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当时实行的是双币制，白银和铜钱都可以作为货币，都可以流通，那么仅国内就存在着汇率的问题。
金、银、铜这三个有色金属，自唐代开始，国家就制订了它们之间的汇率，1：10：1000。一两黄金=十两白银=一千两铜。但是这个汇率基本上跟没制订一样，因为有的地方白银多，有的地方铜多，所以民间有自己的汇率，这是根据市场规律形成的。
原本中国是没有银矿的，中国的白银大部分是从日本和美洲运来的。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国是严重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中国做生意的洋人，都是将整船地银元运来，购买茶叶等商品。二百多年里，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在6亿～11亿两之间，并且每年还有数百万的输入，所以中国的白银一直是贬值的。
道光朝的银价上涨，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状况，正是这些状况的综合因素影响了银价。
第一个原因是铜钱制造得越来越多。从康熙朝到乾隆朝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每年国家大约铸造2亿到3亿枚铜钱，但是从嘉庆朝到道光朝的短短三十年时间，就铸造了超过20万亿枚铜钱，如此大规模印钞，怎么可能不贬值。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铜都是从云南铜矿开采的，而道光前期云南铜矿出现大问题，导致产量下降。产量是下降了，但是钱却不许少铸，怎么办?很简单，降低铜钱的含铜量。于是大量劣质的铜钱上市流通，所以成色下降必然导致贬值。
这第三个原因，就是前两个原因共同的作用。市场上有一个规律，叫做劣币淘汰优币。简单讲，就是保值的钞票是不流通的，原因是大家都希望保存它，而把贬值的钞票花出去。世界上如果哪个国家的钞票信誉度好，而且保值，那么别的国家和老百姓就会拿它当储备。于是在大清朝，铜钱大量流通了，而富户们都把白银储备起来，以备不虞。
第四个原因，就是假钞问题了。据说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大约有四成是假币，假币只使用很少的铜，但是质量看上去还行，于是铜钱贬值。
第五个原因才是贸易逆差的问题。
根据政治经济学权威贺力平教授进行认真的测算，以及参考一些国外的资料和论述，鸦片战争前，实际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有五十多万两，没有黄爵滋说的两三千万两那么可怕。把这50万两贸易逆差与当时国内6万亿～11万亿两白银的总量相比较，可以说，白银外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也就是每年国内都要涌入大量白银，但是现在不但没有了，还在流失，当然问题看起来就比较严重了。
第六个原因，是当年全球白银产量的暴降。道光皇帝继位之前，全球白银产量平均每年280万盎司，其中有一半要输入到中国。道光皇帝驾崩以后，基本也是这个产量。偏偏就是道光在位的这三十年，平均每年只有150万盎司，那就没有办法了，是老天爷在跟道光皇帝开玩笑。
大清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臣们人人都看到了。如果以白银为货币的话，那么大清就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以铜钱为货币的话，那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是严重的汇率问题。
清朝没有专业的统计部门，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只有琦善略微关注到白银升值与人口和货币本身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人，都把国内的汇率问题简单化，把矛头指向那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政府一直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美国的汉学家们也说，如果没有鸦片贸易的话，那么大清自己的汇率问题，同样还是会爆发贸易战争，只不过名词也许就是棉花战争，或者呢绒战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真正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由于东西方两种完全相反的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也许会因为交流的深入程度而推迟数年，但绝对不可能避免。
史上最严厉戒毒法
集体讨论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禁烟方法五花八门，论起银价升值的真正原因，只有琦善略微触及，而单说效果的话，虽然邓廷桢的刺字有点儿阴损，但执行的效果估计还会好一些。
