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鱼的警示
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受到蒙古征伐影响的，是岛国英格兰。
公元12、13世纪的时候，英格兰附近海域盛产的青鱼，已经驰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瑞典、哥特兰以及利沃尼亚沿岸，以往每年都会派出很多商船，驶往英格兰东岸的雅茅斯，因为那里有最活跃的青鱼交易市场。[1]然而，公元1238年出现了例外。
这一年，诺夫哥罗德人一直在为蒙古人的入侵作防御准备工作，同时，他们还必须提防西欧与瑞典的机会主义者可能发起的入侵，因而所有船只都停泊在码头，没有人出海去英格兰买鱼。而瑞典、哥特兰和利沃尼亚沿岸的船只，又都被瑞典伯格沃伯爵用来运输入侵诺夫哥罗德公国的军队和骑士。于是，在公元1238年，竟然没有一艘外国商船造访英格兰。[2]
[1]利沃尼亚：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
[2]伯格沃伯爵（Earl Birger，1210—1266年）：瑞典政治家，在瑞典统一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建造者。
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英格兰本笃会修士、编年史记录者马修·帕里斯如此写道：[1]
担心遭到他们（指蒙古人）入侵的哥特兰与弗里斯兰的居民，没有像往常的习俗一样，在青鱼旺季来到英格兰的雅茅斯，他们过去通常将船停泊在这里。由于这个原因，那一年（公元1238年）的青鱼售价很低，因为市场上的青鱼太多了。
至于英格兰青鱼过剩的程度，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就能知晓：公元1238年，1便士能买四五百条上好的青鱼；1357年，1便士只能买25条上好的青鱼；而且，1357年的货币已经有所贬值。正因为如此，很多英格兰商人在1238年破产。[2]
大概也是在这一年，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国王和贵族们，已经从前面提到过的朱利安修士的报告中，进一步得知了“鞑靼人”入侵的威胁。“鞑靼人”是朱利安修士对蒙古人的称谓，因为他所接触的苏兹达尔公国的人即是以此称呼蒙古人，这个词的意思是“来自地狱的人”。
但是，西欧人并不认为蒙古人会打过去。下面这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公元1238年，拔都在罗斯诸公国攻城略地的时候，在绰儿马罕率领之下的另一支蒙古军队，正在横扫中亚和中东地区。
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罗马教皇格里高利
[1]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1200—1259年）：英格兰编年史记录者，本笃会修士，他所写的《大事录》（Chronica Majora）经常被历史学家引用。
[2]Michael Samuel，The herring：its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Britain，Bibliolife，2010.
九世，于是对伊斯兰世界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政策，使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一段和平时期。而在此时的中东国家的统治者眼中，蒙古人的威胁比十字军大得多。因此，他们希望能获得欧洲的支援。
据英国历史学家钱伯斯考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都接待过伊斯兰世界派来求援的特使，其中还包括臭名昭著的伊斯兰教“刺客派”的特使。不过，这些特使最终全都无功而返。
腓特烈二世继续忙于与教皇的较量，至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想法，温彻斯特主教彼得的一番话可以作为解释：[1]
随他们（指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狗咬狗去，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对付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我们将能够杀死他们，清洗地球表面的脏东西。届时，整个世界都将服从天主教会。
西欧人无疑是幸运的。在听到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后，拔都很快就率军离开了欧洲。我们无法从现有史料中推断，拔都是否有过征服西欧的计划，我们能够推断的是，如果蒙古大军果然西进，他们不太可能遇到欧洲人的协同抵抗，而且，以当时西欧的实力，也不太可能是蒙古人的对手。
[1]彼得（Peter des Roches），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1238年6月，英国温彻斯特主教，曾担任英国最高司法官。
2.致命的继承
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其版图分裂成了10个王国。其中，最有帝国气象的是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南迁至今法国东南部地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他们逐步侵入法国的东北部。公元486年，法兰克人建立起墨洛温王朝，这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十年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与罗马教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此后，罗马教会帮助法兰克王国扩张，而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又促进了基督教的普及。
在经过三百多年的扩张之后，到加洛林王朝（751—987年）的中期，法兰克人已经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
加洛林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查理大帝。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罗马教皇给他进行加冕，把他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是这个具有挑衅意味的称号，加深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此之前，只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才可以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直接继承人。
很难说查理是否想创建一个大帝国，因为他并没有修改王位继承制度，使“多子继承”变为“独子继承”，使之符合帝国承继与发展的需要。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去世之后，法兰克王国很快便走向解体。
公元843年，他的三个孙子缔结了《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在855年、870年、880年，这几个法兰克子王国再遭三次细分。
分裂后的加洛林王朝处境日益艰难，彼此征战的几个兄弟王国，在北方、东方和南方分别遭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匈牙利人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入侵。总之，法兰克王国再也没有被重新统一。
公元10世纪时，欧洲呈现了全新的政治版图。作为东法兰克王国衣钵的继承者，德意志王国成了欧洲最强的国家，标志性的事件是，在公元962年，国王鄂图一世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德意志王国也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统治范围除了德意志外，还包括低地国家的大部，以及今法国东部的大片地区。[1]
