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完手里的烟后，我爸才讪讪地说：“生活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能去责怪那个想过得好一点的女人，更不能去说她品质有问题。依我看，只要她肯回来安心和你堂兄过日子，别再跑掉了，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我把视线扭向窗外：“跑了第一次就会跑第二次。”我爸摇摇头：“这个女人已经跑不动了，如果她还跑得动她就不会回来找你堂兄了。”我说：“也许吧。”
回贵阳的前一晚，我把堂兄约出来在小馆子里吃了顿饭。堂兄不断地向我表示感谢然后不断地像我小时候向老师表态会好好读书一样向我表态会努力工作然后尽早把钱还给我，我说：“哥，没必要说这些，这些都没意思。”
别人都有一个潇洒异常穿花衬衣的大哥，我却有个脸上有胎记的、活在自卑中的大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以他是我哥而深感耻辱。后来，当堂兄照例被人围住欺负时，我没有因为难堪而掉头离去，而是挥着拳头冲了过去。那天晚上我们用峒河水洗干净打架留下的血渍，然后在河边坐到天黑才回家。虽然我仍然不敬仰堂兄，但我在峒河边明白并尊重起了“兄弟”这个词。
女人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自从在总部工作得顺风顺水后，向我投怀送抱的女人陡然增多。这些素昧平生的女人都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些好处，这样让我厌恶，因为她们让我止不住地想起堂兄找的那个仗着器官打江山的老女人，所以她们越想靠近我，我就越是把自己的护城墙建得高高的。
每当这些女人向我矫情地献媚时，我就会心态失衡——对此我很有自知之明——我逃命时她们没出现，我濒死时她们也没出现，我一有钱了她们就像是被闹钟闹醒了一样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大言不惭地说跟我有天注之缘。如果说她们都和我有天注之缘，那么范昭和我岂不是天命之缘？我的钱是自己拿一滴又一滴的鲜血换来的，都没让范昭享受过，凭什么让她们享受，难道我看上去就这么像一堆可以被她们摆弄的垃圾？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昭的身影非但没有在我记忆中变得支离破碎，反而愈发完整也愈发有力狂野，而我对范昭的思念之情也并没有得到稀释，反而变得愈发浓烈，我想这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找到一个能替代范昭的女人。我不想自己心态失衡，我想恢复成一个平静的男人，所以我开始了寻找。
2002年夏天，贵阳市物价局的一个阿姨——此人对喜龙有生杀大权，一个标价签错误可以引来她开出的三十万巨额罚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帮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受了，由此拉开了我的相亲大幕。
相亲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首先就要上市——把自己推上“婚姻市场”，然后在市场上寻找一个可以阴阳互补的人，有合并意向后互相派遣会计师去审计一下对方“你家还有几个老人没死啊”之类的关键数据，没有问题就向双方家里的元老院申请合并重组，申请批准后就着手私有化退市，最后各带四点五元去民政局买结婚证。
早几年如果有人建议我去相亲我肯定会笑掉大牙，但现在竟然也不那么抗拒了。这也许是成熟的象征，以前的我不仅要结果更加要过程，现在只要结果还行就懒得管过程精不精彩了。
因为相亲到后来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所以干脆给这些和我相过亲的姑娘们编了个号，她们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长存在了我的记忆中。
一号比我大三岁，刚好符合“女大三，抱金砖”的古训。帮我作介绍时，物价局的阿姨很含蓄地告诉我一号之前谈过恋爱。我心想这不是废话么，比我都大了三岁，如果还是个处女才奇怪。我对此一点都不介意。
我爸对此倒是有些意见，因为他在这方面很保守，认定娶老婆必须要娶黄花闺女，否则会让列祖列宗颜面无光。我爸小心翼翼地提醒说：“你想想，她都这么大了，按照一般成长规律，她应该经历过很多很复杂的事情了，所以你还是给自己找个经历简单一点的姑娘吧，这个姑娘你就让别的男人去娶吧。”
我妈大概是看爱情电视剧看得比我爸多，所以在这方面开明些，她倒是不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黄花闺女，“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我们的那个时代了”，但是我妈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堕过胎的或者有妇科疾病的那就算了，到时候肯定会影响下一代，万一结婚后生个残疾出来怎么办？”