全国的省部大员共有二十八个人陈述了看法，其中有八人同意加重惩罚，他们当中以陶澍和林则徐为首，他们成为后世的严禁派。但大部分的官员，都主张禁毒应该从源头抓起，以严查走私和贩运为主，不能将二百多万吸毒者全部斩首，他们当中，以琦善和邓廷桢为主。著名的大滑头河南巡抚桂良（后世的洋务领袖），他一个人有两个主意，两头不得罪。
为此，道光皇帝特地召回了在家服孝的穆彰阿，由他来主持一个大型会议，让全体在京高官集体审议这些奏折，同时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撤职。这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虽然同意严禁的只是少数人，但是道光皇帝比较倾向严禁派。
这其中恐怕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态度。能不能禁止只是能力问题，但要不要禁止就是态度问题了。道光皇帝是非常注重儒家传统的，对这样的大事，他不可能不表态，事实上全国官员所等的，就是他的态度。而他更不可能让臣子们去议论自己的价值取向，严禁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结果。
在大清，任何官员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全国准备严禁鸦片的时候，自然而然拿主张弛禁的许乃济祭旗，以示决心。比他还可怜的是庄亲王奕贲和辅国公溥喜，他们被革去了爵位。这两位皇亲国戚在全国讨论禁烟的时候，偷偷跑到庙里吸毒，被道光皇帝抓了个典型。接下来，道光皇帝在整个北京城的皇亲国戚中，首先开始了禁毒运动，一大批官员和亲贵被贬官免爵。
集体讨论的结果诞生了三十九条《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篇条例总共有九十四页内容，非常的严厉和复杂。主要内容如下：
所有吸毒人员，在一年半之内必须戒烟，不能禁烟者将被判刑，绞监候（死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所有开设烟馆，提供吸烟场所，以及包庇贩毒的官员，就地正法，绞立决。为国内走私提供货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
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除了吸毒人员是死缓以外，其他凡是参与鸦片销售的相关人员，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全杀，就地正法，一个活口不留。
很讽刺，被后世评为弛禁派代表，主张丧权辱国的大汉奸穆彰阿，却制订了如此严格的禁烟法律，并且有专门针对洋人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部全球禁毒条例。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清朝对洋人实行的其实一直是治外法权，洋人行动受约束，但不受审判。因为来中国做生意的洋人很多，经常与百姓发生纠纷，但是各国法律不同，法律的精神和文化也大不相同，这些洋人不懂天朝法令，而大清的官员也有点有理讲不清。最后除了严格控制这些人的行动自由之外，就不再用大清的法律去约束他们了，跟他们讲大清律也没用，他们听不懂。
这样的结果是由一些著名的案例导致的，具体案例后面会讲到。西洋各国没有治外法权，那是因为他们的立法精神是相同的，而中国的立法精神跟西洋相比则是完全相反，南辕北辙，不存在可比较性。
后来《南京条约》签订后，举国愤怒，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都觉得这个治外法权是最丧权辱国的，为什么洋人犯法就不能审判呢？实际上，这项规定早在《南京条约》签订前一百多年，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只是从来没有明文发布过。
但是为了禁毒，大清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洋人贩卖鸦片也要斩首。这里牵涉到一个重点，在洋人本国，贩卖鸦片是合法的。而且这些洋人也没有在中国境内贩卖鸦片（当时国际上没有国家海域的说法，凡在海上都算公海），那么应不应该执行斩首呢？从法理上看，当时也没有这么复杂，道光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当然能处死所有的人，包括洋人。哪怕是在境外贩卖，也照样可以斩首。
法律有了，接下来就需要执行法律的人，这个人道光皇帝已经想好了。
当时全国的督抚大员当中，最能干的一共有四个人，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两个旗人两个汉人（琦善是蒙古八旗）。陶澍身体有病，而且两江事务繁重，就不劳烦他了。满人操守不好，贪污受贿严重，那么全国实际只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道光帝伸开黑手
跟其他三个人相比，林则徐的特长是公正，他洁身自好，公正廉明，在惩治腐败方面不遗余力，而且他是少数主张严惩吸毒者的大臣之一。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急。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日后定能成大事，但我就怕你的急躁害了你。这一次，道光皇帝用的就是他的急躁。若没有一位雷厉风行的官员主持禁烟，那么这次运动就跟以往数次一样，流于形式。