德意志王国比法兰克王国幸运的是，持续拥有多位富有才干、精力旺盛的皇帝。因此，自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德意志王国一直处于强盛的状态。同时，它与罗马教会保持了联盟的传统。实际上，正是这两个因素——德意志皇帝的才干、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构成了德意志强大的基础。
德意志皇帝们的主要对手，是境内洛林、萨克森、士瓦本、弗兰肯尼亚和巴伐利亚五大地区的军事首领，这些人也被称为王公。正是为了对抗这些王公、治理广袤的疆土，皇帝们十分依赖与教会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德意志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主教，而他们往往出自皇帝自己的家庭。罗马教会对此是无法进行干预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德意志皇帝一声令下，大军很快就能突入意大利，任命其他自己人为教皇。也正因为如此，罗马教皇多数时候并不愿意挑战德意志皇帝的权威。
[1]低地国家因其海拔低而得名，特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3.政教冲突
到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时期（1073—1085年在位），这种至少在表面上比较和谐的局面被打破。显然，这位教皇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为此，他与德意志皇帝展开了较量。从这位教皇的手段——联同王公们孤立德意志皇帝——上看，他十分了解德意志的权力结构，以及王公们的需求。
双方较量的结果是，格里高利获胜。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西方历史学家总不忘交代中世纪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公元1077年1月某日，27岁的亨利四世匆匆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赶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单膝跪地，请求站在他面前的教皇的宽恕。历史学家们都愿意引用格里高利写给王公们的信中的一段话：“亨利在城堡门前一直站了三天。他赤着脚，身着粗劣的衣衫，放下了君王的种种尊严，泪水流个不停，祈求教皇帮助、抚慰他。”
时至今日，在许多德国人的概念中，“卡诺萨之行”这个词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忍辱投降。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亨利并不软弱：在实力与条件具备的时候，他宣布废黜了格里高利，并任命了另一位教皇，并在公元1084年率军攻入罗马，为自己挑选的教皇加冕。格里高利则于次年死于流亡之中。
这件事只是政教冲突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大军的较量在继续。其结果是：王公们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为了保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更愿意扶持软弱的人担任德意志皇帝；德意志皇帝则失去了对教会的控制权，因而也无法对抗王公们的挑衅。
毋庸置疑，德意志皇帝们陷入了恶性循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在位）进行了一次重要尝试。他试图从古罗马法典中寻找理论支持，以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能够支持这些理论的物质基础。
于是，他作出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决定：不是开拓易北河以东富饶的农业地区，而是拓植意大利北部的土地，希望把它变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个举动招致罗马教皇与伦巴第联盟的联合打击。[1]此后，甚至德意志本土教会也开始疏远皇帝。于是，德意志王国复兴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
到了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1220—1250年），德意志已经完全由王公们进行统治，而这些王公们彼此之间战火不断。为了扭转局面，腓特烈二世加紧了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较量。此时早已经是有名无实、陷入政教纷争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不可能阻挡蒙古人的入侵了。
4.落井下石的邻邦
根据《剑桥中世纪史》的说法，腓特烈二世曾致信西欧某几位君主，敦促他们整顿武装，做好抵抗蒙古征伐的准备。但是，腓特烈的书信被认为别有居心。政敌们指责腓特烈二世将蒙古人引入欧洲，因为德意志的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军力，曾经雇佣过钦察人——蒙古人的仇敌。[1]
[1]伦巴第联盟指的是意大利北部城市联盟，这些富裕的北部城市具有极强的独立性。
而腓特烈二世似乎也确实从蒙古征伐中获益。为了获得他的支持，贝拉四世情愿成为他的附庸。不过，因为德意志帝国并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公元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解除了贝拉四世的附庸身份。实际上，贝拉四世没有从这些自顾不暇的邻国手中得到任何帮助。
公元1241年8月，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去世之前，曾授权十字军东征以打击蒙古军。在德意志主教的鼓动之下，确实组建了这样一支东征军，这支军队由腓特烈二世的儿子康纳德四世指挥。但是，因为蒙古军队并没有突袭奥地利，这支军队不久之后就解散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支本意是抵御外敌的东征军留下的资源，后来被康纳德四世用于镇压国内的反对派。
罗马教皇特使卡皮尼也认识到，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歧是如此深刻，根本没有能力抵御蒙古人的征伐。在结束对蒙古帝国的访问之后，卡皮尼没有带蒙古使者回访欧洲，因为他担心蒙古人了解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争斗后，会对欧洲发动新一轮的军事入侵。
不过，蒙古人或许根本就没有入侵西欧的计划。理由是，这些以复仇和劫掠为主要目的的蒙古人，在征服罗斯诸公国、波兰与奥地利的过程中肯定会认识到，欧洲国家的财富根本无法与亚洲和中东地区相比。
在西方历史学家的概念中，公元13世纪的西欧已经处于“中世纪盛期”，其经济实力已经飞速发展。然而，欧洲几个最大的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居民都只有10万人左右，伦敦人口在公元1300年时还不足8万，有入侵之虞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的人口只有2万。有着“神圣罗马帝国”称号的德意志帝国，直至公元12世纪才开始兴建城市。比如，慕尼黑直到公元1158年才开始修建，至1175年才被正式给予城市待遇，才有修建防御工事的资格。
[1]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在经过考证之后，曾如此描述中世纪时的欧洲城镇：
中世纪的城镇并非现代城镇的微缩摹本。街道往往未加铺砌，住宅里专有种菜的园子，圈里养着牛和猪。在经过一个大都会的街道时，你往往会碰上一群咩咩叫个不停的羊或一群伸着长脖叫唤的鹅而不得不停下脚步。城市内卫生条件很差，空气中往往散发着人畜粪便的臭味。火灾经常发生……卫生条件恶劣，人口拥挤不堪，传染病易于滋生，同时极易传染开来。
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征服匈牙利王国且大军已经抵达奥地利及德意志帝国边境后，蒙古人并没有继续西进，而是宁愿继续在匈牙利消磨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