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奕訢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学业、工作、生活等方面都相当出色的一个人。这不禁让人设想，如果当初道光帝把皇位传给了皇六子奕訢而不是皇四子奕詝，晚清的历史又将会怎样去书写？
少时的奕訢已表现出“冠于诸昆弟”的聪颖，见过面或未谋面的，几乎众口一词地如此称赞他。这一切缘于他的好学和惊人的记忆力。幼时读书，老师日授千言，他稍读即成诵。对新鲜事物，他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痴迷。青年时期在大清备受侵略欺侮的刺激下，他开始转向向敌国学习。看魏源的《海国图志》时，他爱不释手，反复摩挲，“胥能成诵”。正是由于熟诵，后来他才会有与建议将《海国图志》、《坤舆图说》等列为考试通商衙门官员课本的人不同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这些书为国人所撰，终究不是亲眼目睹，因而不免“离奇荒谬，疑信参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奕訢在学习诵读的基础上时常有独特的思考，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同治二、三年时，他开始经常性地阅读南北通商衙门的情况汇报和外国人在华创办和发行的报纸，他是统治阶级中始终对新鲜事物和世界情况保持最全面了解的人。奕訢也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统治经验的积累，他在公事闲余对辑录了雍正以来典章制度的《枢垣纪略》一书详加披览，从中熟悉历朝用人行政情况。此外，他又嘱人依《枢垣纪略》体例，利用档案资料和所见所闻，详细补述《枢垣纪略》以来50余年军机处的变化沿革、奖惩故事、人员调迁等内容。该书已成为目前研究清代政治和军机处作用、性质和成员构成等情况的最为重要的资料。奕訢总裁方略馆时，还花了近4年的时间对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情况、经验做了资料编纂。奕訢不厌其烦，随时披览，最终编成《剿平粤匪方略表》和《剿平捻匪方略表》两部大型文献书籍。书的立场当然是从维护王朝统治的角度出发，但它毕竟提供了关于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第一手资料。
因师承工于书法的贾桢之故，加之奕訢本人的爱好和努力，他的书法也相当地漂亮。字体圆润黑大，有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之风。奕訢也爱读诗和赋诗，擅长经史杂论，“勤学能文”。奕訢的诗癖一直保持到其暮年，成为他一生的精神伴侣。他的诗文后来都收在《乐道堂文集》（又称《恭亲王文集》）里。奕訢的诗追求清新的风格，后人评价他“诗学晚唐”，赞扬他“不愧风人”。
除诗书外，他还通声律。闲来无事，经常操琴演奏。奕訢对文物的鉴赏也有着特别的兴趣和水平。由于自幼生活于皇宫之中，使他可以经常考较观摩王羲之、米芾等人的书法真迹和其他文物。奕訢所藏的端砚尤为丰富。高雅的兴趣爱好使他有别于那些惟好声色犬马的王子贝勒，作为满族亲王中积极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也因此颇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和尊敬。时人称奕訢“举止安详”，“对人无多语，而辄中窍要”，具有一位亲王应有的风度。皇子的身份让他时时不忘自己的高贵血统，长期执掌军机又使他养成不任性言论的作风，加之屡遭慈禧的打击也使其更加小心。那个活泼开朗甚至天性有些率真的皇族少年后来已然长成。
在接见外国人时，奕訢常有尊严。与人熟悉了之后，亲切近人。在接触的外国人当中，他与赫德的关系最好。一些外交、洋务上的重要事情，他常常请教赫德，与他商量。他们两人之间交往，就很轻松。一次，奕訢甚至解开赫德的上衣，仔细观察西服的裁剪构造，盛赞西服确实简易方便。
他能礼贤下士，真切地关心下属的疾苦、要求和愿望，严肃中透着亲切。尽管工作辛苦，但官员们都心存感激，乐于效力。军机章京许庚身按规定可有一次出外的美差。可当时正值奕訢用人之际，需要他留京。奕訢为此特别对他解释：“金陵克服指日可望，论功行赏，枢府必有许多要办之事，非君莫属。所以特请您留下襄赞一切，典试学差，下科再行倚重”。这一席话，谁听了心里不热乎乎的，后来许庚身办事更加努力。一般官员外放时，按制应拜谒时任议政王的恭亲王。虽然按制奕訢不予还礼，但他却命人送茶，请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良久”。但对官员所犯的错误，他也绝不姑息放纵。有一次，放置于军机处的太平天国洪秀全金印失窃了，这金印重达100多两，是重要的文物，同时又具有政治价值。他亲自主持调查，查明是军机章京满人萨隆阿所窃，金印已被卖到首饰铺熔成了金条，失去了文物价值。奕訢立即判萨隆阿死刑。晚清的笔记家在比较了先后执政的几个亲王时，均认为奕訢办事合理，人甚明达。
在晚清的政治中，奕訢是始终隐藏在皇权巨大影子之中的重要人物，从咸丰、同治到光绪朝，他前后主持总理衙门达28年之久，直接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奏折、咨文、札谕无数。自咸丰三年（1853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断断续续执政31年，其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军机处，几乎所有的谕旨、廷寄都经过他的手。仔细爬梳这些文件，很多都是奕訢思想和意志的体现。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带肃顺等近臣及妃嫔逃离北京，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奕訢以“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和硕恭亲王”的名义办理议和事。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谈判，和议达成。