选择林则徐还因为他是最重视禁烟的官员，他对道光皇帝说了那句光耀古今的名言，“若犹犹泄泄，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很可惜，这句名言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银票”而说的。林则徐的原话是说，现在市面上银票流行，有些商家没有资本，开了银票就携银潜逃了，老百姓深受其害。为什么银票这么没信誉呢？是因为生意不好，生意不好是因为鸦片生意太好，如果再不治理鸦片，几年过后别说银票没信誉，连国家的兵源粮饷都成问题了。
但这句话还是重重敲打了道光皇帝，如果再不治理鸦片，军队将再也没有战斗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清楚道光皇帝的思路，他没有选择一些有外交经验的官员，而是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惩治腐败的官员。在他的内心里，这次禁烟的重点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就像黄爵滋所说的，没有吸烟的人，就没有鸦片市场，没有鸦片市场，就不会再有贩烟的人，所以严禁鸦片首要不在于杜绝海口，而在于惩治乱民。
林则徐进京了，八天之内道光皇帝召见了八次。赐紫禁城骑马，考虑到林则徐不太会骑马，又改成了让他坐轿，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给林则徐铺上毡垫。十九次秘密会谈，圣恩深重。
但是没想到，十九次召见，林则徐只表达了一个想法，我不想去。
林则徐为什么不想去？他可是最为百姓称道的“林青天”。他嫉恶如仇，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道光皇帝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品质，派他去广州，就是为了打破广州海关的利益集团。道光皇帝认为，鸦片无法禁绝原因就是广州稽私不力，原因就是贪污腐败。
按照儒家传统美德，青天大老爷肯定会在腐败最严重的地方，以林则徐湖广总督兼左都御史，从一品大员的官衔来看，全天下除了道光皇帝，还有谁是他不敢惩治的？
偏偏广东海关的这个贪污犯，他真的不敢惩治，这个贪污犯就是道光皇帝本人。
皇帝的消费是非常高的，经管皇室消费的是内务府，内务府的收入来源有很多，比如黑龙江的金矿、东北的鹿茸人参、江南最好的丝绸（江宁织造）、景德镇的瓷器（官窑）、皇庄的收入，其中还有广州海关。
广州海关的正税要解交到内务府，而规费，也叫陋规，就直接由皇家收取了，甚至连内务府都不能沾手。特殊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公主出嫁、太后过寿、皇子娶妻，皇帝也会直接去找广州十三行勒索，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了洋人头上。所以广州海关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天子南库。
广州十三行曾经因为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百分之十放到基金里，以供皇帝勒索。其中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皇帝上贡5万5千两，为军费捐了6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13万两，向户部上交5千多两，为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20万两。
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500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比如行商潘喜官，他一次就捐了10万两，其他人自然也少不了。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是林则徐被流放的时候说的，但至少也表达了他当时的想法，他不想去，为了国家，他却不能不去，道光皇帝的恩宠也逼得他不能不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流着泪对林则徐说，如果不能禁绝鸦片，朕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最后道光皇帝要求林则徐，鸦片必须要禁止，但是战争却绝不能挑起。不得不佩服道光皇帝的心思细密，整个朝廷无数大臣，多次会议，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洋人当回事，只有道光皇帝想到了战争。
林则徐上路了，他要去广东禁烟。他的好朋友龚自珍生活潦倒，想跟着去广东谋个差事，林则徐婉言拒绝了，他觉得广东情况复杂，民夷混杂，官府军队洋人行商盘根错节，这一次差事不好办啊。他猜对了结局，却没有猜对原因，他没有被盘根错节的局势整倒，也没有栽在反腐的最前线，而是倒在了洋鬼子的船坚炮利之下。茅教授是从林则徐的日记以及奏折中推断出道光皇帝的训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