为。如此看来，被评了一个“炀”字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的确如此，无论当时还是后世，谈到隋炀帝时都是众口一词，说他为了自己享受而大兴土木，不惜民力，他效仿秦始皇，到处巡游，还贪杯好色，荒淫无度，是暴君的又一典型代表。
在前文当中，我们已经给纣王、王莽、曹操等人洗刷过冤屈，然而隋炀帝的冤屈可不易洗刷。纣王年代太久，很多材料并不确凿，王莽和曹操是不为世人所理解，而隋炀帝则不同，他干的坏事那是铁证如山，确实没法翻案。但是，隋炀帝尽管做了许多坏事，但他同样也做过不少好事，其中有一些还影响深远，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意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总是要从功过两个方面来谈，不能因为隋炀帝有过错就抹杀了他的功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隋炀帝具体有哪些历史功绩：
第一，隋炀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有人说，隋朝统一全国，是在隋文帝时期完成的，这个功劳怎么能记在隋炀帝的头上呢？不错，统一全国确实是在隋文帝时期完成的，但统兵南下灭掉陈朝，直接的军事指挥官却是杨广。公元589年，当时杨广年仅20岁，就担任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南下灭陈。杨广手下有数十万大军，但陈国实力也不弱。自三国鼎立几百年来，南北朝划江而治，势均力敌，这种平衡除了在西晋灭吴的时候曾经被打破之外，再也没能有过特例。即使是曹操、苻坚这样的雄主，也都只能望江兴叹。难道年纪轻轻的杨广能再次做到渡江灭掉南朝的伟业吗？长江天堑是陈朝的天然保护屏障，这对杨广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出人意料的是，杨广带兵很有一套，他手下的隋朝军队英勇善战，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陈朝的长江防线，所到之处，陈军闻风而降。杨广还再三严明军纪，隋朝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对陈朝官府的财物也不动一丝一毫。这样一来，隋朝军队赢得了广大民心，“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没过多久，隋军便攻破了建康，活捉了陈后主陈叔宝。就这样，年纪轻轻的杨广完成了多年来无数英雄豪杰都没能完成的统一大业，自北魏建立以来的南北朝分裂局面、自东汉末年以来数百年的战乱局面，都在他手中结束了。
公元590年，江南陈朝遗留贵族发动叛乱，杨广奉命平叛，并就任扬州总管，镇守南方。为了能够完成任务，杨广努力学习江南方言，为此还娶了一位江南女子为妻。他知道要稳定局面，首先要抓住士人的心，于是他努力亲近江南学子，找到江南的著名学者，重用他们。杨广在江南耕耘十年，用自己的真心投入来笼络人心，使得南方士族对隋朝的怨恨和怀疑大大减轻。杨广还推行了许多合理的行政措施，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种种隔阂打破，为南北人民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在杨广的努力下，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逐渐归顺中央，隋朝在江南的统治真正建立起来。随着南方的平定，公元600年，杨广带兵北上，打败了进犯中原的突厥人，捍卫了边疆。
隋炀帝的第二个历史功绩，当属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位时期，曾精简机构，改革吏治，还创建了科举制。
隋炀帝即位后，针对隋朝中央机构臃肿的弊病，在官制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隋炀帝通过改革一箭双雕，一方面精简了机构，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打击了原北齐、北周贵族的势力，巩固了隋朝的统治。针对地方行政机构，隋炀帝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州置郡等等，将地方军事权与行政权分开，降低了地方分裂割据的风险。
而隋炀帝在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成果，则是开创了科举制。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炀帝下令，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十科开考、选取举人。后来又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四科选取举人。这就是科举制的前身。后来，隋炀帝又设明经、进士二科，通过“试策”，也就是写文章的办法来选取人才，科举制由此诞生。“进士”出自《礼记·王制》篇，本义是可以进受爵禄。在隋朝科举中，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也就是时事政治论文。这种分科开考，以文章取士的办法在当时只是初创，制度还比较粗糙，并不十分完备，但却开创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的先河，为日后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的创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改变了以往官爵由门阀士族世袭的现象，给出身贫寒的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渠道。科举制以才学为取士的标准，门第出身的影响成为次要，这扩大了招揽人才的面，满足了庶族地主的政治要求，对门阀士族的政治垄断形成了有力打击。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提高帝国政治运作的效率、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炀帝的第三大功绩，就是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极大地发展了全国的交通和运输。