在爸爸妈妈的鞭笞下，我对一号的热情少了许多。一号这个人本质上不错，只是她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女人，已经树立起了她种种不容动摇的生活标准，也已经习惯了提出种种不容反驳的要求，所以我和她交往就意味着我要分裂自己去适应她这些框框格格。后来的一个凌晨，一号盆腔炎发作躺到医院里住院去了。我觉得一号的经历果然太复杂了，所以给她交了住院费买了束鲜花送给她以后就终止了和她的交往。
二号比我小一点，人长得很不错，经历也很简单。说实话，年轻的女人就是不同，举手投足间都会流露出能熔化钢铁的青春魅力。
交往一阵后，我发现了二号有个特点，她好像有特别多的哥哥，当她提到比她大的一些男人时，她从来不说这些男人的名字，也不提这些男人的职位，她从来都是用“那个哥哥”来代称，理所当然地，我也成了她口中的“那个哥哥”。我问二号：“你到底有多少个哥哥呀？”二号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我也不清楚，反正有好多。”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二号告诉我她小时候因为成绩一般家庭条件也一般，所以很自卑，读初中时，突然有个高年级的哥哥追求她，所以她顿感生命是如此之灿烂，再然后读高中，又有好几个哥哥同时追求她，这几个哥哥为她又写情书又画画又打架，所以她感觉自己的生命愈发飞扬起来。
我把二号的话反复琢磨了一番，心想二号会不会有一种“哥哥综合征”，她需要的似乎不是一个未婚夫，她需要的是寻找到更多的哥哥追求她宠着她。我问二号：“你应该很喜欢你的这群哥哥们宠着你吧？”二号说：“肯定呀。”我不想淹没在二号的哥哥大军中，所以没再和她见面了。
二号之后自然是三号，三号是南明区区政府中层干部家庭出身，大学毕业后进了人民广场旁边的贵阳海关上班，算是个含着金汤勺长大的人。三号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心胸开阔为人随和，待人彬彬有礼，可惜我无法同她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三号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再加上父母一路为她保驾护航，所以她是在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有阳光的世界中长大的，她没有体验过艰难，也未曾去承受过什么压力，一句话总结就是，三号在为人处事方面拿捏得很有分寸，在感知个人情感方面相当麻木——虽然她会在佯装中感慨几句从书上读来的人生。
我问三号：“你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三号说：“痛苦啊？读大学的时候，食堂里的饭菜可难吃了，所以我每天都很痛苦。”我问：“你还有其他痛苦吗？”三号想了想：“好像没了。”
有时候我想跟三号讲一讲我的过去，讲一讲我的心情，因为我很重视这些，但是三号很快就会听得哈欠连天，我的这些琐碎之事对她来说毫无价值。爸妈劝我要把握住来之不易的三号，但是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找一个太充满阳光的老婆，我需要那种身带阴暗色彩却活得很阳光的老婆，所以和三号最后还是渐行渐远渐无书了。
四号依然是物价局的阿姨介绍给我的，这个阿姨很为自己介绍了身患重度盆腔炎的一号给我而内疚，所以她像是补偿我一样又给我介绍了一个。阿姨的盛情实难退却，所以我再次踏上了相亲之旅。
四号是遵义人，刚从贵州大学法学系毕业，现在在贵烟集团上班，属于那种每个月工资多得花不完的职场新人。不久后的一天，我请阿姨和物价局的其他领导吃饭时，四号跟着一起来了。四号没有给我惊艳的感觉，不过看着挺舒服，打扮得也挺精致，除此之外，她看上去有点迷糊。
我猜四号应该属于那种小时候不显眼长大后慢慢显眼的姑娘，根据我的阅人经验，十岁以前很好看的姑娘到了十八岁左右基本上就惨不忍睹了，反倒是四号这类姑娘作为仅存的硕果越长越好看。记得读小学时，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堪称倾国倾城，比“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国民党女特务四丫头还要妖娆三分，结果小学还没毕业她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就长成秤砣脸了。
吃饭时，四号没怎么说话，她专心致志地在对付桌上的那一盘蛇肉。阿姨跟我们聊起了她最近的减肥成果，我接过话茬说我最近也在减肥，这时候四号抬起头来问我：“你也要减肥呀？”我说：“是啊，我以前可是标准的瓜子脸。”四号捂着嘴窃笑起来，然后她说：“现在变成鹅蛋脸了对吧？”我说：“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减肥。”四号脸上又出现了迷糊的表情：“不过我觉得男的壮实一点也挺好。”