在这以后，奕訢全力倡导“自强”的近代化，提出建立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也提出了“自强”的种种方略，开始办理洋务。洋务运动后来成为贯穿奕訢生命大部分时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奕訢也成为洋务运动在中央的代表。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行将崩溃的清王朝，洋务运动的客观后果却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铁路、交通、邮政、通讯、学校、机器生产、海军等都在这次运动中诞生。奕訢和他的支持者所倡行的洋务运动给迟暮的清王朝吹来了一丝新风，注入了一线生机，创造了“同治中兴”的局面。随着慈禧实力和权力欲望的增长，奕訢成为她打击的首要对象。奕訢在人生连续遭受几次打击之后，锐气也逐渐消磨。
自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奕訢赋闲十年。其间家人相继离去，更加给他赋闲的生活增添了悲凉之感。
奕訢嫡福晋瓜尔佳氏，大学士桂良之女。她比奕訢小一岁，性情高傲，喜欢兰竹，居室题名为“听竹斋”，自号“友兰女士”。善治家，以致奕訢自豪地对人说，由她治家可三十年无后顾之忧。生有长子载瀓、三子载濬，长女荣寿公主。卒年47岁，那年是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880年6月29日）。
侧福晋薛佳氏，生育次子载滢，死于奕訢之后。
侧福晋王佳氏，10岁随瓜尔佳氏陪嫁而来，因出身卑微，能事上以礼，待下以宽，谦和而善解人意，虽未生养儿女，但与奕訢感情很深。光绪五年奕訢随扈东陵参加同治帝大葬，走时她谆谆相问归期，谁料葬礼还未办完，她就病故了。奕訢得此噩耗匆忙赶回向爱妻告别，寄托对其无限的哀思。
侧福晋张佳氏，生育第四女，因素患肝疾，光绪九年即病故，年仅26岁。
侧福晋刘佳氏，生育了第三女和第四子载潢。
长女荣寿公主，聪明知礼。年少时即被慈禧收养宫中，一直待她如同亲生。后经太后指婚，嫁给景寿多病的儿子志端，婚后大约一年，志端死去。奕訢见爱女得不到幸福，却毫无办法。好在慈禧依然对其宠爱不衰，封以天子嫡亲女儿“固伦公主”之号。
奕訢长子载瀓，这位未来亲王爵位的继承人，自幼锦衣玉食，渐成纨绔之习。曾和同治帝一起出入烟花之地，28岁时病死。时人均称载瀓是因欺男霸女，行为放荡而自戕身亡的。
奕訢次子载滢，同治七年奉两宫太后旨意过继给奕訢八弟钟郡王奕詥，承袭贝勒。义和团运动中，因包庇纵容拳匪遭惩处，交宗人府圈禁。
至奕訢逝世，已没有儿子可承袭他的爵位了。慈禧遂指令已过继出去的载滢的长子溥伟回归本支，承袭亲王爵位，俗称“小恭王”。奕訢身后的“悲凉”、“萧条”由此可见。
奕訢死后，慈禧太后发表懿旨说：“溯当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秋狝木兰，恭亲王留京办事，中外乂安。迨同治初年垂帘听政，恭亲王首膺重寄，入赞枢机；荐举贤才，肃清区宇……”，“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对奕訢留京议和、联合发动政变、大胆起用汉臣剿平农民起义等做了高度的评价。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朕叔恭亲王，天赋聪明，宅心公正。……凡军国重事，无一不尽心规画，上协圣谟”，从维护王朝安危的角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都认为奕訢的死是清王朝的重大损失，是“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轮摆”，以至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还有人认为如果奕訢活着的话，“庚子年拳匪之乱，必不至于发生”。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他们对奕訢极力维持中外关系正常友好的一贯方针持赞扬态度。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操纵手持原始武器的义和团同时向八国联军开战确实是不明智之举，若奕訢还在，确实是不会发生这样事情的。
今人也开始逐渐注意到奕訢这位没落王室的皇子为清王朝建立的功业和他一生坎坷的经历。
台湾学者吴相湘曾对奕訢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说：“综观恭王一生，以过人之敏知，处中外流言庞杂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腹心于将帅，示信义于欧美，同治改元，内政外交日有起色，满清国祚得以延长，实利赖焉。只以女主当朝，集权纵欲，视相王如眼中钉，一进退间，安危兴亡之迹判然显现，六十七年固如落花一梦，然实已不愧为爱新觉罗氏之好子孙矣”。确实，没有奕訢，就没有“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作为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他努力地维持着王朝的统治秩序，延长了这个家族家天下的统治。从皇室的角度来看，他是清帝国的忠臣。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当时最保守的皇室的骄子，又是向西方学习的倡行者；他在维护王朝统治的同时，又客观地在瓦解着王朝统治的根基；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乐于接受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他深爱着他的祖国，却又不得已出卖着国家的主权；他坚强也妥协，他高傲也谦卑，他平易也孤独。
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的一生充满着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