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大运河，在某些史论中是作为隋炀帝的罪过来阐述的。的确，这两项工程耗费巨大，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两项工程之所以上马，是具有充足的理由的，而且工程完成之后，给后世确实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
营建东都洛阳到底有哪些理由呢？很多人都说隋炀帝只是为了游赏玩乐的一己之私，其实不然。为了营建东都洛阳，隋炀帝曾下《营建东都诏》，其中说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位置居于天下之中，是向东南和东北方向派兵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最是要紧不过。隋炀帝诏书中的这些话都是从隋朝历次用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开皇十年，江南多地发生叛乱，陈国有复兴之势；仁寿四年，汉王杨谅趁着隋文帝刚刚驾崩，在并州起兵造反。在这两次平叛的过程中，隋炀帝深感长安太过偏远，调动兵力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杨谅叛乱平定之后，为了安定并州，将并州许多百姓向南移民，都移到了河南一带，这些人口急需加强控制。因此，隋炀帝认为，依照目前的形势，营建东都洛阳是大势所趋。于是，在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即公元604年，他就下令修建洛阳城，令杨素等人负责。一年之后，洛阳新都建成，包括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最外一圈是外郭城，周长达七十里。皇城是大臣们办公的场所，而最里面的宫城周长也有三十里。
所以说，修建洛阳是从国家总体战略出发的：隋朝都城长安远在西北，向东、向南距离太远，政令不畅，而东南方向逐步成为了国家的经济中心，而且是原本陈朝的统治之地，必须控制而又难于控制。而洛阳地理位置优越，政令可以有效地传达到江南，还可以兼顾北方边境，保卫国家。另外，由于北方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都城长安难以自给自足，必须从外地调运粮食，而长安位置偏远，运粮不便，洛阳则取得粮食比较方便，利于减轻百姓负担。
几乎与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大运河也开始开凿。隋炀帝先是引黄入汴，再由汴入淮，这就是通济渠；随后又从淮入江，这就是邗沟；还有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至黄、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相互连接起来，绵延五千多里，从北方的涿郡到南方的余杭尽皆连通，这就是水运大动脉——大运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沟通漕运，实现“水路通，贡赋等”，使洛阳、长安的粮食供应得到保障。其次，则是为了将北方、江南和洛阳连接起来，既加强了对江南和北方叛乱地方的统治，也为出兵高丽做好了准备。
出兵高丽当然是隋炀帝统治时期的一大败笔，但是不管隋炀帝有着怎样的主观动机，开凿运河这件事在客观上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首先，大运河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大运河使得隋朝的军队能够更加迅速地到达北方和江南，对叛乱势力形成威慑。而江南的粮食等物资也可以通过大运河更加方便地运往洛阳和长安，对于稳定两个都城的社会有重要作用。
其次，运河的开凿促进了隋朝和后来唐朝的经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因此而繁荣起来。多年的南北割据曾经使得南北商业往来断绝，隋朝的统一为手工业、商业的交换范围扩展创造了条件。隋文帝时实行了统一货币、度量衡和修建道路、驿站等等措施促进商业流通，这些措施虽然有效，但并没有完全满足商业流通的需要，尤其在交通条件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开凿运河就成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举动。
大运河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元、明、清朝三朝均定都北京，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考虑，从经济上说，北方已经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然而，大运河的存在使得北京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南方的物资保证，定都于此的经济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纵观隋炀帝一生，我们发现：他确实犯了一些不可饶恕的过错，如奢侈浪费、滥用民力、远征高丽等等，这些过错导致了隋朝的灭亡，是隋炀帝罪有应得。但是，隋炀帝并不是一无是处，其历史功绩也不可磨灭。他统一全国，营建洛阳，开凿大运河，这些都为唐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这个评价充分肯定了隋朝和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关注。
2.明君唐太宗的人生污点
李世民，唐朝第二代君主，对内他能任人唯贤并知人善用，采取一系列以农为本、发展生产、休养生息、重视教育的政策，并整顿吏治，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对外他大力平定边患，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对己他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广开言路，重用诤臣。最终，在他的统治下社会出现了清明、安定、繁荣的局面，后人称之为“贞观之治”。自贞观之治开始，有唐一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巅峰。直到今日，在外侨居的中国人仍被称为“唐人”，华人聚集的街道称为“唐人街”。这些都自李世民开始，人们想到李世民的功绩，对李世民也大有好感，免不了赞一句“一代明君”。
然而，在大部分人对李世民的一片赞叹和佩服声中，有那么一小撮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八卦八卦他的一些糗事，为这个一代明君浇上一瓢冷水。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一代明君李世民，人生之中也难免有一些污点：
第一件事，弑兄杀弟，美化历史。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发起的，也因此夺得了皇位。在这次流血事件中，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当时的齐王李元吉），随后威逼父皇禅位，这才坐上了皇位。这件事历史已经详细记载，铁证如山。然而，古代帝王总是想要保持自己的完美形象，李世民也未能免俗，他很关心日后大家如何评论“玄武门之变”，于是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起居注》和《实录》。《起居注》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书，《实录》是专门记载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的编年体史书。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皇帝无权干涉史官如何记录，甚至不能阅读这两本书的内容，这是历来的传统，也是对史官的职权和地位的尊重，通过完全不受干扰的、史官独立记载皇帝言行事件的这种方式来对皇权进行约束，即如果皇帝恣意妄为，尽管当时无人能够限制，但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骂名。而唐太宗为了一己私欲，犯了一个天大的历史错误，他几次要求看《起居注》，修改《实录》，并且最终得手，给唐朝以及后世所有的皇帝开了个极坏的先例。
贞观十六年四月，有一天，唐太宗突然问负责编撰《起居注》的官员，说你负责记录编撰起居注，那么作为皇上，能不能看一看呀？
当时负责编写《起居注》的是谏议大夫褚遂良，褚遂良听唐太宗这么问，不由得一愣，于是回答道，如今的这个《起居注》，就和古时候的左右史官一样，好事坏事都记着，目的就是约束天子，让天子不能恣意妄为，从没听说天子自己还能看的。意思也就是拒绝了唐太宗的要求。
唐太宗见褚遂良这么说，也就不打算遮掩了，索性说了心里话，说那朕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事，你还真要记是怎么着？
褚遂良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人如其字，外柔内刚。这时候见唐太宗如此干涉自己的工作，干脆就直截了当回答唐太宗说，臣既然干了这个工作，那肯定得尽心尽责，有啥记啥。
唐太宗的要求确实太过分，黄门侍郎刘洎在一边都看不下去了，于是插话说，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在心里。唐太宗听了，赶紧解释说，朕的言行，基本上分为三类，或者是考察前代的成败得失，作为今日的借鉴；或者是提拔有利国家的人才；又或者是排斥小人，不听谗言。朕自信能守住这三条，不犯什么过失，因此就不希望史书记载我有什么坏处。唐太宗为自己辩护的言辞十分勉强，尴尬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次试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虽然唐太宗第一次查看《起居注》的尝试失败了，但他心中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一年后又再度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次是要看《实录》，而且比上一次更露骨。
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唐太宗开始先装糊涂，问房玄龄说，前朝史官记录历史，都不让天子观看，到底是什么道理？房玄龄不知道咋回事，就实话实说，说史官记录历史，都是如实记录，既不夸大天子的圣明，也不隐瞒天子的丑事，天子见了，难免不高兴，所以就不让天子看了。唐太宗说，朕和前朝的天子可不一样，我想看看史书，了解一下之前我都犯了哪些过错，以后好引以为鉴，你就把史书拿来我看看吧。这干脆就是明说了。
这时候，旁边的谏议大夫朱子奢说话了，他的话还比较婉转，但也是劝唐太宗别看。他说陛下您圣明，哪能犯什么错呢？所以咱们的史书里记的都是好事，没什么坏事可记。所以您看看史书也没什么。不过这个事不能只看陛下您自己，要考虑到子孙后代，您的后世子孙未必都能像您这么圣明，万一他们学您的榜样，也看史书，那么史书就失去了对他们的制约作用了，对咱们大唐的江山，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朱子奢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又顾及了唐太宗的面子，唐太宗也不好反驳，只好再次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